中国历史悠久漫长，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绝大多数时间里是眼睛向内的，缺乏主动合作的习惯，也很少分享利益的意识。大人物争王称霸，小人物独善其身，富户钱财传家，侠客笑傲江湖，无论是英雄豪杰还是市井小民，对自己的本事都十分在意，却不屑于借助别人的力量。很多人追求个人的功名利禄，但共享荣华的多不久长。圣人们对个人作用看得很高，重视个人奋斗，鼓励人们出人头地，认为这关乎家国的成败和兴衰，即修身才能齐家、治国，进而平天下。从基础的意义上说，这是有道理的，今天也不过时。但修身的内涵十分广阔，包含着人与人的合作及家与家的合作，否则就如同一个个的沙子，何谈治国平天下？
历代的大家们也都讲“和”，讲“和为贵”，强调家庭和邻里“和睦”的重要。相对而言，对“合”的论述就显得很少，对“合”的阐释也不那么精细。春秋战国之时，先贤们把“人和”看成比“天时”、“地利”更加重要的战略性因素，却多把“合”当作权宜之计。也有少数人从战略层面促“合”，如鬼谷子、苏秦和张仪等，都曾经推动风云际会，因此成为纵横家的代表。不过，他们都精于纵横捭阖之术，把合纵连横当作言说的技巧。相传鬼谷子著有《三书》，现存的《鬼谷子》有捭阖之术十余篇，但“纵横”概念只出现在三处。至于纵横本身有什么意义，现存资料无系统解释，主要从鬼谷子的弟子苏秦和张仪的历史实践活动中分析归纳，多见纵横之术，而无纵横之学。不仅如此，随着秦王扫平六合，汉武帝独尊儒术，百家争鸣如过眼云烟，纵横家也如同昙花一现，“合”的思想则再无更大的张扬。
从国家的层面看，大唐强盛、四方来贺，如“合”字那样“一人一口”似的互利互惠的情况则不多。从明朝到清朝，即1368年到1911年之间，西方发生了两次巨变，一是文艺复兴，二是工业革命，思想和技术翻天覆地，一跃站到了世界的前列。而中国则实行海禁，切断了与外国通商的路径，自以为会永远是中央大国。明代以前，要么官方派船出海，要么经官方许可后私船出海，从未有海禁一说。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海禁，既不许私人船只出海，也不派官方船只出海贸易，外国商船亦不许来华，中外物品交换被严格限制在规模甚小的朝贡贸易范围内。虽有郑和七下西洋，但出海的目的众说纷纭，不管是为了寻找明惠帝，或者是为了炫耀兵力，还是为了以中国的瓷器、丝绸等产品换取海外国家的补药、香料和奇珍异宝，满足王公贵族的享用，反正不是为了互利互惠的国家利益和百姓的利益，更不会有利益分享的观念。
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自然经济社会，一直是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即使经商的人，本质上和农民没什么两样，基本上保持着同样的心理、同样的文化和同样的习惯，即“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根本谈不上合伙做事、利益均沾。在古代西方，没有当时中国那样的大一统局面，城邦式的国家星罗棋布，国与国之间战争连绵，但相互间的合作也是持续不断的，战前签署联合的协定，战后按契约分配领地、奴隶和其他财物。中世纪末，西方贸易集中在地中海，多数贸易以一家一户为单位，但也有几个人签订合约的，把资本交给一个人去搞，赚了钱后大家分，风险共担。到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西班牙人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开始了远洋贸易的历史。漂洋过海地在东西方之间往返，不仅需要很多资本，而且贸易的风险也大，小船几乎都是有去无回。于是，人们凑钱建造大船，提供远航贸易的经费，最后按出钱的多少分利，公司制企业也就诞生了。
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此后，类似的合作组织形式遍布西方，合作经营、分享利益的理念也逐渐深入人心。在中国，16世纪末、17世纪初，正值明朝神宗朱翊钧（1573-1620）统治时期，后来经过光宗常洛（1620）、熹宗由校（1621-1627）和思宗由检（1628-1644），这个中国最后一个汉人的王朝就土崩瓦解了，但汉人的文化并未消亡，后来被蒙古人和满清全盘继承。正因为错过了16世纪到18世纪之间世界文明发展的两次大机遇，中华民族落在了世界民族之列的后面，积贫积弱，任人宰割，千疮百孔！不过，文明是相通的，也可以共存、共享和共荣。由于几千年来国家封闭和观念内向，不但延缓了中国人追赶人类前进的脚步，而且一度变成了西方列强们争抢的俎肉。今天，中华民族重新觉醒，在霸权的围堵中正在重新崛起，主要得益于国家的改革和开放。然而，文化的变革非一日之功，甚至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目前，在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没有哪个国家能置身事外，要在多元化竞争中把握沉浮，在敢于竞争的同时必须善于合作，否则只能踉跄而行。
对于许多企业的管理者而言，好不容易摆脱了因循守旧，在改革和创新上获得了共识。遗憾的是，在提倡竞争的时候，常常忽略了合作；在进行竞争的时候，常常放弃了合作的选择。因此，有很多企业在奔向强大目标的过程中，上演着一出出堂吉诃德式的悲剧。有些国有企业的高层管理团队也是这样，能人很多，却形不成合力，各有所长却无法整合。尤其在企业进行重大决策的紧要关头，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很难迅速地实现统一。在民营企业，包括在家族企业里，虽然有家长制和一言堂的弊端，在管理水平上属于低级层面，带来的风险确实不小，但却能避免九龙治水，坚决、迅速地做出决断，从而把握住稍纵即逝的商机。国有企业决策则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同时要实行集中，处理好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在贯彻民主集中制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两种倾向，即过分地民主，议而不决；或过分地集中，少数人说了算。如何才能既发扬民主又正确地集中？其中的分寸往往是很难拿捏的，弄不好就会使辩证演化为诡辩！
当然，国有企业决策难的问题，主要的不是决策所应坚持的原则的问题，而是决策者观念的问题。在商应该言商，赚钱是企业的主要目标。无论国有企业肩负多少社会责任，经营的主要目标还是要使股东利益最大化，即在合法的范围内争取赚更多的钱。凡是自己能干的事情，自然是独家经营为好，获得的利润也自家独占。可市场风云是变幻莫测的，非垄断行业的竞争惨烈，即使有能力单干的事情，有时也不得不与别人合作，并共担风险、分享利益。如果凡事都不与人合作，强势的企业以老大自居，要保持优势就会很难。不仅如此，做事的途径也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决策时的分歧并非是非之争，只不过是在决策方案选择上的认识不同而已。有些国有企业领导班子成员认识不到这一点，常常在讨论决策时固执己见，不善于放弃自己的意见，甚至不愿意放弃部分意见。这时，如果主要领导人怕担责任、不敢拍板，就会使集中得不到贯彻，使民主集中制落不到实处，最后的结果是议而不决，使企业丧失了发展的机会。其实，现代企业条件下坚持民主集中制，与科学治理结构的运行是并行不悖的。民主决策不等于意见一致，特殊情况下甚至不等于少数服从多数。如果形而上学地理解民主集中制，如果班子成员都固执己见、不善于合作，那企业的衰败就为期不远了。
社会学家威廉·达赫迪曾经说过：与家人共餐的孩子不仅成绩好，而且能学会尊重他人。吃饭是一个分享过程。分享是一种妥协，没有人在每个晚上都能吃到自己最喜欢的菜。其实，不管做什么都是一样的，坚持和竞争是十分必要的，但合作和分享同样重要。学会分享、善于合作，也是人生和事业成功的秘诀。在商海搏击，有些事情是我们自己无法完成的，如果坚持独占鳌头，最后可能一无所获；假如主动与人合作，通过整合别人的力量来增加完成任务的力量，最后分享到相应的利益，总比一无所获要好吧？同样，个人的思想总是有局限的，整合思想会更接近真理。许多事情都比想象的复杂，不仅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侧面，而且在不断地变化之中。在这个角度看是正确的想法，换一个角度看可能就是错误的；昨天曾经是正确的认识，今天就可能变得不那么正确。因此，在企业决策的过程中，多听听大家的意见没有坏处，集众人之智和举众人之力一样，都是绝对上乘的选择，总会使自己得到加强，包括使片面的想法变得更加全面，使错误的想法得到修正。更何况，做事和走路有时很相像，达到目的的途径有多种，自己所想到的很少是唯一正确的。有时放弃自己的想法，不一定就是放弃真理，只不过是认同了别的通向真理的途径罢了，实际也是在和别人分享，这时的妥协就等于合作。争强好胜是比较容易的，而合作及分享却需要境界，要达到这种境界不太容易，但却是对人类进步的追求。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