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不能凭借法律来强制推行慈善。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当前的房地产危机及其造成的经济后果，无论是美国国内的，还是波及国际的，都是在一整套的论断和信念之中演绎变化的，这些论断和信念从属于一个历史更悠久、范畴更宽泛的理念。这个历史更悠久、范畴更宽泛的理念几乎没有遭到过人们的质疑，而正是这些政策背后的理念制造了当前的房地产危机。
理念与现实
房产对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来说是那么的重要，以至于人们很难平心静气地谈论这一话题。“家”，这个裹挟着浓烈情感的词汇，早已超出了它物理的、经济的含义。如果对美国的价值观、信仰以及主观论断等理念框架没有足够的了解，那么，我们将无法理解美国房地产政策多年来的演绎，它们简而言之，就是理念，正是房地产政策背后的支撑。我们已经见识过这一主流理念中的一个部分，即所谓造成房价无力承受的罪魁祸首是自由市场，为此必须由政府介入干预。不过，该主流理念中的另一个部分同时也要求对政府干预自身进行监察，而这，一贯缺失。
这并不是说房地产政策来源于纯粹的理想主义。姑且不管一个特定的理念可能受到人们如何虔诚的信仰，现实地说，不论是政客还是特殊的利益集团都能够利用这样的主流理念来推进自己的利益。举个例子，就像《全国房地产投资》杂志（National Real Estate Investor）2002年的一篇文章所述那样：
来自千年住房委员会（Millennial Housing Commission）的一份新报告确认，对经济适用房倡导的最终成果却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感受到经济适用房踪迹难觅。
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房地产投资客在为人们无力承担房价而忧心忡忡……这或许让人欣喜，但是，我们却很难忽略这样一种更大的可能性：对于如何在“经济适用房”计划中发掘出房地产投资机会，投资客们更有兴致。同样，当双党属性的千年住房委员会（2002年由国会指定设立）呈现出一幅全国上下缺失经济适用房，急需一系列全国性计划的蓝图时，我们很难忽视这样全国性的计划将为国会民主党人、共和党人提供怎样优质的政治机会，去构思一幕以新立法及纳税人出资的新援助来体现对不富裕人群关怀的戏剧。
主流理念的其他部分承销了许多其他的政府政策，从地方性的到全国性的。关于可承受力的讨论，我们必须将主流理念与经验主义的现实进行比较。
理念的产生或许涉及各种各样的人群，以及各种各样的缘由，包括对他人幸福最原生态的关怀，以至对整个国家福利的关注。但是，一旦某个特定的理念被普遍认同，许多人或许便因此获得了某种既定的利益，不论是财务上的，还是政治上的，抑或是意识形态上的，如此一来，便导致理念与现实极大地背离。房地产相关理念的演绎一直堪称这一过程的典范。
千年住房委员会提出的房地产理念流行了至少一个世纪：
得体的、可承受的住所对于家庭的稳定以及儿童的发展有着可论证的明显影响。得体的住所是一个有着健康邻里必不可少的建筑群，因此塑造了社区生活的品质……优质的住所能够产出优质的个体、优质的社区，乃至优质的美国社会。
的确，高品质住宅通常体现出更稳定的家庭、更优质的儿童教育，以及更低的犯罪率。但统计学家早已指出，这其间的相关性并非因果必然，这一点在统计学上最容易被忽略。到摩纳哥旅行的美国家庭或许在许多方面都优越于从未走出过美国国门的家庭。但这显然并不意味着联邦政府应当补贴美国家庭出行摩纳哥，或是应当期待因此获得社会效益。
这一关于住宅在社会行为模式里因果关系中的作用的定论由来已久。19世纪记者兼改革家雅各布·里斯（Jacobs Riis）宣称，位于纽约市破败不堪的下东区的“地点和住所”堪称“犯罪的温床”。他本人强烈推崇推倒贫民窟计划，尽管在拆毁开始之前，“警察必须动用武力将其中的青少年拖出住所”——这或许表明，青少年有着与里斯及其拥护者们对最大利益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观点。然而，关于住房在社会行为中的因果作用以及第三方观察家的超级智慧理念，却一直坚守至今，尽管不断积累的，远远比雅各布·里斯时代更丰富的证据走向了相反的结论。
或许，堪称最富戏剧性的反向证据当数21世纪大规模地从犯罪丛生的贫民窟迁移到崭新的公共住宅项目了，那里快速地重新演变为新的犯罪中心，也快速地重新沉沦为新的贫民窟。即便是在雅各布·里斯时代，他也注意到这样一个特征，即有些人“不论走到哪儿，都无法卸掉他肩上的贫民窟”。不过，这并没有减损他所主张的清除贫民窟的革命激情，更谈不上改变他关于住所在社会行为结果中作用的整体观念。同样，此后一再造成重大而反复失败的公共住宅项目也未能让很多人放弃同样的理念。
即使许多公共住宅项目最终演变成为社会灾区，而不得不在爆破声中烟消云散，但导致如此巨大成本浪费的理念与论断却逍遥依旧。当通过将人们迁移到更好的住所以改变他们的行为这一特定方法失败之后，为达到同样目的的其他方式粉墨登场，例如颁布8号条例，发行代金券，用以帮助人们前往原本无力负担生活成本的中产阶级社区去租住。
新住户们在新居住环境下的行为遭到了来自邻居和房东的激烈投诉，而强制推行立法条款的官员则充耳不闻，相关的理念也暗自岿然不动。显然，直接的个人经验一定是错误的，而在遥远的上层集团中共享的理念则一定正确。一些涉及黑人持代金券租户的投诉都以“种族歧视”为由被驳回，但其中一些最尖锐的投诉恰恰来自黑人邻居，黑人邻居之所以从贫民窟搬出，便是想要远离这些又被政府送到自己新社区有缺陷的人群。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持代金券租户都有缺陷，但没给邻居的生活带来噩梦的却少之又少。
住所影响行为的理念也从未对照与其对立的现象而重新检验——即老旧不起眼的住宅和社区，但很低的犯罪率、很低的疾病率及其他社会病理。在简·雅各布的经典作品《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一书中，她回顾了一个位于波士顿的意大利裔社区，在一位城市规划专家的眼里，该社区简直就是“城里最糟糕的贫民区”，但这位专家所收集的数据却显示，该社区是“城里贷款违约率最低，疾病率最低，婴儿死亡率最低的社区之一”。社会信条及其背后的理念很难消亡，有时它们根本拒绝消亡，当那些信奉这些理念的人无须为此而犯下的错误付出代价。
19世纪的雅各布·里斯所秉持的理念在21世纪的千年住房委员会的报告中依旧强势不衰。唯一的区别在于如今它拥有了更多的政治力量，尽管更多的经验证据与之对峙。这一理念目前积极服务于对房地产市场进行政府干预的做法，以建设“经济适用房”，保护所谓的弱势人群，例如少数种族和少数教派等为名义。事实上，政府干预在构建“经济适用房”方面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丝毫没有挫伤干预背后的社会理念。同样，政府干预少数人群所取得的实际效果的确凿证据也没能淡化政府干预的热情。
这一由来已久的社会思维模式，在推动导致房地产市场崩盘，而后果蔓延到整个经济并延续至今的放宽抵押信贷标准的运动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尽管在地方和全国，民主党人都扮演着这些运动的主导角色，但其中也一直不乏共和党人的身影。正如乔治W.布什总统本人在2002年的讲话：“我们完全能够给这个国家中每一个黑暗的角落架上电灯，让每一块丧失希望的土地燃起希望。我们要做的这样的事情之一便是，一起努力鼓励人们实现房屋自有。”6年之后，当布什总统的财政部部长向他解释经济危机的严重性时，他反问道，“我们究竟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呢？”显然，不论是布什总统本人还是其他许许多多的政客以及媒体，都没有看到他们推崇的住房运动与当前整个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危机之间的关联。
少数种族与住房
金融机构肩负的强大压力背后的一个驱动力来自一个普遍认同的理念，即现有的标准和实践蓄意地或系统性地存在对非白人申请人获取抵押贷款的不利条款。似乎得到美联储的研究所支持的这一观点为媒体高度曝光，与此同时，还伴随着一种相当愤怒的情绪，继而是对政府官员“有所作为”以制止这样的歧视的强烈要求。而对于这些研究的考证和批判，其中包括来自院校经济学家以及来自诸如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甚至美联储本身的政府经济学家的考证和批判，却极少，如果有的话，媒体都会有所关注。
少数种族与抵押贷款
广泛被引用于责难抵押信贷歧视存在的统计研究方法，完全基于黑人与白人申请人之间，以及黑人和西班牙裔，或者与非西班牙裔申请人之间，抵押贷款申请上的通过率与拒绝率的差异。然而，美联储于1991年进行的一份研究报告，点燃了全美反对抵押贷款通过率在白人和非白人之间存在差异的强烈抗议，该报告结果显示，不论哪个种族，绝大多数贷款申请事实上都得到了批准。在申请政府背书的贷款中，黑人申请人的通过率为61%，白人申请人的通过率为77%。在常规抵押贷款中，黑人申请人的通过率为56%，白人申请人的通过率为76%。在再融资抵押贷款中，黑人申请人的通过率为61%，白人申请人的通过率为74%。于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便出现了：通过率出现统计差异的原因何在？而不是，是否有哪一组人群被排斥在市场之外？很明显，很少有公开发布的种族比较里包括亚裔美国人，即便与亚裔美国人相关的数据同样易于从黑人与白人之间比较的同一组数据源中获取。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疏漏，我们完全能够明白，一旦加入亚裔美国人的统计数据，推导出以上若干结论的论断和方法会被全面颠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