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充实高深科学研究机关。一面集中人力与智力，研究中国的历史与地理，研究现代理化及电医科学，研究国际政治及中国社会，研究欧美各国建国历史、军事外交的情况，而目标集中于我们如何抗战建国。一面应用科学方法，搜集材料，分工作深入研究，一面介绍他国科学，学习他人的经验，来研究我们当前的问题。到今日为止，这种事情做过不少，钱也花过不少，但也许没有充分集中人才，切实学问，没有什么成绩。而我们所谓文化，依然停滞于翻译文化、新闻主义之阶段，于是无益空谈，伤国俗说、与夫浅薄乱说的稗贩，乃充斥于国中。今日要汰除空陋之风，治本之道，唯有树立笃实高深严肃的学问精神。这和半瓢水的洋学生，说话喜欢带几个毫不必要的洋字，而真正洋文很好者，就不喜欢如此，是同一道理。在商业市场上，劣货币一定驱逐良货币。但在学问世界中，真学问一定可以驱逐假学问，除非明白人太少。
摘自胡秋原《中国文化复兴论》(1938年)《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卷第156页
“五四”以后，尤其是最近几年来，中国的科学，不管是自然科学也好，社会科学也好，都有着显著的进步。社会科学方面的进步是无需多说的，如社会科学书籍压倒一切的受读者欢迎，各处青年对它的努力，几次论战的热烈，各种社会科学问题论争的无日才或息等等，都是周知的事情。自然科学方面的进步，举其荦荦大者来说，如中国科学社，中央研究院地质学调查所，生物学研究所，以及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等最高学府中自然科学的研究，都是做了很多事情，有了相当成绩，这也是周知的事情。但在自然科学方面，有着一个很大的缺点，那就是如卢于道先生所说：自然科学家“一心的在研究工作上用功夫，其所研究的问题，范围很小，往往钻到牛角尖里面去”，因此，不但一般人看不到这些研究工作到底和现社会的迫切诸问题有些什么关系，就连“作研究的科学家本人也从没想到这些关系”(见《读书月刊》一卷二期六六页)。这样，当然就很难完成中华民族所要求于它自己的自然科学家的任务。
摘自潘梓年《发挥“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科学精神》《群众周刊》第2卷第24、25合刊期1939年5月15日
目前抗战建国需要科学很亟，自然科学家，应当尽力于迫切问题的解决。这只会有助于中国科学的发展，而不会“纯粹科学”在中国中断了发展。
抗战建国，也同样提出了一些迫切的问题，急待着社会科学家来予以研究、解决。
中国需要科学，抗战建国需要科学更是迫切与明显。“五四”运动所提出的科学任务，要求我们在今天的抗战建国中来把它完成。
摘自潘梓年《发挥“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科学精神》《群众周刊》第2卷第24、25期合刊1939年5月15日
要采用最进步的科学方法，使自然科学在抗战建国中向着新的方面发展，获得新的内容。在自然科学家中，愿意采用辩证法去做研究工作的，在目前还不很多；愿意到急需的实用事业方面去找新的研究对象的也同样是不多，以为这是应用科学，只能在技术方面有些新的发展，而与纯科学的研究无关。这实在并不尽然的。纯科学的研究，不能否认是重要的。但用辩证法的眼光来看科学的发展史，就知实用问题的研究，也正是科学新发展的推动机。例如每年费去数万经费，用卵石竹包去修筑一次的都江堰，中外专家都认为无法改变的一个工程。但我们知平绥路上的青龙桥，也同，曾是中外专家一致认为无法开筑的—段工程，而我们的天才科学家詹天佑却终于把这难题解决了。都江堰不只是水利工程家应该研究解决的一个课题，同样也是水力学专家应研究解决的新课题。这种问题的研究，一定可以使水力学放出异彩。
摘自潘梓年《发挥“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科学精神》《群众周刊》第2卷第24、25合刊期1939年5月15日
学术思想的自由，不能只是指自然科学来讲，是要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至哲学等一切学术思想来说的。目前一般人士，对自然科学可说已开始重视。不过实际上的重视的还是偏在自然科学的技术方面，对于自然科学理论，科学思想，科学态度等等，还未免重视得很不够，还是让少数自然科学家在四向呼吁。至于社会科学，那就更是有人把它看做不急之需。这实在是莫大的缺陷。这两种科学实是同样的重要，不宜有所偏倚。如果一定要说对目前中国不能不有个轻重缓急的话，那么，社会科学暂时有比自然科学更值得被人重视的理由。因为要求得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为要求得自然科学的发展不致误入歧途，必须首先在各种社会问题上能够找到解决的途径——正确的解决途径，作为基础才行。同样的自然科学，在有些先进国家就发展得迟慢以至于停滞，在苏联等民主国家就发展得非常之快；同样的自然科学，在苏联等民主国家发展起来就真正成为国利民福，在法西斯国家发展起来就足以祸国殃民；这里的差别，正就在于一方面的各种社会问题都能正确地解决了，另一方面的各种社会问题则还没有能够解决，或没有能够正确地解决。社会问题的解决有需乎社会科学做武器。所以，如政治、经济、历史等社会科学，对于目前的中国是迫切需要的。学术思想的自由对社会科学也比对自然科学更为重要。
摘自潘梓年《学术思想的自由问题》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3月26日
西洋近代科学，正如西洋中古时期之宗教，同样无在中国自己产生之机缘。中国在已往政治失其统一，社会秩序崩溃，人民精神无可寄托之际，既可接受外来之宗教(如魏晋以下迄隋唐初期)。中国在今日列强纷争，专仗富强以图存之时代，何尝不可接受外来之科学？惟科学植根应有一最低限度之条件，即政治稍上轨道，社会稍有秩序，人心稍得安宁是也(此与宗教输入之条件恰相反)。而我国自晚清以来，政治骤失常轨，社会秩序，人民心理，长在极度摇兀不安之动荡中，此时虽谋科学之发达，而科学乃无发达余地。
摘自钱穆《〈国史大纲〉引论》(1939年)《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卷第372页
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界发展规律性的科学，它是人们探求真理的武器，它是人们创造物质文明的工具。它是现代人类社会进步的产物。
……
我们决定我们今后总的奋斗目标是为着争取抗战建国的最后胜利，为着完成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我们要加强自然科学运动，掌握与提高自然科学，成为抗战中的战斗力量，为抗战到底，为加强团结，为力求进步而服务，来配合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抗战，我们要运用自然科学的战线，来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打击敌人的文化政策，因此，我们必须提出以下几点任务，作为边区自然科学界的努力方向，并愿与全国自然科学界同志们提携共进，相辅而完成之。
第一，开展自然科学大众化运动，进行自然科学教育，推广自然科学知识，使自然科学能广泛的深入群众，用一般自然科学基本知识教育群众，普及防空防毒防灾防疫医药卫生等必需科学常识，破除迷信，并反对复古盲从等一切反科学反进步的封建残余毒物，使民众的思想意识和风俗习惯都向着科学的进步的道路上发展。从自然科学运动方面推进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的工作。
第二，从事自然科学的探讨，集中自然科学界同志，互相交流意见，共商解决自然科学理论和应用上的问题，提高自然科学界人士对自然科学的热忱，开展自然科学的集体研究精神，并推进生产事业，协助经济建设，以求解决长期抗战建国过程中物质上的困难。
第三，开展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统一问题的研究，运用唯物论辩证法来研究自然科学，并运用自然科学来证明与充实唯物论辩证法的理论，努力使自然科学界与社会科学界建立统一战线，要使我们自然科学的工作同志研究社会科学，同时欢迎社会科学的工作同志研究自然科学，推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更高度的发展。
第四，与全国自然科学界取得联系，因为目前自然科学运动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为着争取抗战建国的胜利。边区与全国自然科学界应该进一步的在争取抗战建国胜利的目的下广泛的亲密的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完成我们自然科学界目前应有的任务。反对封建的倒退的一切反科学反进步的现象，反对妥协投降的思想和活动，坚持长期抗战，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事业，努力促进经济建设，以增强抗战力量，为完成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
摘自《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宣言》(1940年2月5日)《新中华报》1940年2月28日
研究科学不是凭空创造，所以需要实验和学习，同时要吸收过去人类历史的科学遗产。另一方面需要发展我们的创造力，不把科学看为教条。我们要，反对经院学派式的博学鸿才，成为述而不作无批判的客观主义，对科学的批判是学科学的基本方法之一；同时要反对不读书，不细心研究，无知妄作，专发空论。用什么做尺度来检验这些言论，就靠生产的实践和唯物辩证法的提高。
摘自徐特立《怎样进行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国文化》第2卷第4期1940年12月25日
我们提出科学化的口号，并不是说中国没有自然科学或缺少某种自然科学而提倡学习科学，而是要把教条化的神秘化的庸俗化的科学转化为辩证唯物论的科学，科学化的口号是学习的方法和路线，不是教我们无原则无目的而生吞活剥去学科学，而是教我们用辩证唯物论的方法去学科学。在数学方面，要反对康德的先验主义，从实际的欧氏几何进到非欧几何，在物理方面，牛顿的力学并非全部成为过去，而近代物理学也包含着马哈主义，我们要从生产中用辩证唯物论的方法细心研究来解决这些矛盾。
摘自徐特立《怎样进行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国文化》第2卷第4期1940年12月25日
一切科学都是建设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科学替生产服务的同时，生产又帮助了科学正常的发展。技术直接地和生产联系起来，技术才会有社会内容，才会使科学家的眼光放大，能照顾全局。科学替抗战建国服务，并不是缩小科学的范围也不是降低研究的程度，相反的，而是加强理论的物质基础和加强技术的理论指导，同时把理论和技术在生产上与大众联系起来，在研究自然科学时，同时研究生产方法和方式、技术社会化的过程。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系的过程，经济是必然的媒介物，是唯一的桥梁。……科学神秘化的源泉就是理论不从产业出发，不从现实的宇宙出发，只凭理念来研究超现实的大宇宙和小宇宙，科学神秘化在产业不发展的国家更是它发展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离开了产业，科学必然会庸俗化，只资清谈，既无益于实际又无益于理论，有某些关于科学常识和科学概论一类的著作，就是常有这种毛病的。概论在理论上在应用上均缺乏具体性，常识常常破坏科学的规律性，把整个的片段化，把联系的孤立化。在生产上每一部门也有它的孤立性，但从整个经济出发，则孤立性消灭了。总括起来说，科学从生产出发，一方面加强了我们的国力，另一方面又帮助了科学自身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