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1868—1940年），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曾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等职。戊戌变法失败后，弃官回原籍兴办教育，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1902年在上海创办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校，后者设有专门的体育科。1904年组织光复会，任会长。1912年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27年后，曾任国民党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常委、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七·七”事变后，拥护国共合作，主张坚决抗日。1932年，同宋庆龄、杨杏佛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推为副主席，积极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1938年，被推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名誉主席。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对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在他的全部教育思想中，重视体育的思想也很突出，并亲自抓体育。
早在20世纪初，蔡元培已立志于民主革命，在爱国学生中竭力开展军事训练，他自己也剃了头亲自参加操练。民国成立后，蔡元培进一步提倡体育。他分析了封建社会中的妇女为什么特别懦弱？为什么“不幸地方有争战之事，敌兵尚未至，畏而自尽者比比矣”？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皆不运动不发达其身体之故，卒善成懦弱性质，以减杀其自卫之能力与胆量也。”后来他还指出，中国妇女若要“解除传统的钳制，与世界出类拔萃的妇女竞争，则必锻炼其体格与心智之能力”。因此，他把体育作为学校培养人格的首要任务，说：“身体与精神，均含有一种潜势力，随外部环境而发达”。运动就能使之发达，反之就会萎缩。因此，他一再告诫学生要“切勿间断”，既使毕业之后，担任别种事业者，亦当时时练习。”
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任校长，当时的北京大学是一所封建思想、旧文人习气十分浓厚的“学府”。有些人埋头读死书，也有些纨绔子弟生活放荡。蔡先生到校第一天讲话就严厉指出，“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升官发财之阶梯。”他也考虑到，“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所以竭立创办体育会、音乐会、书画研究会等组织，“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以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
由于当时封建思想比较严重，学生上体育课被一些守旧的人视为“丧风败俗”。蔡元培深感提倡体育并不是靠命令能办到的，他到处宣传体育的重要性，唤起人们思想上重视它。
1917年4月，蔡元培在中国大学4周年纪念会上讲：“吾人在校肄业，即为预备及欠债时期；毕业即入还债时期矣。……故吾人一生，定以第二时期为最重要。然此种工作，亦不能不有预备。此科预备有二：一、材料之预备，如学生之课程是也。二、能力之预备，即学校为锻炼吾人体力、脑力之助，又以职教员之训练及其所授于吾人之模范为修养之助。”
同年5月，蔡元培又应邀赴天津演讲，反复强调体育的重要，他说：“有健全之身体，始有健全之精神。若身体柔弱，则思想精神何由发达？”当时周恩来同志还笔录了他这个论德育、智育和体育的演讲词，并写了按语，发表在南开中学的《校风》上。
1919年9月，他在北京大学22周年开学式上又一次重申：“研究学理，必要有一种活泼精神，不是学古人‘三年不窥园’的死法能做到的。所以本校提倡体育会、音乐会、书画会等，来涵养心灵。”
蔡元培无时不把发展体育运动、增强学生体质一事放在心上。1920年10月，他在赴欧考察前对北大学生话别时，还语重心长地说：“我对诸位的临别赠言也不过几句老生常谈。不过第一，望大家要特别注意体育！我们收了体育费，愿望让大家自由去运动的，可是二年来尚少效果。诸位何必要做成‘书痴’相，弄得曲背弯腰呢？这一层愿大家各就所好，多多运动，可是二年来尚少效果。历年华北运动会，通知到我们，都没有法子。论人数北京大学最多，为什么一个都没有加入呢？虽然我们并不要在比赛场上出风头，但是有益的运动，我们决不可不练习。”
蔡元培离开北大去欧洲路经新加坡时，在南洋华侨中学全面阐述了培养健全人格的全面教育思想，特别强调了体育的重要作用。他说：“所谓健全的人格，内分四育，即：（一）体育，（二）智育，（三）德育，（四）美育。这四育是一样重要，不可放松一项的。先讲体育，在西洋有一句成语，叫做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足见体育的不可轻忽。不过，体育要发达学生的身体，振作学生的精神，并不是只在赌赛跑跳，或开运动会博得名誉体面上头，其所以要比赛或开运动会，只是引起研究体育的兴味；因恐平时提不起锻炼身体的精神，故不妨常和人家较量较量。我们比不过人家时，便要在平常用功了。其实体育最要紧的，是合于生理。若只求个人的胜利，或一校的名誉，不管生理上有无危险，这不要说于身体上有妨害，且成一种机械的作用，便失去体育的价值了。……只要在心理上使学生彻底明白体育的目的，是为了锻炼自己的身体，不是在比赛争胜上，要使他们望正鹄做去。”
蔡元培考察回国后，更积极提倡体育。1922年4月，他为北京大学举办秋季运动会写了《运动会的需要》一文，进一步提出开好体育运动会可以“鼓励运动的兴会”，“增加校外同志的社交”，“养成公德”等。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几年，凡是对身体有益的就提倡。他创立了体育会，添置了各种运动器材，他还亲自写信给当时一位有名的建筑师，请他来校勘察设计开辟游泳场所；他还专门派人去上海青年会体育专修班进修学习；他请了有名的武术家来校任教，也请人来开展西洋拳击运动。有一段时间，北京大学还专门养了几匹马，它不是供拉车运物的，而是为了学生骑马锻炼用的。在体育方面，蔡元培也是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方针，蒋维乔讲授静坐法就是明显一例。为了便于开展体育活动，蔡元培还制定了校服，规定上体育课必须穿校服。
蔡元培的体育实践和体育思想，特别是他关于如何处理体育与智育、德育、美育之间的关系的见解，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