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中毕业参加工作(时在1971年),进的是上海的一家造船厂,正赶上了国家大打造船工业翻身仗。我在船厂的三四年间,一共参加建造了四艘万吨级的散货轮,均为我国最早一批“风”字号的巨轮。新中国的第一位远洋轮女船长孔庆芬,首次远航所指挥的“风涛”号,就是其中一艘。
在那些热火朝天的日子,我步入了青年。当屹立江畔的大吊,吊起巨幅的钢板,掠过船台上空,我在陡立的舷壁上攀爬劳作,第一次有了工人的感觉。
我父亲是纺织行业的老工人,对儿子能在船厂工作,感到非常骄傲;他对船厂的“战况”,很感兴趣,经常向我打听。有一次,他特意请了假,高兴地跟着我,去参加一艘巨轮的下水典礼。我的同事在人群中见到我们,悄悄对我说:
“你爸爸看上去这么年轻,真像是你的哥哥!”
父亲正跟在我身边,听到了这句话,他的脸都红了。
那个时期,也是我国建造军舰的高潮期,我参加建造过一种扫雷艇,是为了支援越南在沿海扫雷,国家科研院所紧急研发、首创艇具合一的新品种。但这些扫雷艇搁在船台上,却看不出神通广大的样子,倒像一艘艘小渔船。
记得一次休息,我和师傅坐在扫雷艇的驾驶室里,当时风和日丽,涛声轻匀,我快乐地说:
“师傅,我们好像是在修渔船。”
结果,我受到了师傅的严厉批评。接下来,就在我离开船厂的那一年,我跟随师傅,从浦东南码头的造船车间,来到了复兴岛上的总厂。我在船台上,看到了一艘巨大的蓝灰色的导弹驱逐舰,它属于我国首批“旅大”级基本型,当时是海军之最。
我的工作是无损探伤,主要利用射线或超声波来检验船体的焊缝质量。驱逐舰结构复杂,射线检验时,人要先到里面去贴胶片,有时一钻入孔门,就像进入了迷宫,马上晕头转向。我常把胶片贴错位置,拍出了“白片”,还要重新拍过。不过,师傅亲自钻进去贴片,也经常贴错。
探伤室的后门边,种着一棵纤细的樱花树,到了春天,它就绽开几朵红花。那一阵,我有空时,常站在樱花树旁,看船台上的那艘军舰。
许多年后,我才得知,我的美丽的驱逐舰,取名“南京号”,现仍在东海舰队服役。
离开造船厂,我到了鄂西,进了一家船舶柴油机厂。这家厂,论造机的规模,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它生产的低速大马力柴油机,使用的是国际一流的瑞士苏尔寿公司的专利。
但它尚在基建,生产还遥遥无期。我从沸腾的船台,来到寂寥的“三线”,感到了强烈的反差,但因为年轻,才很快适应了。那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路过大部件机加工车间,看到有一位青年工人,在一台被称为国内“车王”的卧式车床(卡盘直径3米多)上铺开席子睡觉;我也走过去,爬到上面,安静地躺了一会儿。
我娶妻生子,又结束了夫妻两地分居生活,这才迎来了我国最大的万匹船舶柴油机的诞生。这台大机巍然矗立在总装车间,试车时,它就像一座香烟缭绕的、吉祥的庙宇。它后来被安装在了江南造船厂制造的远洋巨轮上。
我造了好几年大机。有一阵子,我到上海、到宁波,到能看见大船的地方,头脑里会产生一种奇怪的念头,就像孩子似的,想从那些巨轮行驶的姿态,认出我们工厂制造的大机。
在鄂西的十余年里,我还经历了一件大事。在一个盛夏的日子,我奉命带上超声波探伤仪,去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一家单位,参与一座闸门的焊缝检验。那是一大片纵横交错的焊缝,我白天在遮阳伞下,夜晚则顶着星光,辛勤专注地工作了几天。
主人是好客的。每天下午,都有一个年轻的女工给我送来西瓜。她站在遮阳伞下看我干活,对我说:
“你快吃西瓜吧……这是神农架的西瓜!”
后来我才知道,我参与检验的这道闸门,将安装在葛洲坝工程的大江船闸上,为全球之最,号称“天下第一门”;但也有人叫它“国门”。
自大江船闸通航以来,二十多年了,不论我身在哪里,凡听人说要去长江三峡旅游,我的脸上就会露出笑容。那是因为想起了这座“国门”,我的心胸豁然开朗。
现在,的确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国家建设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年纪渐老,喜欢回忆这些往事,也喜欢跟年轻的同事叙说,我的虚荣心,因此得到了满足。而我感受到的快乐,则是一种从心灵的深处扶摇而上的、能够让人沉醉的快乐。
2005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