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艺之技，古人尝以为只能近于道，而不能穷其道，这其中的确大有深奥可究。对于国画，我们常以笔墨的万端变化，构图的别致完美，造型的生动准确与否来作为弃舍或趋从的标准。而对于画外之学养、自然之悟会、生命之体验舍而弃之。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忘本逐末的游戏了。
国画自有逸品以来，便把单纯的视觉传达的再现功能瓦解了。也就是，国画所应显示的深刻内涵绝非单纯视觉的、心理的感应所能负载。而更多的是文化的契合，体验的感知，经验的玩味。更多地导引于文化的、历史的“画外”背景。因此，一些在中国画史审美嬗变关口起作用的人物往往是文人、僧人、哲人、诗人等“业余”画家。他们以对中国文化的深刻领会和修养参与绘画，灌注其中。而正是这些在技巧上并不十分“完美”的人物才有可能把人格之道（品性修养）、文化之道（学问修养）、自然之道（对自然本质内在的领悟能力）体现其中，而成为傲视群匠众工的开拓大师。而一些纯粹娱于笔墨，穷于丹青之上，却往往在诱人的技巧修炼中深陷不能自拔。他们便以技为道、以术役我、倒置本末、擎现出污墨秽色、俗山腻水的鄙卑之相。
我常在表现的新鲜体验和生涩的技巧中徘徊，试图截取被忽略掉的这一段。对于技巧的生涩，使观者自然关注于画中品格意趣、神韵的体味，对表现的对象的新鲜觉察使观者视觉非止于一点。但在造型上亦不可忽略掉对于西方现代艺术理性建构或“完形”心理学的启示。由于简明的块状结构与流畅的线性飘洒，自然地融汇于大写意的率意，心理动势和现代变形的视觉感应。从而体现出对儒道释文化的个性阐释，这既是我的愿望企图，同时更企望能体现在“形而下”的显示中，以共鸣于观者诸君的魂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