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台演出前，每位同学不论男女都要进行简单的化妆：就是由苏老师给我们擦成红脸蛋，我看见女同学擦了很漂亮，尤其是原本就漂亮的显得更漂亮，譬如陈晓洁；但我看到在我之前被擦成了红脸蛋的刁卫国等男生却是一副极其恶心的样子——就跟猴屁股似的！便坚决不让她给我擦，撒腿就跑，于是便上演了苏老太太挥舞着她瘦骨嶙峋的“红爪”（她先把胭脂涂抹在自己手掌上）在校园里追逐我这个“短跑冠军”但却怎么也追不上的闹剧！由于受到我的坏影响，卢福根等男生也拒不让她擦成猴屁股，一哄而散，逃之夭夭，这让她更加怀恨于我。要不是我们班的男生已经先少一人——她事先已将身有残疾的刘虎子排除在外——她一准儿不会让我上台了，最终我和卢福根等不听话的男生也还是“素面朝天”地上得台去，站在队伍之中引吭高歌——为我们在与这个死老太婆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一次重大的胜利而歌！
“红五月”是属于陈晓洁的：在学校的歌咏比赛中担任我们班的指挥对她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她真正的舞台不在校内，音乐老师带着她和她的小提琴去参加市上举行的群众性业余文艺汇演，她毫不含糊地拿奖而归！
“红五月”里有我的生日——我已经满九岁了！往常很少下馆子的干爸、干妈带我到街上的馆子里去吃了一顿好饭，还去了一趟动物园，在我的请求下，带上了卢福根……
转眼“六一”又到了，“国际儿童节”自然是不会闲着的：有个宣誓仪式在学校的大操场上举行，一年级新加入的红小兵们在这里对着鲜艳的党旗和红小兵的队旗庄严宣誓：“我们要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时刻准备着！”我们班首批加入红小兵组织的有陈晓洁、刁卫国等十人，看着他们脖子上被高年级的老红小兵们给系上的鲜艳的红领巾，我忽然感到一阵失落，真正受到了某种打击，甚至是“触及灵魂”的——我想到的是：从今往后，他们就是“毛主席的红小兵”了，就跟参了军一样，就有资格去保卫毛主席了，而我不是，也就没有这个资格！等到再打仗的时候，等到“苏修”和“美帝”打来的时候，他们肯定是先上的……
在这学期，为了响应伟大领袖“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学工、学农、学军”的号召，学校在课外安排了相应的活动：我们八仙庵小学自己就有个校办的小五金工厂，专门生产日光灯上的金属吊线——那吊线是由一个一个镂空的镀金镀银的小金属片串起来的：把它们用手串起来便是我们这些小学生所要做的工作，就在下午的课堂上进行，这该算“学工劳动”。我们也曾走出校园，到街对面的酱园去帮人家干些杂活、打扫卫生，那个酱园的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就是给我们做过长征报告的那个老红军，见到我们这些祖国的花骨朵、革命的接班人在他的酱园里热火朝天地劳动真是喜不自禁。
那个酱园的气味难以形容，酱菜缸里的东西叫人目不忍视，我在这一年里经历了在这里的劳动之后，从此终身性的再也不吃咸菜、酱菜、面酱这类东西了——真可谓是：劳动不但没有改造好我的思想，还培养了我不良的生活习性（这也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穷讲究吧？），这是我的教育者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的。夏天麦熟时又有过一次“学农劳动”，就在我们单位门外农民收割后的麦地上拣麦穗，来到我们这些地质队子弟的地盘，我和卢福根有点过于兴奋了！因用脱下的衣服扑打飞过的蜻蜓和蝴蝶而再次犯错，又挨了一次批……唉！苏老太太说得太对了——我们可真是“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大错也不敢保证不犯”啊！
和王老师带我们的第一学期相同的是：我带着一个“双百”的成绩迎来了暑假；不同的是：“三好学生”之类的荣誉已经跟我没啥关系了。那年头，班里头还不搞学习成绩大排队之类的把戏（“不要五分加绵羊”嘛！），成绩也不公开，同学之间还可以相互隐瞒，因此我虽得“双百”但在学校里却没有受到一丝一毫的肯定——只有干妈干爸夸奖了我，父亲没有回来，干妈代表我的家长去出席了期末的家长会，苏老师向她历数了我的种种不良表现和隐藏在心的种种危险思想，并且胆大妄为地做出如下断言：“这孩子没有妈，他爸又不管他，很难教育好，将来不蹲大狱就算好的——就算我们教育得很成功了！”——这话又被当时在场旁听的冯红军（小猴子）的那个身为大学老师的妈给听到了，带回到我们单位大院的大人们中间去加以广播，我是一个坏孩子的舆论至此也在这里形成。
给卢福根去开家长会的自然是他的亲爹卢师傅，苏老师美美地向其告了一大通状！卢师傅回到单位就把卢福根拖回家去揍了一顿——是气急败坏痛下狠手的暴揍，把卢福根的半边脸都给搧肿了！我在晚间的电视房看见了这以手指印状红肿起来的可怜的半边脸，暗自庆幸自个儿的亲爹不在家——即便在，他也舍不得这么打我吧？在我的记忆中，从小时候起，父亲从来就没有动过我一手指头，让我至今不识挨亲人打的滋味，这得感谢我娘的早逝——由此可见，没了娘也是有好处的啊！所以，在学校表现不好倒也没有带给我什么压力，让我快活依旧地进入了暑假。卢福根原本更是个没脸没皮没心没肺的家伙，打完也就完了……
如果在你童年到少年的这段岁月里，老天爷有眼，赐予你一个好玩的朋友，那就等于赐给你许许多多的快乐：1972年寄居在舅爷家的我之所以会那么快乐，正是因为二民将一只足球踢进了我的生活；这一年的我似乎过得更加快乐，正是因为天上掉下了个卢福根——时间漫长但却显得十分短暂的暑假中我们几乎天天泡在一起，甚至连晚上他都不回家睡觉，只跟他爹说一声，就在我家和我一起睡。
由于我俩是公众舆论中不折不扣的“坏孩子”，其他孩子都不怎么跟我们玩了，这肯定是听了他们家长的话（什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之类的屁话），不过他们也没闲着：以我们学校里的“小黄帅”习小羊为“头儿”，形成了一个好孩子们的上进群体，甚至还有了一个临时辅导老师——是冯红军他妈做了他们的老师，我前面说过了：冯他妈本来就是个老师，而且还是大学老师，是本市教育学院中文系的一名老师，也在过暑假，人家主要是为了教育自己的儿子，觉得可以凑成一个有利于自己儿子的气氛，顺便就把这圈孩子召集在一起，在夏夜乘凉时，在她家门前的空地上给他们读报上的文章——这时正赶上“评《水浒》批宋江”运动（头一年的“批林批孔”似乎已经过去了），她还给这些孩子一边读一边讲《水浒传》这部小说，很吸引人。此举深受这些孩子的家长们的欢迎，令她威望大增……这帮家伙不跟我们玩，说实话：我们还懒得带他们玩呢！没有这些不好玩的家伙，我和卢福根可以玩得更快乐。对体育的喜爱是我俩最大的共同点：在单位的操场上，我教会了他足球和篮球，他的运动素质好，很快就会玩了；他在兴庆宫园的游泳池中教会了我游泳，暑假之中，我们差不多每天都要在那儿泡上整整一个下午，到最后都被晒成了两个小黑鬼……
最富刺激性的并不是这些正规的体育项目：对一个孩子来说，玩是一种才能和胆魄，卢福根是个太会玩的孩子，见什么玩什么，玩什么还都能够玩出层出不穷的花样来。我感觉他是因为很服我打架的本事和气概，天生就有那么点傻大胆的他便很想叫我服他在这方面的优势。他不止一次地跟说起过他那上海郊区农村的老家，村边有个池塘，他从小就在里头游泳所以才会游得这么好；村前有条铁路，时不时就有火车开来，他说他敢竖趟在铁轨上，像睡觉一样，让轰隆行进的火车从自己身上开过去，一点没事儿，也就一脸黑……我表示不信，他就问我西安哪儿有铁路，让我领他去，他要现场表演给我看，见我实在吭不出来铁路的具体方位，他就一把将我拉到单位门前的马路边，蹲在地上等了一小会儿，看见马路上的一辆黄河牌大货车就快要开到近前时，他猫着腰忽然蹿到马路中间，身体笔直地竖着趟倒在地，脚朝车来的方向，还一声高叫：“为了列宁，前——进！”
我想拉他，可已经来不及了！伴随着一声刺耳难听的巨大摩擦声，那辆庞然大物般的货车在卢福根的身前猛然刹住了！一个留着大胡子的黑胖司机从高大的司机楼上跳下来，跑到车前，从地上将他拖起来，左右开弓两记耳光，抬腿照着他的小屁股恶狠狠地踹了一脚：
“小兔崽子，你狗日的得是不想活了——找死啊！”
我一把拉住他，赶紧朝着单位的大门里头逃，一边跑还一边回头瞧，看那黑铁塔般的大货司机是否追上来……
“你……敢不敢？”一边跑他还一边问我。
“不……不敢。”我老老实实地回答说。
“这回你服我了吧？”
“服了！服了！”
想当年，水泥高楼尚少，泥土草木还多。我们所住的单位大院的围墙附近有许多枝繁叶茂的幽僻之处——那里，正是我和卢福根的“百草园”。在这位江南农村长大的小伙伴的导引之下，我在小学阶段的头一个暑假里，补习了许多学龄前的“功课”（绝对属于“必修课”）：抓蛐蛐儿，用朝洞里灌水的方法；捅马蜂窝，用一根长长的竹竿去捅，一捅就跑，在疯狗似的嗷嗷叫着跑出几十米远后，还是被头顶之上轰炸机编队般的马蜂蛰得一只眼肿得都睁不开了，却也是咧着嘴快乐地笑着的啊！我一辈子所认识的花儿和植物都是在这个夏天里拜卢福根老师所教，不知道为什么，我最爱向日葵。
有一天，是在兴庆公园的游泳池因为换水而暂时关闭的下午，我们又来到了我们的“百草园”，卢福根在此发现了一棵硕大的香椿树，便立刻蹬脱了双脚上的塑料凉鞋，朝着自己双手的手掌心里各吐了一口唾沫，抱住树就向上爬，很快就爬上去了，我眼看着他就快要爬到树干的顶部，伸出手去摘那树上的香椿。他在树上摘，我在树下捡……结果这天晚饭时，我在他家的饭桌上吃到了卢师傅现做的香椿炒鸡蛋（在暑假中我已是无数次来到他家蹭饭吃了），香得叫人直流口水！于是，香椿炒鸡蛋也由此成了我终身性喜爱的一种菜肴，我实在想不出来：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能比香椿更适合跟鸡蛋炒在一起的了。自然，我也发现：香椿属于这样的东西，爱好者爱之强烈，厌弃者厌之甚深——我想：这些厌弃者都属于从小没有爬过香椿树并亲手摘过香椿的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