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可悲之处在于，由于没有完善的宪政制度，缺少坚实的法治基础，甚至连最基本的现代法治观念——诸如人人皆受法律统治，无人可凌驾于法律之上等等观念——都成了空言虚语，军阀有了枪炮在手，就可以罔顾法律；学生有了正义在手，也同样可以罔顾法律。罗家伦承认：“自从六三胜利以来，我们学生界有一种最流行而最危险的观念，就是‘学生万能’的观念，以为我们什么事都能办，所以什么事都要去过问，所以什么事都问不好。”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第2卷第4号，1920年5月。这就是滥用公权的第一步，要说违背“科学”、“民主”，这才是真正的背道而驰啊。
蔡元培对此早有预见，他深知学生们一旦尝到权力的滋味，就是九头牛也拉不转了。7月9日，他在致全国学生联合会的电报中，语重心长地说：“惟深望诸君亦能推爱仆之心，有所觉悟；否则教育前途，必生障碍。非特仆难辞咎，诸君亦与有责焉。”《益世报》1919年7月14日。
谈主义的左边来，研究问题的右边去
陈独秀入狱后，《每周评论》负责无人，6月23日，胡适在六味斋宴请新青年同人，商量《每周评论》的善后，胡适、李大钊、高一涵、周作人、张申府等12人到场。一直讨论到晚上10点，最后决定维持现状，由胡适、李大钊共同负责编辑。但当时传闻李大钊已上了警方的黑名单，正准备离开北京避风头，实际上是胡适一人编辑。
据说6月15日出版的第二十六号《每周评论》，被胡适编成“杜威讲演录专号”，引起一些人的不满，认为他擅改了《每周评论》的宗旨。其实，陈独秀在被捕前，已把第二十六、二十七号的《每周评论》编好了，当时杜威在北京的两个演讲：《美国之民治的发展》与《现代教育的趋势》，都是由高一涵记录（一说罗家伦），胡适翻译，最后由陈独秀编入第二十六号的《每周评论》上。
胡适对“专谈政治”的《每周评论》，本不太感兴趣，但处于非常时期，又觉得责无旁贷，只好答应下来。他无奈地说：“我现在忍着心肠来谈政治，一只脚已踏上东街，一只脚还踏在西街，我的头还是回望着那原来的老路上！”胡适《我的歧路》。《胡适文集》（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正如穆罕默德不朝山，山朝穆罕默德一样，政治逼人来谈。胡适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戒约，一朝打破，“后来只是不干政治”，“把二十年不谈政治放弃了”。胡适《在台北市报业公会欢迎会上演讲记录》。《胡适言论集》（乙编），台湾，华国出版社，1953年版。
在胡适接手的第二十八号《每周评论》上，发表了李大钊的文章《牢狱的生活》，胡适的长文《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以及随感《爱情与痛苦》、《研究室与监狱》、《他也配》、《北京大学与青岛》、《数目作怪》等，保持着《每周评论》的一贯风格，并没有削弱其政治色彩。
真正引起某些同人不满的，并非“杜威讲演录专号”，而是胡适在第三十一号《每周评论》上发表的被他自称为“发愤想谈政治”的“政论导言”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以王揖唐公开主张民生主义，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为切入点，针对目前社会有一种侈谈主义，而不从事解决实际问题的风气，批评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主义来欺人。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胡适举例分析：“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接下来，胡适列举了一大堆亟待解决的实际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李大钊早在《可怜的人力车夫》、《劳动教育问题》、《战后之妇人问题》、《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混充牌号》等文章中，一再提出过的。
［胡适指出］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那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胡适《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
这篇文章就像重磅炸弹，首先受到震动的，不是王揖唐，不是安福俱乐部，而是新青年同人阵营。
文中的许多言辞，似乎隐晦地指向他们，如“根本解决”，就是新青年们的口头禅，社会主义、布尔扎维主义，更是李大钊等人所信奉的主义。胡适后来辩解，他的意思是“针对那种有被盲目接受危险的教条主义，如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等等，来稍加批评”。《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他不赞成被主义（不管它是孔子、朱熹，还是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而不是否定这些主义。
蓝公武马上写了一篇反驳胡适的《问题与主义》，由胡适经手，编入8月3日的第三十三号《每周评论》上。这时，李大钊正在家乡昌黎的五峰山上，“饮的是泉水，烧的是松枝”，听着大海的夜夜涛声，撰写他的雄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当他读到胡适的文章后，立即写了一篇《再论问题与主义》作为回应。
［李大钊说］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不然，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是仍然永没有解决的希望；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响于实际。
李大钊坦言：“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他写过一篇《Bolshevism的胜利》的文章，给《新青年》惹了一些麻烦，但他并不后悔。“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
李大钊指出，当一个社会变得没有组织、没有生机，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失效的时候，“根本解决”就是惟一的办法。他以俄国革命为例，“罗曼诺夫家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部解决了。”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8月17日。
俄国十月革命刚成功的头几年，俄国的现实，确实令人眼前一亮，抱着急切的救国理想的李大钊，持有这种乐观期待，毫不奇怪，反映了当时知识界的一种普遍思潮，指望毕其功于一役，一场革命把一切问题“全部解决”。
胡适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发表在第三十六号《每周评论》上，接着又写了《四论问题与主义》，准备在《每周评论》上，继续讨论这个话题。讵料8月30日，正当《每周评论》排版之际，警察忽然光临。“他们封了杂志，一切财物也被充公了。所以‘每周评论’第三十七期也就始终没有和读者见面了”。《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胡适到警察厅和吴炳湘交涉，吴炳湘劝他：“不要办《每周评论》了，要办报，可以另取报名嘛。”胡适无奈，只好作罢。
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胡适谈的是主义的定义与研究方法——什么是主义，应该如何研究主义——而不是具体评判哪种主义好，哪种主义坏。《新青年》同人有一个好传统，即经常交流意见，有些准备发表的文章，也先在同人中互相传阅，征求意见，并经常会把批评与商榷的文章一并发表，形成争鸣。但胡适这次显然没有事先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因为李大钊不在北京。结果，文章一出来，引起了李大钊误会，认为是针对他所信奉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