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皖南事变”之后，臧克家避难河南万县，一个叫寺庄的小巢收留了他疲惫的翅膀。一天的清晨，诗人被一声声清脆的鸟鸣唤醒。黑夜，是一口很深很深的枯井，他是被鸟声这根缆绳拉到阳光下的。
婴其鸣矣，求其友声。吟咏的诗人在地上，歌唱的春鸟在树上。诗人和春鸟共鸣着，周边都变成活泼自由的一潭。所谓共鸣，就是诗人忍不住也延颈鼓翼，朗声抒情。诗，是有声音的，这会儿的诗歌，有一种圆润流畅的韵味。万鸟齐鸣，那是诗人加入了大自然的合唱。鸟声，一束比一束明亮。诗人的心情不再冬天，呼吸变得顺畅，诗歌也为之激昂。而春鸟的叫声，仿佛音乐的前奏，竟开启了一曲恢弘的乐章：“是应该放开嗓子/歌唱自己的季节，/歌声的警钟，/把宇宙/从冬眠的床上叫醒，/寒冷被踏死了/到处是东风的脚踪。”听到这真理的声音，谁的精神不为之一振？
据说小泽征尔第一次听《二泉映月》时，是双膝跪地，虔诚无比。我们在春鸟的啼啭中，一点一点地长大。隔着半个多世纪的风烟，我无法知道，到底是春鸟改变了诗人，还是诗人发现了春鸟？是春鸟的叫声鲜活了诗人的诗歌，还是诗人的诗歌使春鸟成为优秀的民间歌手？其实这些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蛰虫揭开土被，到阳光下爬行，是人类的活力在奔涌！听着真理一样的鸟鸣，诗人怎会再重复昨晚的恶梦。这充满活力的鸟鸣，必定经历了黑暗与沉闷的磨砺，正如天上的星星，越黑越灿烂。听春鸟啼鸣，其实就是清洗耳朵清洗心灵。
我们在春鸟的歌声里，把全身每一个毛孔都竖成耳朵：真理和自由，便是世间最美妙的音乐。愤怒出诗人。当空气近乎令人窒息时，总会有诗人的声音响起。臧克家以诗歌为武器，“诗人呵……/放开你们的喉咙，/除了高唱战歌，/你们的诗句将哑然无声”。抗日宣传工作屡遭破坏，个人也险遭不测，诗人在困境与郁愤中写下的诗歌，如同早醒的霞光，预言了天空的高远与明朗。诗人以生命为诗歌，从棘针尖上去认识人生，带着倔强的精神沉着而有锋棱地去迎接磨难，“一生献给了诗的王国”（谷牧语）。诗人的诗篇，是“一部现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编年诗史”（汪锡铨语）。
臧克家的《春鸟》，是一曲含蓄蕴藉的交响。谁将这段乐章，全神贯注地听过，谁的眼前就会无限春光。诗人的翅膀经过黑夜的打磨而翔舞九天之上。诗人，是一只大鸟，他的声音激越豪迈，穿透厚重时空，抵达的是我们的心灵，“我要用我的诗句，/去叫醒，去串连起/一颗一颗的心”。
2004年2月，也是一个春天，是青山添媚眼的春天，是流水孩子般的春天，是草木绽笑脸的春天。聆听着窗外真实而翠绿的鸟鸣，诗人便在天籁的清灵之音中复活，清晰可闻的是他心的跳动。
记忆或者怀念
怀念史铁生
2011年来了，史铁生走了。
他双腿瘫痪，后来又患肾病并发展到尿毒症，需要靠透析维持着生命。我相信，他走的时候，是平静的，安详的，他走进了他的节日。所有的病痛都离开了他的身体。这位自称“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的优秀作家走了！正如他在《我与地坛》里所说的那样：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他的文字留了下来。“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他的写作他的生命，完全融合在了一起，在自己的‘写作之夜’，他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词，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这是史铁生获得首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时的授奖词，我觉得，也是对他的散文名作《我与地坛》最精当的评语。
许多人都在热衷于“民族”“大河”“千年”的大书写大制作的时候，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的存在，给“大散文”的写作提供了最好的文本：以个体的生命体验为情感起点，超越个体生命中有限的必然，呈现为对人类整体存在的担当。“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地坛的永恒与瞬间、沉静与涌动、博大与纤细，给一个濒临绝望的人开蒙揭翳，使他对于生与死有了新的看法。我觉得，这是一篇带有自传、自省、自述的大散文，质朴，浑厚，峻拔，富于人性的深度和生命的热度。而时下的一些散文呢？喜欢堆砌华词丽句（借以掩盖内蕴的空虚），嗜好肉麻甜腻的抒情（给人无端歌哭的空洞之感），唯独不见生命的个体体验。《我与地坛》是我每年必读的散文。在我们被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所裹挟、所淹没的今天，《我与地坛》有着自我救赎的意义：审视自身，珍爱生命，心灵复归安静。“地坛”是迷乱浮躁的现代人得以栖居的精神家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与地坛》）。
再一次重温史铁生的著作，让我仰望着一个与众不同的身影。他对生活的沉浸，他对文学的思考。写作是什么？它首先是一种内心生活，出发点是写作者的自省和向内探寻，推己及人，勇敢地敏锐地去探索人的无限广阔的可能性，表达对人类基本关系的思考。
作家走了，地坛还在，它是作家博大胸怀的象征，是我们灵魂栖居的安静的家园。
老歌
老歌，就是陪你到老的歌。有时想想，能和一支歌慢慢变老，那是一件多么完美的事情。
许多年后的一天，你躺在一张摇晃的竹椅上，电脑、CD已经结满了蛛网，只有身边的胶木留声机，氤氲着一种古旧的气息，时间是飘忽而缓慢的，空间如此辽阔，除了音乐，找不到可以依傍的。是一张暗绿的老唱片，呈现着岁月的深度和时间的光泽。依然是《我的中国心》。你是如此耽溺于这种甜美的宽慰高贵的激情。
老歌是一个地方，很像故乡村头的古槐，绿荫稠密，浓得像化不开的梦。你是一只鸟，你在密密匝匝中找到了自己的歌声。
记不得有多少年了，那位香港歌手穿着一身中山装，出现在节目的现场，“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从那时起，你迷上了中山装白围巾的组合。现在看来，那装束是土得掉渣了。但是，当代歌星几皮箱的行头满舞台的狂舞，也不抵当年的一条白围巾。甚至觉得，歌人合一，浑然天成。是一个海外华人，他刚毅的脸上要有一些岁月的痕迹，最好像北方的白桦树，坚挺的白桦树，就算身在冰雪也改变不了它的坚持。张明敏，《我的中国心》，你记起来了，是1984年，海外同胞歌手首次在春晚演出。因为我们的祖先，早已把我们的一切烙上中国印。
游子思乡，华人同根。这首老歌已经传唱了五千年。
台湾诗人非马的短诗《醉汉》就写出了这样一种迂回曲折的回归：“把短短的直巷/走成一条/曲折/回荡的/万里愁肠，/左一脚/十年/右一脚/十年，/母亲啊/我正努力/向您/走/来。”关山难越，但脚步不止。长歌当哭，这是怎样的一种吟唱？我曾经在网上就《醉汉》请教过作者本人：“当初您写《醉汉》刹那间是怎样的感受？是什么触发了您的灵感？”诗人非马回复：“写它时大陆仍未开放，在异国深受思乡之苦的煎熬。至于当时究竟是什么打开了闸门，触发了诗思，现在已不记得。很可能是又接到故乡家人的来信诉苦吧。我在回答一位诗评家关于这首诗的提问时说‘写成《醉汉》后，仿佛有一条粗壮却温柔的根，远远地向我伸了过来。握着它，我舒畅地哭了’，高兴同你谈诗。你还在教书吗？”
一篙子把话荡远了。上面的话看起来就像我一上课，先来个背景介绍。真是教书的，惟恐人家不明白。
人有时其实很脆弱，就像非马，弱到一封家书、一首老歌就可以抚慰心灵。如同许多年以后，你在一首老歌中缓缓打开了陈述：少年的热情，青年的挣扎，而今的平静。
一种鱼，鲥鱼，长大后溯流而上，回到童年的故乡产卵，一年一度，千折百回。而你仅仅凭借一首老歌就回到了过去的岁月，一条流动的有声有色的河流。荡气回肠的旋律，激情洋溢的歌唱，让你学会了倾听。耳聪，然后目明。那些岁月，街头听见有人哼唱着什么，一听，是张明敏；拐入胡同，遇见口哨，是《我的中国心》。像正午的阳光，热烈铺张。到了黄昏，就是沉静了，因为你懂得了倾听。
岁月，其实是一些珍珠，它们被一些音符串着，即使在夜晚，也幽幽的发着微光。
就这样，你被一首老歌覆盖着，一直到老。
黄霑的霑
前不久，一位文友想写一些娱乐时评，我推荐了南方某报，说上面有个黄霑专栏，值得一看。我用智能ABC打字，怎么也敲不出“霑”字，情急之下，只好切换成拼音：黄zhan专栏。
霑，是沾的异体字。“霑化”都简化成“沾化”了，这个“霑”只在一两个名字中固执着，譬如曹霑。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霑，在视觉上，于我们是一种雨水的汹涌和才情的浸润。
中国的文人大都有精神的洁癖，李太白善咏月，刘长卿独钟水，苏东坡喜晴雨。黄霑去了，我把玩才子的锦绣词章，发觉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水，是他笔下永远鲜活的意象，一如他汩汩流淌的灵感。无论是“千里黄河水滔滔”的汹涌澎湃，还是“他朝相忘烟水里”的涓涓细说，莫不是“霑”的条条支流朵朵浪花。
时下的娱乐圈，“沾”了不少花粉，桃色的（姐弟恋），血色的（私生子），灰色的（患绝症），都一齐绽将出来，好一个花花世界！黄霑晚年修佛，但求一泓清清亮亮明明澈澈的水域。他的音乐是水，注入现实的土中，使土成泥，有了力量。逸兴驱山河，雄词变云雾。强国，健体，御侮，课间在操场上比比划划，那是少年的我和伙伴们在一起接招卸招，口中吼出的就是“万里长城永不倒”。他是优雅地变老的。年近60，又攻读博士课程，就为了多“霑”些学者气文人气。是水，在流淌中清澈澄明空灵。这就是“流水不腐”。
电视上在热播，活动一下拇指，发送你的名字到XXXX，你会了解未来的命运。其实，只要你的眼睛注视这个坚守自我的“霑”字，一条音乐的河流就在你耳畔喧响，清洗耳朵清洗心灵。然后你会变得耳聪目明：什么该“霑”，什么不该“沾”。
隐士
“隐士”，这个语词是一种存在的虚无。挤在《现代汉语词典》里的“隐士”，显得斋冷衾薄：隐居的人。它上声复入声的声调转换，恰好表达了这样的感叹：世间本没有隐士，真的隐士！
“隐士”，给人一种古典的静谧。它超尘脱俗，遗世独立，面朝冷壁，满目苍翠。《论语·季氏》上说：“隐居以求其志。”这“志”，是一张试纸，能鉴定出隐士的成色。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隐士即使遭遇饥寒困厄，也要保持精神上的独立和自由。中国的“隐士”，更像是一张镀金名片。“招聘隐逸，与参政事”（《后汉书·岑彭传》）。“归隐”，是为了“出仕”。一“归”一“出”，任谁都可以听见隐士们追逐功名的匆匆步履；一“隐”一“仕”，我们清晰的看到隐士们的人生轨迹：迂回曲折地实践着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所以，我把“隐士”读成了“隐仕”，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误读。
“大隐隐于朝，小隐隐于市”。我偏颇地认为：越是京师，越是风云际会之地，大隐们与皇宫大殿的物理距离只有一箭之地，只要里面一声咳嗽，脚步比如今的网速还快。这句话，可以作为“隐士”的一个“部首”，我们不妨进行一番检索。
传说中的姜尚是个隐者，在商都荷担叫卖，挑子里的东西卖完，他只好把自己的影子沉重地挑回去。八十岁时，垂钓渭水之湄，前无古人地把鱼钩搞成直的，专钓周室的相印。人云这隐士如何高人，这隐士便是假隐士了。当代散文家朱以撒说：“隐士都是自生自灭，终其一生如花开花落了无声息。”姜尚的这段经历，显然被神化了，但对于概括隐士穷其一生心志终其出仕理想的履历，却决不是一个神话。
魏晋南北朝时期，隐逸之风盛行，似乎深山越深隐士学问越深。于是，隐士们怀抱琵琶，半遮半掩，藏头深山老林，露尾相府帅营，看似千折百回，实则快捷无比。南朝人陶弘景每次归隐，从不隐蔽自己的去向，便于朝廷能在第一时间寻访得到，因此落了个“山中宰相”的名号。“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他的从容优雅，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解读了。“隐士”，无疑是一定历史时期最实用的物质最耀眼的招牌。
躬耕大野菊采东篱的陶渊明是不是一个隐士呢？北宋人周敦颐如此“定义”他：“菊，花之隐逸者也。”真正的归隐是不为人所知的。倘若真是隐士，天下谁人识得他？清人龚自珍有诗曰：“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一语破的，把陶渊明比作南阳卧龙，也把他排除在了隐士之外。世间，本无隐士。
“隐士”，这个语词的重心是“士”。欲做“隐士”，必先是“士”。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学者由博返约，故云推十合一。”由此可见，落叶般终老乡间的渔樵农牧不是隐士。隐士，不仅仅是完成行动上的归隐，更要实现灵魂的无拘无束和精神的清洁无尘。谁是真的隐士？我无法回答，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