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执政，除了才智平庸，与恭亲王奕的最大区别，就是无原则，无人格，对慈禧太后一味迎合，不敢坚持己见。金梁在《四朝轶闻》中指出：“醇亲王奕，性和顺，见太后犹畏逊，不若恭王之遇事敢争也。”话虽含蓄，意思却很明白。但谦卑与政治的懦弱从来是同义词，尤其在专横跋扈的慈禧太后面前，他除了俯首听命，很少有真知灼见。所以尽管他在诡谲多变的政局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在政治上却几乎无所建树。
他曾为避免引起慈禧太后猜忌，他在载湉即位时上了一道密折，大意是说：古时非皇子出身的皇帝即位后都推恩其本生父母，加上尊号，恐怕将来光绪帝亲政后也会有人建议照此办理，所以请太后将此折留在宫中。日后若有奸邪小人提出类似建议，可立加罢斥。15年后光绪帝亲政，果然有大臣奏请为奕加上尊号。当时奕已故，慈禧太后拿出尘封已久的密折，用来回答诸臣邀宠幸进的行为，并表白“贤王（奕）”的心迹。奕不但考虑眼前，还担忧到日后。如此煞费苦心，在晚清诸王爷中无人可比。
载湉即位当月，赐醇亲王奕爵位世袭罔替，他力辞不准，勉强接受。慈禧太后特命赏给其夫妇乘用杏黄色轿的特权，他又固辞。后来虽勉强接受，但直至去世也没乘过一次。自唐宋以来，金黄、明黄、杏黄等色泽，就被规定为帝后所专用，他人不得僭拟，奕当然不敢受用。
在载湉亲政问题上，奕也尽量迎合慈禧太后的意图。光绪十二年（1886年），载湉16岁，太后垂帘已显得不合时宜。慈禧太后面谕王公大臣，于明年正月十五日举行亲政典礼。善于揣摩太后意旨的醇亲王奕和诸王公大臣，纷纷上书恳请太后体念时艰，从缓归政。经过几番辞让与恳求，太后终于假惺惺地表示：“勉允所请，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
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月初三，慈禧太后终于撤帘归政。撤帘归政，当然非太后所愿，只是迫于舆论和以往的表态，不能不做出“垂帘听政，本非意所乐为”的姿态。实际情况是，在此前一年的十月，醇亲王奕、礼亲王世铎等人已命军机处起草了一个有关归政事宜的奏折，规定在皇帝亲政后，凡有内外折奏，经皇帝朱批或谕旨后，需“恭呈皇太后慈览”；简放大员及各项要差，需先由军机大臣请旨裁定，再由皇帝奏明皇太后，然后再颁谕旨。于是形成了“皇上虽有亲政之名，而无其实，一切用人行政，皆出西后之手”的局面。
奕对皇太后诚惶诚恐的心理，不仅表现在他的一切言行中，连家中的陈设也有此痕迹。他命名自己住的正房为“思谦堂”，书斋为“退省斋”。他还特意在书斋条几上摆放了一只仿制的周代欹器，这种器物有一个特点，将水注入一半，仍能保持平衡不会倾倒，如果把水注满，就会倾倒过来使水全部流掉。他在欹器上刻上“满招损，谦受益”的铭言，用来策励自己和子孙戒盈戒骄。奕自撰的治家格言有这样一段话：
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
其实他最担心的，还是在政治上招灾惹祸。正是由于他熟通“明哲保身”的技巧，得以在慈禧太后的淫威下位极人臣，在风涛凶险的政坛中一帆风顺。奕在慈禧太后面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总算寿终正寝。光绪十七年（1891年）冬，他因病去世，享年52岁。奕生前一味退让，生怕受到尊崇会给自己带来不利，而他死后获得的荣耀在清朝王爷中则是前所未有的。他获得了“贤”的谥号，在他之前，只有雍正时期的怡亲王胤祥得到过这一褒奖。他还获得了“皇帝本生考（亲生父亲）”的称号。17年后，第二代醇亲王载沣的儿子溥仪（宣统帝）继位，又尊称他为“皇帝本生祖考（亲生祖父）”。皇帝上谕，在醇王府内建立祠堂祭祀他，并按照祭祀皇帝的礼仪。但在公开场合，他的身份仍是亲王，园寝也依亲王制度。
醇亲王的园寝位于北京西郊的妙高峰下（在今北京市海淀区北安河乡），俗称“七王坟”。奕绝想不到，他死后多年，园寝上的一棵古树竟被慈禧太后下令砍去。关于此事起因，要从奕亲选园寝谈起。
奕选定这块风水宝地时，还不到30岁。此地泉壑幽美、层峦叠嶂，景色宜人，有唐代法云寺遗址。金章宗时，这里又是西山八院之一的香水院。当时奕正在蔚秀园养病，某日到西山响堂庙闲游，该庙距妙高峰不过十里之遥，是醇亲王旧仆、太监王照禄、王正光修建的。他们带着风水先生李唐和醇亲王一起到妙高峰勘察。李唐认为该处风水最佳，奕喜极，不复狐疑，一言决断。但不久就有人谓此处不可用，奕另请风水先生看视，最终拿定主意，在此地修筑了园寝。
为了帮助奕置买茔地，慈禧太后和同治帝还拨给了白银五万两。对此他不禁感激涕零，特别赋诗一首，刻碑立于园寝，作为纪念。其中有“何幸平生遭际盛，圣明钦赐买山钱（原注：买山建茔，蒙慈恩圣恩赐银五万两）”之句。
醇王园寝坐西朝东，前方后圆，依山顺势，步步升高。台阶之上，建有碑亭、月牙河、石拱桥、享殿、宝顶。按清朝制度，王公府第、园寝应用绿、蓝色琉璃瓦，而醇王碑亭却覆以皇家专用的黄琉璃瓦。仅此一端，就显示出醇亲王身份的不同凡响。据记载，奕过世后，最初运输的碑石比目前竖立在碑亭内的石碑高大许多，因过于沉重，中途无法上山，不得已留在山下，雕刻碑文后就竖在醇亲王同母弟孚郡王奕园寝（现称九王坟）的碑亭内，而将孚郡王园寝一块较小的石碑运上了山。园寝内泉水淙淙，林木茂盛。除了苍松翠柏，在奕墓道前，还长着一棵古老的白果树（银杏树），树身八九人合抱，高十数丈，据说是金元时物。然而，就是这棵枝繁叶茂的古树，竟使奕死后难安。
关于古树被伐一事，记载最详细的是王照的《方家园杂咏纪事》：内务府大臣英年，素讲堪舆（风水），曾为慈禧太后择定普陀峪万年吉地。他急着想升官，就找机会对太后献媚说：“醇王园寝有古白果树一株，高十余丈，树阴数亩，形如翠盖，罩在墓上，按地理有帝陵之象。而且白果的白字，加于王字之上，明明是个皇字，于皇家本支不利，应请旨速伐此树。”太后就说：“我就命你等伐之，不必告他。”“他”即指光绪帝。内务府诸臣虽领懿旨，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于是奏闻皇帝。光绪帝不许，并且严厉下谕：“尔等谁敢伐此树，请先砍我头！”诸臣只好又去请示太后，太后态度如旧。相持月余。一日，光绪皇帝退朝，听太监说，太后已于黎明带内务府人往醇王园寝。光绪帝急忙命驾出城，奔至红山口，遥见亭亭如盖的白果树没了踪影，不禁号啕大哭。连哭二十余里，至园，太后已去，树身倒卧，数百人正围着砍树根。周围还挖了十余丈的深池，用千余袋石灰沃水灌其根，以防止复生芽蘖。光绪帝默然无语，步行环绕墓三周，顿足拭泪而归。
关于此事，在当地村民中还有种种传言。有的说，在挖树根时，从底下钻出了大小蛇数百千条，蛇身大者有一尺多粗，长数丈。还有的说，庚子年间（1900年）闹义和团，就是这些蛇精转世报仇。这些传言以讹传讹，显然是无稽之谈。那么，伐树一事究竟有没有呢？
王照为了印证此事，曾亲自去当地考察，与村夫野老谈及白果树事，各道见闻，相对欷歔。其中有一位姓王的驴夫，自述曾亲自抬着小轿送光绪帝上山。
最可靠的证据，见于光绪帝的师傅、大学士翁同龢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五月初七日的日记，上面明确记着：“园寝有银杏一株，金元时物，似前月廿三事，懿旨锯去。”
翁同龢落笔简单，略去了前因，只记了后果。如果不是有了王照等人的记载，简直让人摸不着头脑。
慈禧太后为什么对一棵白果树心存耿耿？“风水”之说似乎有些牵强，醇王奕生前谨小慎微，对她不敢有丝毫冒犯，死后被追谥号曰“贤”，太后似乎没有必要对他园寝上的一棵古树下此狠手。所以，也有可能，这是她对亲政后锐意变法、越来越不听话的光绪帝日益不满，借此发出一个警告。此事不久，发生了著名的戊戌变法和戊戌政变（1898年）。光绪帝被太后软禁。而那个搬弄是非的内务府总管英年，也没遭好报。在庚子事变中因“庇护拳匪（义和团）”被斩首于西安。
奕一生谨慎小心，处处退让谦和，对慈禧太后更是唯命是从。他死后，却连坟地上的古树都保护不了，实在是很可悲的。通过此事，也可以看出慈禧太后为人阴毒的一面。对此，连太后亲近大臣都深有体会，在戊戌政变中因密告有功而获慈禧太后恩宠的大臣荣禄就说过：“皇上（载湉）性暴，内实忠厚；太后心狠，令人不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