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乔伊斯对后来爱尔兰小说的影响是含糊而未知的。如果把整个爱尔兰文学比作一颗大树，那么乔伊斯无疑就是这棵树的树干，但是从树干长出来的枝杈却好坏参差不齐。要说爱尔兰文学的弱点（当然了，对任何事物做出简单的概括总是显得有点愚蠢），我认为它有时候倾向过于修饰细节而忽略了整个小说的形式和结构。很多爱尔兰作家可以写出一句漂亮的句子，描绘一幅美妙的风景图，或是讲述一个动人的爱情场景，但是在我看来，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在写作的各个方面都有所出彩：有效率的小说结构、可信的人物形象、精彩的对话、吸引人的叙述和漂亮的文字。我认为这些都是典型的美国文学传统。
问：我对您为写作《星》而进行的大量的数据搜集工作印象很深。德克兰·基伯德曾提到您的作品“把维多利亚时期男性对资料和量化的着迷表现得十分幽默”。当然，除了这一点，您的小说还在很多方面体现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传统——您甚至还引入了插图。您刚才提到了对于小说形式的关注，而且也比较欣赏注重抱负和理想的小说，那么您是否能就这一点做出评论？
答：我开始写作时还是个二十几岁的学生。当时我和我的朋友就喜欢读美国“低俗现实主义小说”，尤其是雷蒙德·卡佛的作品。这些作品通常被认为是荒诞而无内容的，但在当时却非常流行。现在看来，很多这一类的作品都几乎毫无形式可言，所以我认为它们经不起反复阅读。
我对这个形式问题一直很感兴趣。所有小说都必须依赖于特定的形式以求达到完整。事实上，写作就如同是工程学上的操作和管理。从一个社会的主流小说类型到其它文学样式，从好莱坞的大制作到欧洲的文艺电影，几乎所有关于写作的东西都依赖于一定的形式和结构。这一点我从一开始创作《星》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了。
为了使《星》能尽量接近真实的细节，我研究了大量19世纪的小说。它们内在的结构特色深深吸引着我，而且这种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尽管在英国文学领域拿过好几个学位，但我必须承认，在学生时代，维多利亚文学并不是我的最爱。然而若干年后重读这些小说，却越发觉得阅读的感觉十分美妙和令人满意。我喜欢那段时期那些经过精心布局又能提供广大空间感的小说，尽管小说在当时还只是一个新兴的文学样式。我想早期的小说家犯一点错误是可以理解的，而我喜欢从他们作品中体现出来的青春的活力。相比起来我们当代的一些小说就显得有点单薄。但其实依据创作者的才华来看，他们也许可以比现在处理得更大胆一些。
在小说的成长阶段，人们通常认为语言可以用来表达一切。作家们也是如此。狄更斯、勃朗特姐妹和特罗洛普就属于非常大胆的作家，他们的作品通常会使用大量的人物角色、真实的历史事件、伟大的史诗般的背景，有时还引人十分大胆的叙述技巧。而我对于这最后一点印象尤为深刻。当我们阅读狄更斯的作品时，就常常折服于他杰出的讲故事的技能——扣人心弦的情节、顿悟、信息的大胆揭露，有时还有奇异的巧合。再拿《呼啸山庄》来说，其结构也极为复杂和大胆。同样还有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一般的读者很少会去注意这些小说内部的结构因素，在我看来，这正验证了小说的成功之处。精心设计的结构在小说内部浑然一体，构成一股内在的引力，在掩埋艺术的表象下，却体现出了真正的艺术。
我喜欢那些融人大量生活经历的小说。所以尽管《星》并不旨在模拟19世纪的小说，我仍希望它能传达出那种强大的空间感和一种活泼生动的感觉。在写作这本书以前，我考虑了很多。就像是造房子一样，我知道它需要将很多不同的成份组合起来。但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把它们组合成一个有机整体，这需要大量的时间。
我父亲肖恩是一个结构工程师。虽然我很清楚自己并没有遗传他在数学方面的天赋，但在我看来，书也有建筑式的结构。或者打一个生理学上的比方，每一本书都需要一个用以支撑内容的骨架。我认为在正式开始写作以前一定要明确这一点。
写作是一门艺术，也是一种技能。任何想要做到名副其实的作家都要学会尊重这样一种技能，否则他们所做的就仅仅是在宣泄个人的情感：给自己的情绪加上各种各样的形容词，然后称之为文学作品。所以我觉得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学会运用那些讲故事的技巧非常重要。否则像《星》这样的作品就很可能变成一部记录爱尔兰大饥荒的史卷，冗长而沉重，无法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惊险读物、探险故事、神话、爱情小说，还有哥特式悬疑故事都内含十分巧妙的叙事手法，可以吸引读者的兴趣。如果运用得当，那些技巧通常可以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产生一种迫切想要往下看的欲望，而这种效果无疑是所有作家都期望达到的，对于读者来说则更是一种美好的享受。在长时间地考虑了那些有关结构方面的问题之后，我就开始为我的小说添加细节。我认为要让读者进入小说中的世界，主要得依靠语言、氛围、形式和小说所表现的人物的挣扎（人物形象最好要鲜明），而且读者对于小说背景的接受应该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可以说，和小说有关的一切都始于结构。
有人说《星》是一次形式上的实验之作，我对此持谨慎态度。“实验”一词总让人有点敬而远之，似乎暗示了一定的阅读障碍。我坚持认为小说是最伟大的艺术形式P作为表现虚拟现实的媒介，它永远不会消失。我并没有想要颠覆这一形式的传统，至少不想从根本上去改变。在我看来，没有其它任何形式可以具备小说那样的魔力，让我们同时获得娱乐，的享受和情感的共鸣。我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特殊的结构是有一定原因的。首先，在初期的构思和组织阶段，我预见到这会是一部涉及众多人物和较长历史跨度的作品。从我作为一个读者的切身体验来看，我不会有足够的耐心来读完这样一部长篇大作。如果小说只有一个叙述者，我很快就会觉得厌烦，因为无论那个叙述者多么有趣和吸引人，他也只代表一个人的声音。就比如说我崇拜很多伟大的人物，像鲍勃·狄兰、奥斯卡·王尔德、艾米莉·狄金森、贝西·史密斯，我甚至很想和他们进行交流，可是我绝对受不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连续一个星期对着我说话。
所以我希望小说可以拥有多个层次、多种声音和多重视角，我相信这也是多数读者比较认可的形式，因为倾听来自不同角度的声音总是比较愉悦的感受。就拿观看纪录片来说，没有人会愿意一直听被访者一个人的声音，他／她的配偶、孩子、同事及父母都是我们希望倾听的对象。我们对一个人的了解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点一滴来自各个方面的细节的积累。所以我喜欢小说以同样的形式面向读者，从而使他们成为故事讲述过程中的一个实际参与者，而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小说家个人的观点。
最后一点，我想《星》的风格多多少少受到我在剧院工作经验的影响。不管是舞台还是电影剧本写作，要求的都是一种自我约束，因为剧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要遵守一套明确限定的规则：要注重讲故事的技巧和人物的性格塑造，而不是自我主观意愿的表达。对于舞台剧本的创作来说，作家的全部精力就集中在如何吸引观众的技巧上面。我想那些伟大的实验主义剧作家——贝克特、戴维·麦米特和哈罗德·品特——还有更为流行的通俗闹剧和音乐剧无不如此。对我来说，写作的目标就是要写出一个有吸引力的故事，所以我有时就利用在剧院里的所学来帮助自己达到这一目的。我始终认为书的娱乐价值非常重要。
问：尽管您写过并出版过一系列短篇小说、一本游记、还有一些舞台和电影剧本，您知名度的确立主要还是基于两部喜剧作品的问世：《爱尔兰男性的秘密世界》和《国内外的爱尔兰男性》，而您的文学成就则主要集中在小说领域。尝试这些其它的文学样式对您来说会不会更轻松一点？您写过诗歌吗？
答：也许我是爱尔兰惟一没有写过诗的人。我总觉得爱尔兰有太多的诗人了。其它欧洲国家有喝不完的酒，有堆积如山的黄油，但在爱尔兰我们却有数不完的诗人，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其中的一个！至于我早期的作品，我想可以用狄兰·托马斯的一句话来说明：所有的年轻作者都需要经历一些挫折。所以我尝试各种类型的创作，包括新闻、剧本和旅行游记，我只是觉得一个人需要学习多方面的技能。
问：您的大部分小说都是有关失败和挫折的故事。比如说我想到了《推销员》里的比尔·斯韦尼，《亡命之徒》里的弗兰克、埃莉诺和《牛仔和印第安人》里的埃迪·韦拉格。特里·伊格尔顿在被问及其剧本里反复出现的失败的爱尔兰革命者形象时，他说“失败是爱尔兰的一个特色”，并且指出那是一种“更积极意义上的失败”，即“只有意识到了失败才能最终前进”。您同意这一观点吗？
答：同意，正如鲍勃·狄兰所说，“失败是独一无二的成功”。但我很想以后写一部喜剧小说。我觉得那才是最困难的，绝对是一个真正的挑战。痛苦、悲伤和失去远比快乐更容易用语言表达。
问：我听说您自称在人生的某些时刻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您会把自己标榜成社会主义者吗？如果是，那它又怎样影响了您的文学创作呢？
答：这要看我们如何界定社会主义。我不从属于任何一个政党，但简单来说我的确是个社会主义者，我的政治和文化立场都是左派的。在经济学领域，我认为富人应该和穷人分享他们的财物，即使他们不愿意，也要强制如此。在我看来，马克思对很多问题的看法都是正确的。现今社会的新秩序无论怎样自圆其说，人类的未来（前提是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未来）都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我们的社会在结构组织上很明显存在一个极大的矛盾，这一矛盾就如同金属板上的一道缺陷，充斥着整个世界。我们只要打开报纸或是看看电视新闻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点。事实上，只要在任何一个欧洲城市的穷困郊区走一走就会发现：这个世界有一半的人在为身体的肥胖而担忧，另一半却在饥饿中痛苦挣扎。这一矛盾导致的结果只有两种：要么人类遭到彻底毁灭，要么就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我们迟早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慈善本身就能解决这一矛盾。为什么要用“帮助”或“债务”这样的词呢？难道我们真想生活在一个受严格统治而失去人性的社会里，眼睁睁看着电视上那些贫民窟里的人们饿死，每天每夜，永无休止？
也许回答这个问题的最好方式还是回到《星》。这部小说寻找并展示了维多利亚时期与我们当代世界之间的联系。作为21世纪的新人类，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在道德上高人一筹——而且是在很多方面，看看我们取得了人类史上多大的进步——但是很明显，世界的格局仍然是一个金宇塔形：有钱的一小部分人处在社会的顶层，而那些无力的被边缘化的多数人处在底层。现在的这个世界和以前一样，仍是由穷人支撑着富人。正如小说人物之一的迪克森在《星》里所说的那样，“工作最辛苦的人拥有的最少，而那些除了吃喝什么也不做的人却占有了最多的财富。”这是事实，而且只要它继续成为事实，世界就不会有和平可言。
问：您的政治观点是否和您想要解释一切和回答问题的愿望有关？我是指《星》结尾处那个有点出乎意料的结语。’
答：我一直说，那个结语是我小说里面一个人物“写”的，而不是我。我觉得那符合迪克森的一些神经特质，他不喜欢零零碎碎、没有结果的结尾。
问：我来自加利西亚，我们视爱尔兰为“姐妹国家”：我们拥有共同的凯尔特传统，都经历了民族语言的消亡和复兴，同时我们有着相似的地形，在20世纪初期又共同经历了文化的复兴。加利西亚人现在把爱尔兰看作是“凯尔特者虎”，同时也是一个值得其它国家学习的典型，因为它拥有进步的经济和文化产业、年轻的人口、较低的失业率、对新技术较快的适应能力，以及在国际舞台上良好的形象。您对爱尔兰的现状也持这样积极的评价吗？
答：在某些方面的确是这样。然而在其它方面，我认为爱尔兰社会颇受撒切尔主义的影响。教会在爱尔兰人生活中的消亡并没有换来社区意识的发展，取而代之的反而是一种世俗的实利主义。现在很多人就像我们过去信仰上帝一样迷信奔驰跑车。
问：您对现在爱尔兰的？语言问题怎么看？您说凯尔特语吗？因为我认为这是我们加利西亚惟一一点超越爱尔兰的地方：加利西亚语在文化、政治、教育和管理中都被广泛应用。
答：每一位爱尔兰人至少能说和理解一点凯尔特语：在所有爱尔兰学校，这是一门必修课。就我个人而言，我尊重这门语言，觉得它很美。我也喜欢凯尔特文化的其它方面，尤其是音乐和小说故事。我支持政府为推广凯尔特语所作的努力，尤其支持那些居住在康尼马拉和其它爱尔兰语地区的人。但是凯尔特语不是我的母语。我从小在“盎格鲁”范围内长大，所以我的母语是英语。
问：您想就国际政治形势做出评价吗？
答：和很多人一样，我觉得现状非常令人失望。伊拉克和中东的局势看不到一点希望，同时，饥荒在爱尔兰也不是到1850年就结束了。和19世纪相比，现在世界范围内反而有更多的人在挨饿，尽管事实上仅仅利用那些被我们浪费的东西就可以消除饥荒。不过我们仍然要对未来充满希望，因为即使像乔治·布什这样可怕的政府都答应给非洲提供资助了。
问：在您看来，是什么原因使得爱尔兰作家和文学在世界范围内如此受欢迎？
答：我相信凡是对文学感兴趣的人都会认可爱尔兰文学的历史地位。想来也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爱尔兰这个人口极其稀少的国家竟然产生了如此众多的文学巨匠，如叶芝、乔伊斯、王尔德、肖恩·奥凯西和肖伯纳。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人物在爱尔兰具有英雄一样的象征意义。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他们和体育，明星或是流行偶像互相竞争，但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在他们的T恤上饰有这些文学家们的头像。我想在这个国家还没有在其它领域取得一定成就的时候。他们已经成为爱尔兰的精神象征，关于爱尔兰，很多人固执地认为那里的人们喜欢一切与文学相关的东西（有一种奇怪的想法甚至认为都柏林的出租车司机都能大段背诵乔伊斯作品中的原话）。这些想法虽然不无夸张，但事实上作家在爱尔兰的确不是什么新奇的职业，那被认为是一种富有价值的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