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奥康纳访谈录
钱雁峰译
约瑟夫·奥康纳（JosephO’Connor）1963年出生于都柏林，1989至1996年间，定居伦敦，专门从事报刊和杂志写作。奥康纳的文学禀赋在其发表的第一部小说《牛仔和印第安人》（Cowboys and lndians，1991）中即崭露头角，该小说还入选惠特布莱德图书奖的最终评审名单。在此之后，奥康纳的小说创作成果颇，丰，陆续推出一部短篇小说集《真正的信仰者》（True Believers，1991）和长篇小说《亡命之徒》（Desperadoes，1993），《推销员》（TheSalesman，1998）和《大海之星》（Star of the Sea，2002）等。除了小说创作，奥康纳同时也为戏剧和电影撰写剧本，包括1995年的《红玫瑰与汽油》和1997年《天使的哭泣》），并发表了一系列非小说作品：《甜蜜的自由：在美国的爱尔兰文化中行走》（1996）；两部喜剧作品：《爱尔兰男性的秘密世界》（1994）和《国内外的爱尔兰男性》（1996）。
《大海之星》（以下简称《星》）是这位年轻而才华横溢的作家最为成功的作品，讲述的是有关爱尔兰最为沉痛而又鲜为人知的一段历史——大饥荒。该小说一度成为畅销作品，在爱尔兰文学和文化界赢得了广大学者和专家的好评，包括特里·伊格尔顿和德克兰·基伯德都对其大为赞赏。
2004年6月，何塞·马纽埃尔·埃斯特维—萨阿（Jose Manuel EstEvez—Saa）对奥康纳进行了一次专访。当时奥康纳和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孩子住在爱尔兰一个叫达尔凯的小村子里。在他们的居所附近就是著名的马泰楼碉堡，那是纪念爱尔兰文学巨匠詹姆斯·乔伊斯的博物馆。采访当天正好是布鲁姆日100周年纪念日，整个爱尔兰都在庆祝《尤利西斯》中记录的这个意义非凡的日子。在采访中，奥康纳坦言深受乔伊斯作品的影响，但是最终他还是写出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问：在写作《星》以前，您的小说和喜剧作品在评论界广受欢迎，然而您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身份的奠定毫无疑问是基于《星》的问世。可以说，《星》为您赢得了国际声望。我本人也被这部作品深深吸引，它让我想起特里·伊格尔顿在《希斯克利夫和大饥荒：爱尔兰文化中的散文》（1995）中提出的问题。面对爱尔兰大饥荒相关历史资料极为贫乏的现状，伊格尔顿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在爱尔兰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中有多少提到了大饥荒？在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中，大饥荒又在哪里？讲到复兴文学，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形式政治问题：当时多数的作品有意回避现实因此并不能作为历史现实主义的文化载体和传播手段。王尔德、穆尔和济慈反对自然主义，追求与之相对立的风格、表现和人物角色；而詹姆斯越是为了艺术目的还复自然主义，这样的自然主义就越显得人为化。如果说大饥荒在一些人群中激起了愤怒，那么它同时也使另一些人由于身心所受的创伤而变得沉默。”在我看来，《星》的创作证明您成功克服了伊格尔顿所提及的人们身心所受的创伤。甚至可以说，您通过一种平衡的、美学上又极为巧妙的方式来处理这一主题，并且同时融人了悲剧和幽默成分。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究竟是什么促使您去创作这样一部关于爱尔兰历史上最为复杂和令人痛苦的事件的小说？
答：首先非常感谢你对我作品的支持。我对大饥荒的兴趣由来已久。在我十几岁的时候，父母每年夏天都会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到都柏林郊区至戈尔韦的康尼马拉一带度假，那里曾经遭受过大饥荒的严重破坏。爱尔兰人有这样一个特点，他们谈论起很多年以前的事情，感觉就像发生在上个星期。于是当地人就会指给我们看当年大饥荒留下的遗迹：被遗弃的村庄、坟地和荒废的村舍，似乎周围的一切环境都变成了讲述大饥荒历史的文本。在这个文本面前，有些人读出了民族主义和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屈服，有些人看到了地方的悲剧色彩，当然也有一些人，选择了忽略这段历史的存在。在爱尔兰，很多伟大的作家利用笔下田园诗般的语言来赞颂这个国家的美好风光，然而却没有人意识到这些风景的空洞，也没有人对此提出任何的分析和意见；就拿济慈来说，他总是忙于观赏那些天鹅和塔楼，却从来不曾问过自己一些更为紧迫的问题。他早期的多数作品仅是机械地描写乡村爱尔兰的风景，于是他所创作出来的就只是一个充满精灵的地方，没有了人的存在。而我对这样一种在灾难面前表现出来的沉默很感兴趣。你刚才引用了伊格尔顿在那篇著名的散文中提出的问题，我深有同感。因为当我第一次读它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在无形中提出了一个挑战。
从一开始我就强调，《星》首先是一部关于人的小说，并不旨在探讨爱尔兰的那一段历史。它的创作手法、基调以及所处理的重点，都属于小说的技术范畴，而非史学范畴。同时，它所针对的是现代小说的大众读者和学术专家。当然，我无法否认这部小说确实是有关大饥荒的故事，我也从不回避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我是在尝试着把大饥荒当作一个人物来处理，把它和统计学彻底割裂开来，不去考虑对于当时死亡人数的种种估测。在另一方面，我也试图把它从政治宣传的种种曲解中还原出来。我认为伊格尔顿所提到的沉默部分源于作家在发挥想象处理这样一个题材时所要面临的道德风险和无法避免的妥协。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这样一种风险：由于没有切身经验的感受，作家很可能会淡化这一事件，或者仅仅将它作为一个简单的历史背景来处理，就如同一部戏剧演出中的舞台背景。同时，还有一些作家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人们对于大饥荒那段历史已经非常了解，于是在无意中忽略了对于他们精神上所受创伤的关注。有些事情会使我们变得沉默，抑或激起愤怒的言辞（这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沉默，因为事实上那样说出来的话等于什么也没说），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沉默并不是最后的答案。每一个人类社会对那些专职于讲故事的人都会予以限制和束缚。但我认为，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我们都需要那些故事。有了它们，见解和洞察力的产生才会成为可能。人类的基本需求之一就是要真实地记录故事，对我来说，这一要求有时可以在小说的自由空间里得到满足。因此，在讲述有关灾难的故事时，作家的任务就是要想方设法克服写作技术上的挑战——提供多种语调、一个吸引人的叙述模式、可信的人物形象、多个声音，和一种用以实现更为广泛的目标的形式美感——同时又要避免曲解或简化历史的伤痛。这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什么。正如记者格兰特雷·迪克森（Grantley Dixon）在我的小说里评论的那样：“写作过程中最困难的莫过于知道要写些什么。”读一读那些记录大饥荒的文字，你会发现多数都处在话语缺失的困境中（“我无法描述我所看见的一切”，“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等等）。而在此之后的写作者则在面对该灾难巨大的规模和影响时变得说不出话来：十分之一的爱尔兰人口死于这场大饥荒，整个地区几乎在一夜之间被清空，人口稠密的村庄和居住点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面对破坏性如此之大的一场灾难，你如何能用语言进行表达？你又如何能在讲述的过程中维持读者阅读的兴趣，而不至于使他们疲于对痛苦的冗长的描写？更何况这样的描写无论多么接近真实，经过文本的二次阅读，给读者的感觉也必然是麻木的。这也是当代记者在报道发展中国家遭受的灾难时面临的一个难题：我们早已看惯了那些痛苦挣扎的画面，诉诸于视觉冲击进而争取同情的努力只会使我们变得越来越麻木。在这一点上，未来从事关于大饥荒写作的作家都要走出一条可行的道路来，否则没有人会去读这个故事，有关这一历史事件的沉默会仍然继续。
关于大饥荒的记忆缺失，除了以上原因，近年来也有一股政治上的势力在作祟，至少在爱尔兰是这样。据说缅怀19世纪40年代的那段历史就是表示同好战的爱尔兰共和军站在一起，就是仍然沉溺于对英国的仇视和对我们这一时代恐怖主义的支持。带有目的的宣传总是具有毁灭性的影响，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学会抗拒。我不认为真实的记忆是一个危险的东西。事实上，只有依靠那样的真实才可以有力反抗政治上的宣传。
另外，我认为一个作家总会选择写他自己喜欢阅读的小说。在这一点上，除了《星》我想不出还有其它的小说能以我所期望的幅度来展现大饥荒这一历史时期的风貌。但也许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星》成功体现了大饥荒在三个国家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不仅仅是爱尔兰，还包括英国和美国。值得指出的是，到19世纪末，在美国生活的爱尔兰移民达到了300万，那是出生于爱尔兰并在大饥荒中幸存下来的人口的39％。今天，4000万的美国人口为爱尔兰后裔，而他们的祖先多数是在大饥荒的那个年代移民到美国去的。
所有这些方面的原因对我而言都是很重要的，它们促成了我来讲述这样一个灾难性的事件，记录下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们的英勇抗争。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我所尝试的其实是千些更为个人的东西——我只是想寻找和发现我的主人公皮乌斯·穆尔维的故事。
问：您的小说最大的成就之一在于打破了传统上关于爱尔兰人和英国人的偏见。通过重写爱尔兰大饥荒的历史，您推翻了史书上对这一事件的叙述。请问这是您有意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吗？
答：是的。我要再次强调《星》只是一部小说，不是教科书。但是我也希望它能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历史上关于大饥荒的两极争论，无论从道德或是对事实的尊重来看，都是片面的、不尊重历史的、错误的。尽管英国政府的救助措施并没有成效，尽管爱尔兰的穷人在他们主人眼中被认为低人一等，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还是有一些英国人向爱尔兰人伸出了人道主义的援助之手；相反，我们中的—一些爱尔兰本民族同胞——主要是富人——却对那些行将被饥饿吞噬的穷人无动于衷。我认为当代的爱尔兰应该从该历史事件中吸取这样的教训：不要仇视英国人（或者是其它任何。人），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去帮助世界上那些正在饥荒中痛苦挣扎着的人们。如果我们的历史意味着什么，我相信那就是它的意义所在。
我一直相信一种理论：一个社会的主导叙事形式可以反映出这个社会的很多东西。例如我们所了解的关于美国黑人的故事大都来自于蓝调。这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表现形式，就像十四行诗，有着明确而严格的规则。在爱尔兰，民谣无疑是最为流行的样式，自然成为讲故事最为经济的方式。然而它又不是绝对的，允许存在灰色区域（没有简单的一分为二的标准）或是道德上的模棱两可。爱尔兰的历史就如同这些民谣，其中掺杂了好人、坏人，英雄、恶棍。历史已经变成了一种叙事手段，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小说形式。确实是这样，所有的历史都是一种形式的小说，因为每一位史学家在编纂历史的过程中，都要经过筛选、编辑和个人的诠释。完全客观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客观本身即是一种偏见。
问：德克兰·基伯德这样评价过《星》：“这部小说在文学广度和深度上可以与狄更斯和特罗洛普的任何作品相提并论。”我曾读到过您对几位作家的看法：对狄更斯其人和作品您表达了模棱两可的态度，对布赖恩·穆尔则非常崇拜，而且您也提到了詹姆斯·乔伊斯对您产生的巨大影响。您可以就这几位、还有其他您认为有趣的、或是影响了您的作家做出评价吗？
答：我对狄更斯的作品是喜欢和不喜欢参半，我认为里面包含了很多违背其本身意志的矛盾。就拿《雾都孤儿》里的主人公来说，他从小就失去了母亲，被救济院收容，每天遭受非人的虐待和殴打，后来又被专职小偷和妓女收留——但是他讲起话来却像极了英国的贵族成员，为人彬彬有礼。虽然这部小说在写作技巧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就这一点来看，它却无法从心理上说服读者。当然了，随着小说情节的进展，我们很快发现，原来主人公是一位绅士的儿子，于是我们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接受他作为上层人而表现出的谦恭的仪态。狄更斯显然不忍心让他的主人公成为一个普通劳工的儿子。因此，小说最终体现的也正是它所致力于推翻的——社会现实中的金钱、地位和势力关系。
我喜欢乔伊斯、贝克特、王尔德和布赖恩·穆尔。我赞赏这些作家对写作事业的全心投入，也欣赏他们的作品。然而我最喜爱的作家却几乎都是美国人。在我15岁的时候，一个朋友给我读了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顿时让我产生了想写作的欲望。我父母都是喜欢读书的人，家里收藏了很多书，我还记得其中有平装本的斯坦贝克和海明威的小说，福兰诺芮·奥康纳的短篇小说（还有爱尔兰作家约翰·麦克加亨的作品）。后来在二十多岁上大学的时候，我喜欢上了美国“新记者”派的作品，包括盖·塔勒斯，杜鲁门·卡波特，汤姆·沃尔夫，琼·迪迪昂。
我想我是喜欢美国小说所体现的民主思想，即普通人也可以成为英雄。这其实在乔伊斯的作品里也可以找到，它甚至是乔伊斯的创作生涯中最为核心和最具革命色彩的思想。然而对于我当时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来说，美国的那些小说显然更具吸引力。我在大学里读的很多英文小说都是关于生活中美好、富有、特权和勇敢的一面，但是在托拜厄斯·沃尔夫、里克·穆迪、理查德·福特等人的作品中，读者却可以找到隐藏于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不平凡的意义，发现原来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个人的价值。这一极具解放意义的思想对我的触动很大，令我很受感动。乔伊斯在很多年以前就接受了这一思想，但他不是在爱尔兰的学校里接受的（当时我还只是个小男孩），我想即使是现在情况也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