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累，”他轻轻地说，一边站起身来，走进卧室。我关掉电视机，跟在他后面。我看见他把脸压在枕头底下、我不敢打搅他，我知道他正为儿子担忧。我默默地躺在他的身旁。很想立刻入睡。
不知睡了多久，我突然被拉德玛纳的喊叫声惊醒。我立即起身，环视四周。没有一点动静。是拉德玛纳在睡梦中惊叫。我慌忙把他叫醒。
“大哥！大哥！”我死劲摇晃他的肩膀。
拉德玛纳被惊醒了，坐将起来，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不！不！”他叫起来，但声音不大，和刚才睡觉时喊出的梦话一样。
“大哥，醒醒！”我又摇晃着着他的双肩。
他再次茫然地看着我，然后眼光慢慢地变得毫无生气。
他轻声地“哦”了一声，便低头不语。冷汗象露珠一样布满他的额头。虽然知道他一定是在做噩梦，我还是关心地问他，“你怎么啦？”
他没有回答。我很怜悯他，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那么恐惧和软弱。我抱住他的头，但他不让，把我的手推开。他的眼睛直视着我的眼珠子。
“怎么啦？”我又问道。
这次他声音颤抖地回答说，“我做了个梦，梦见朗肯的妈妈，她要掐死我。”
我突然感到毛骨悚然。乱七八糟的梦！我抱住拉德玛纳的肩膀，两人同时倒在床上。整个晚上我没有松开抱着他的手。我知道恐惧和不安一直在困扰着他。
第二天一大早电话铃响了。拉德玛纳正在洗澡，我赶忙拿起电话。
“请稍等一会，拉德玛纳正在洗澡，”在这种场合我习惯性地这样回答对方。电话总是打给他的，有时是办公室打来的，有时是他的学生或学术委员会的人打来的。
“对不起，夫人，”电活的另一端传来的声音。“这是医院打来的，我们通知您，您的儿子朗肯今天早上搬进了急诊病房护理。他又休克了。等您来医院后我们再把详细情况告诉您。”
我惊呆得说不出话来。
“喂？”又是对方传来的声音。
“是，是，”我慌慌张张地回答说。“我们马上就过去。早上好！”我放下电话，听到洗澡间传来的泼水声，拉德玛纳还没洗完澡。我赶忙在洗刷槽漱洗。然后更衣，顺便为拉德玛纳准备衣服。和往常一样，他总是只用一条毛巾裹着身子走出浴室。
“医院刚打来电话，朗肯进了急诊病房，”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
拉德玛纳轻声地叹了一口气。急急忙忙穿衣服。
“我们马上去看他，”我又说。
“你不先洗澡吗？”他问道。
“不了，我洗了脸。我们这就直接去医院，路上找个馆子吃早点。”
“好吧，”他说，这时他穿好了衣服。
到了医院，看病的人还不多。我们急匆匆地沿着医院走廊奔跑。白衣天使们三三两两地分散在医院的各个角落，有推着手推车的，有帮着医生照料病人的，各忙各的事。我们在急诊病房门前停下，一个护士挡住我们不让进。我把情况告诉她，还提到刚才我接到的电话。
“医生正在里面，”那护士说，“一会就出来，夫人先在这里等吧，”她指着门前的长凳子说。
我们正要坐下，护士提到的那位医生就从病房里走出来，我马上迎上去，医生的表情看不出和平时有什么两样。
“我孩子怎样了，医生？”我急切地问道。
“已苏醒过来了。他突发心脏病，我们正在对他进行观察，”他回答说。
我松了一口气，但又放不下心。医生刚才说什么来着？突发心脏病？
“可以进去看看他吗？”拉德玛纳迫不及待地问道。
“请吧！”医生回答说。
一位护士帮我们穿上消毒衣，这是进入这间病房的规矩。朗肯脸色苍白，他没穿衣服，被单盖到肩上。几条电缆把他的身子和一台仪器连接起来，看来是心脏监测器。我深深地叹口气。那孩子的眼睛长久地盯着我，然后父转向他爸爸。我们长时间不说话，只是互相对望。
“昨天晚上妈妈来了”朗肯突然说话了，声音非常奇特。
我惊讶地睁大眼睛。他说的“妈妈”就是他那去世的母亲。我看到拉德玛纳眨巴着眼睛，嘴唇在发颤，像是要哭的样子。对朗肯的话我们无法作出任何反应，我们也无法多说话，因为没多久护士提醒我们要马上离开病房，让病人好好休息。拉德玛纳抚摩着朗肯的头，然后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朗肯的嘴唇动了几下，好像在重复刚才爸爸的耳语。过后我亲了朗肯的面颊。看来他很想留住我们。
“妈妈，您太好了，”他对我说。
我用微笑鼓励他增强自信心，然后和拉德玛纳一起走出病房。
看来那是我们和朗肯的最后一次会面。11点钟电话铃声又响了，医院通知说朗肯离开了人间。我想起拉德玛纳昨晚的梦。是的，我没能教育好和保护好朗肯。我并不认识玛尔娃蒂，孩子的生母，但我深感对不起她。当我面对朗肯房间里玛尔娃蒂的遗像时，我仿佛看到她用责备和遗憾的目光盯着我。我低着头，避开她的目光，感到无地自容。
4。拉德玛纳
朗肯死后，拉德玛纳整天失魂落魄似的。他长时间坐在办公桌前，对着电脑发愣，屏幕上一片空白。他似乎失去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我能理解他，虽然我感到嫉妒。那孩子是他和已故前妻玛尔娃蒂情感联系的唯一纽带。我还记得最初他嘱咐我要引导和培养他的孩子。“你能做到吗？”当时他这样问我。我回答说，“能！”可现在孩子死了。
有好儿天我不敢打搅拉德玛纳。就像昨天和前天，讲课回来后他径直走进他的工作室，打开电脑，呆呆地坐在电脑前。我可怜他那付模样，但有时不理解，一个人类学家竟如此看待相思考死亡。有时我倒觉得我比他还更理智一些。
我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跟他一起吃饭了。他要等列深更半夜才走到饭桌前。不用说，饭菜都凉了。这时候我就设法安慰他，重复着祖母常教导过我的关于死亡、祈祷和宽恕的话。
“对不起，”我说，“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挽救孩子。”
“那不是你的过错，”他立刻打断我的话。
我沉默了片刻，把咖啡杯从桌上端起递给他，他用手轻轻推开。我把杯子放回原处。看来他想说些什么，但又说不出来。
“有什么事吗？”我问道。
“我……我……”
“怎么啦？”我又问。
“我好像被玛尔蒂追……追……逐。”
“噢，”我低声地呻吟，把他的头抱在我怀里。他的头发被冷汗湿透，我还感觉得到他无声地抽泣。
“好了，好了，”我安慰他说。
第二天拉德玛纳很晚才回家。本来这是很平常的事，因为工作忙，他早起晚归是常事。但看到他那失魂落魄的样子，又想到昨天冕上发生的事，我开始为他提忧。他默默地走进工作室，打开电脑。他不像平时那样进卫生间洗澡漱。我为他准备睡衣，但他不理不睬。我像往常那样为他调好姜咖啡，放在他的电脑桌上。
“喝点咖啡吧，”我说。
他缄默不语。我站在他的椅子上后面，双手抱住他的双肩，把脸紧贴在他们面颊上。这时我隐约闻到一股酒味，这下把我给激怒了。
“你刚才上哪儿去了？”我问道，几乎在大声呵斥。
他没有回答。
“你就这样逃避现实吗？你儿子吸毒过量死了，现在你，他的老子，成了酒鬼，你不害臊吗？”
“你听到我说的话没有？”我提高嗓门问道。
他还是没有回答，突然像睡着了一样从椅子上摔下来。我不知道我还能说些什么，也许在骂他吧。我竭力提醒他，但他毫无反应。突然我失去了自控能力，用尽全力打了他一记耳光。他仍然纹丝不动。我抽抽搭搭，筋疲力尽。他瘫在地板上。开始打起呼噜来。
我站起身来，关闭电脑，吃力地扶着他，更准确地说拖着他进入卧室。我把他的身子猛甩在床上，两眼盯着他。人是多么脆弱啊！我心里嘟哝着。
第二天早上他起得很晚，这我早就料到。
“不要……不要……”
听到他的喊叫声时，我正要去上班。我冲入卧室，看见他哆哆嗦嗦地坐在卧室一角，全身汗水淋漓。我记起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兴许他又在幻觉中被玛尔娃蒂追逐。怜悯之心再次油然而生。
下班回家我看见拉德玛纳仍坐在卧室里，就在早上我看到他的那个角落，我还看到床边柜子上摆着一瓶烈酒。我怒不可遏，急匆匆地奔向车房，在汽车坐垫上又发现没打开过的几瓶烈酒。我半跑着把那几瓶酒抱进卧室，甩到床上。
“拿去，是你的，”我说。
他看着我不说话。
“喝吧。喝个够！喝醉了你儿子肯定会复活的。喝！”
我把几瓶酒的瓶盖全打开，把酒瓶递给他，他像是要笑的样子，但笑不出来，还是沉默不语。我把瓶子逐个丢到窗子外面，他仍然没有反应。瓶子在窗外打碎的声音。声声砸在我的心上。
拉德玛纳挪动身子坐在床边，久久地把脸埋在我的膝上。他终于抬起头来望着我。
“原谅我吧，”他说。
我点点头。
“我们不再是小孩了，”我说，“其实这些事都可以用我们的理智去处理。”
“是的，”他回答说。“对不起。”他又说。
“没关系，”我安慰他说，把身子挪近他。“我理解你的感情，但不要把事情弄得更糟。”
他不说话了，猛然从座位上摔下来。我以为他又像昨晚那样睡着了，但见他浑身发抖。
“我怕……”他说，声音很微弱。
我把他抱紧，感觉到他的身子在发烧。我让他躺在床上，他还在喃喃地说：“我怕……我怕……”我打电话给住在隔壁的一位医生，请他过来帮忙看看拉德玛纳究竟是怎么回事。同时我用冷敷布敷在拉德玛纳额头上。
“他只是累了，”医生说，并为拉德辫纳开了药方。
“和我们孩子的死亡有关系吗？”
“那是正常的。这服药可以让他得到充分的休息。”
也许拉德玛纳所需要的正是休息。他把心思过于集中在儿子身上，无法解脱。但我还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从酒精那里寻找解脱。说不定朗肯身上早就从他爸爸那里继承了吸毒和喝酒的遗传基因？但愿不是如此。
医生走后我就立即出去买药，并喂拉德玛纳服药。同时还继续为他冷敷直到退烧。
几天之后拉德玛纳的身子稍有好转。他提出要为玛尔娃蒂扫墓，顺便整修朗肯的坟墓。我只是点点头。他要求我待在家里。他一走，我就走进朗肯的房间，一眼看见玛尔娃蒂的相片。我仔细地观察着那张遗像。那位戴眼镜的美人看来样子很凶，眼光直视我的眼睛。我想转身走出去，但动弹不得。
“我让你失望了。”我轻声地说。
我似乎看到她的眼光变柔和了，向我眨眨眼，还朝我微笑。我很吃惊。不！我又重新看了那张照片。不！照片还是跟原来没什么两样，没有笑容。我用手背揉揉眼睛，照片里的她又好似向我微笑，并仿佛对我说，“不是你的过错。”我感到头晕，四周都在摇晃。我气喘吁吁地走出房间，冷汗湿透了我的脊背。我目睹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是母子之间的感情交流。也许相片里的她并没有向我微笑，但我确信我刚才经历的事是实实在在的。
晚上从墓地回来，拉德玛纳好像又恢复了活力。有关被他荒废了的工作他谈了很多。然后他要我陪着他坐在电脑旁边，他一边工作一边不断地和我讲话。我不知道他这时候如何能集中精力工作，我也纳闷他怎么会突然变成另一个人。难道他也看到了我今天看到的情景？我不敢问他，生怕又勾起他对亡妻的回忆。
第二天下班时，他带回了一个毛料制的小洋娃娃，塞在我的怀里。
“干吗呀？”我莫名其妙地问。
“你不想怀娃娃吗？”他反问道。
我咯咯地笑。想，怎么不想呢？我在心里回答说。我立刻猜想到拉德玛纳也一定看到了我昨天目睹的情景。一根非常坚韧、牢固，而又柔软，几乎看不见的红线系着母子俩的心。我没有问过拉德玛纳是否从玛尔娃蒂的微笑中也看到了这根红线。这个问题对我已经不重要了。
“你是不是真的已经相信我了？”我问道。
“相信？相信什么？”
“相信我能够教育好我们将来的孩子？”
“干吗提出这样的问题？”他的表情突然变得很严肃。
“我认为生孩子容易。抚养孩子却很难。当今时代不像以前那样单纯了，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世界，我们的孩子应当具有应变能力。”
“那不是我几年前发表在报纸上的一篇文章的观点吗？”
“是的，我说对了吧？”
他点点头。
“我们应该开诚布公地谈一谈，”我又说，“我对我在银行的事业是有抱负、有理想、有期望的。”
“是的，我知道。”
“那么你懂得我的意思了。”
“我懂，就像我那篇文章中写的那样，孩子的家庭教育应当由我们俩共同承担，是夫妻俩的责任，不能一味地甩给妻子。”
我笑了。
“你笑什么？”他问道。
“为了表达你这个意思，还有必要借助于洋娃娃吗？”
这下轮到拉德玛纳笑了，长时间的笑。
“你现在准备好了怀自己的娃娃了吗？”他问。
“如果我反过来问你，你怎么回答？”
他又笑了。
“我是认真的问你的！”我说。
“认真什么呀？”他还在笑。
“不要笑了！我严肃地问你，你又想要孩子，你准备好了吗？”
拉德玛纳的笑声戛然停止。
“你呢？”
“我问你呢，”我毫不让步。
他沉默着，看来陷入了深思。过后便轻轻地说：“我想朗肯的事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我再不会让我将来的孩子也像他那样。”
“还有你自己，”我又补充了一句。
“对，特别是我自己。”
看到他那孩子气的样子，我忍不住笑个不停。
“可是，”他打断我的笑声说。
“可是什么？”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我准备好了，”我简短地回答说。
“现在？”他咄咄逼人地问道。
“现在，”我回答说。
拉德玛纳二话没说，一下把我揽进怀里，抱入卧室，我顿时觉得自己在空中飘啊飘啊。我还看到那个小洋娃娃孤零零地躺在桌子底下。
（原载《译林》2006年第5期）
萨利的故事
［澳大利亚］戴维·马洛夫著
张振译
萨利·普瑞提斯是那些在越南战争最后一段时间被人们称为“寡妇”的女孩子当中的一个。
她们会按照要求，在只有一间卧室的公寓里和美军士兵，有时还可能和美国军官，住上一个星期到十天的时间。在厨房的抽屉内，有精心准备的蜡烛，供他们亲昵地在在夜晚使用。窗台上还摆着一盆天竺葵。这些士兵们几个月来一直都在危险的战场上作战。他们有着自己的梦想，并不仅仅是教会向他们宣扬的那些幸福家庭生活的美梦：温柔的妻子和多层公寓。在那里，人们有着对讲机和晚上十一点后不许大声播放音乐的禁令。
他们会躺在那儿直到正午的阳光照在床上，然后起身去海滩或是去看电影，再回来做爱。这一切都是从容不迫的，没有必要匆忙。有时还会有些奢侈的事情，那是另外一种乐趣：不再做爱。这是他们所能看到的平凡却伟大的幸福，是对将要到来的安定生活的彩排。等到他们服役结束后，他们就能轻轻松松地过日子而不再有别的义务。
萨利·普瑞提斯是个演员。她还曾准备去参加尼达的试镜。她选择这份工作是因为这比她所能找到的其他工作薪水都高。在刚19岁的时候，她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没有什么真正的生活经验，她想这份工作也许能够给她带来生活经验。她非常的实际，知道怎么样才能获得成功，她不觉得这份工作对自己有什么害处。她只做几个月罢了。她想，想要到她这儿来的男人总要比一般的男人好，因为他们在房间里的时候会假装这一切都是正常的，因而也就没有多少要求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很不错，但对于这份工作对她所带来的影响她却想错了，还有就是那些要求，她也错了。
到她这儿来的是形形色色的男人，这些男孩，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