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随着海外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在中国大陆的深入传播，文化保守主义所宣扬的“告别革命”的思想，也影响到了中国大陆作家，并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文化保守主义鼻祖柏克在其著作《法国革命论》中把法国大革命看成是人类罪恶的渊薮，是骄傲、野心、贪婪和阴谋诡计集中的表现，他说：“在这场轻率而又残暴的奇异的混难之中，一切事物似乎都脱离了自然，各式各样的罪行和各式各样的愚蠢都搅在一起”。（柏克的：《法国革命论》，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3页。）汉语学界的文化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也对中国20世纪的革命史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必然军阀混战。所以，辛亥革命以后，就不断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大革命’，最后就是1949年的革命，并且此后毛泽东还要不断革命……现在应该把这个观念明确地倒过来：‘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李泽厚、王德胜：《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上，《东方》，1994年第5期。）“告别革命”的思想观念在中国90年代作家那里得到了回应，激发了中国作家对中国20世纪革命史重新叙述的热情。其中，最典型的是陈忠实的《白鹿原》、刘醒龙的《圣天门口》。
客观地讲，对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的重新叙述，有着极其重要的思想价值。正如方克立所言：“反思和批判激进主义如果不是以否定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为目的，从正面积极理解，对于我们清理‘左’的思想根源，克服急性病的思想方法的片面性有好处。”（方克立：《要注意研究90年代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高校理论战线》，1996年第2期。）《白鹿原》和《圣天门口》对激进主义文化——革命——的重新叙述，虽然并没有走上否定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但是，其中也隐含着重大的思想上的误区。主要表现为，上述两篇作品在历史观上，都是典型的文化史观。
《白鹿原》描述了中国社会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1949年之间的革命历史。不同于一般叙述革命历史小说，小说不站在任何党派、政治力量的视角，而是以文化为着眼点，透视中国这段历史。小说描写了儒家文化的代表朱先生、白嘉轩，在现代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里，以儒家文化自救和拯救乡亲的历程。《白鹿原》基本上以朱先生、白嘉轩的共同视角，来描绘中国自辛亥革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间的历史，以儒家文化来审视中国现代革命史。朱先生、白嘉轩认为，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是，这是一场脱离中国传统文化实际的革命，所造成的后果是中国从此陷入到了反复的社会动乱之中。他们认为发生在白鹿原的新文化运动，是严重违背了乡村伦理，发源于效法外在思想观念的运动，本身就是幼稚和可笑的。而对于国共两党在白鹿原展开的斗争，如在白鹿村戏楼上演了“农协运动”对“地主阶层”的惩治，以及后者对前者的残酷报复，朱先生和白嘉轩都将这种残酷的阶级斗争视为一种无意义的杀戮。针对两党的分歧和斗争，善于终极思考的朱先生则认为：“我观‘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大同小异，一家主张‘天下为公’，一家倡扬‘天下为共’，既然两家都以救国扶民为宗旨，合起来不就是‘天下为公共’吗？”在朱先生看来，原本主义和价值界限分明的两党之争不过是“公婆之争”。无论是朱先生还是白嘉轩都企图以儒家文化来协调和理顺发生在白鹿原上纷乱不止的各种斗争。
《白鹿原》描述了近四十年的中国近现代革命历史，并以儒家文化为切入点审视这一历史。
它一方面展示了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在中国近现代历史时期不断被各种激进主义思潮干扰和打断，不可避免地逐渐脱离原有的运行轨迹，一方面作者又以传统的儒家文化来缝补和弥合这种干扰和打断，企图以儒家文化价值观来重组久经战乱和涂炭的中国乡土社会。无疑，作者的思考，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特别是对现代社会中如何创造性转化传统文化，有建设性的意义。但是，这种企图纯粹以儒家文化来重组中国乡土社会的努力，无疑是一场镜花水月。我们知道，发生在近现代社会的革命历史，并不仅仅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历史，或者是文化冲突历史，它主要是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史。儒家文化，特别小说中朱先生和白嘉轩所推崇和信奉的儒家文化，从本质上来说，仍然建立在传统的生产方式之上。
那么，代表着这种传统生产方式的文化价值观，如何能够在现代社会里成为指导现代生产方式的价值观呢？《白鹿原》中自始至终地贯穿了儒家文化对中国现代革命史的思考。为中国现代革命史提供了一种文化描述的模式。但是，这种文化解读，无法有力地阐释出，在近现代历史上纠葛的各个政治集团，为什么有的最终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有的政治集团却能继续留在历史舞台上。其中的重要原因恐怕是文化史观难以回答的。
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白鹿原》以文化重新叙述中国现代革命历史的方式，对《圣天门口》
所产生的影响。不过，《圣天门口》对中国现代历史叙述的时间跨度更长，它描写了中国自从辛亥革命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段的历史进程，所涉及的时间跨度远远超出了《白鹿原》。
《圣天门口》主要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循环观来反观中国现代革命史。
《圣天门口》中的《黑暗传》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言者姿态，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历史思维方式，显在或潜在地提供了一个察看历史的视角，无形地解构了支撑着正统革命历史叙述的历史观。放在传统“历史循环论”的视阈中来看，《圣天门口》认为，中国革命历史就是一部暴力的历史，它的起源、发展、演化都是在一个循环的暴力圆形中展开的；革命本身也并不存在一个线性的发展过程，革命许诺的幸福远景也不会到来。相反，它认为，由暴力开始的革命，必然经历暴力的展现过程，最终得到一个暴力无法停止的恶性循环的结果。当革命者傅朗西们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在天门口的时候，企图以革命来改造天门口，实现革命理想。但当时间过去了近六十年，天门口历经了几次革命后，人们发现，这些打着各种旗号的革命者，虽然旗号各异，但是他们对暴力的倚重并没有改变。历史在不停地换装，但是演出的剧目总是不变，暴力总是革命的主题。这一点正印证了《黑暗传》中透露出来的循环历史观：“一代代汉民族的兴衰，只不过是将一段段的历史，换上不同衣衫一次次地重演”。在说书中，王朝的更替是建立在杀戮基础上的，暴力成为了王朝建立的基本手段。但是暴力从来也没有最终制止暴力，相反却催生着暴力。在历史长河中，由暴力建立的王朝又被暴力所推翻的历史命运总是循环发生，这样的循环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当《圣天门口》详尽地传达《黑暗传》时，正是对革命的线性历史进化论的一种拷问。
《白鹿原》和《圣天门口》以文化史观来重新叙述历史，这样的叙述方式，无疑是以历史后设眼光来看待历史。实际上历史的发展道路是不能假设的，也不随人的主观意志转移。正如恩格斯所言：“革命不能预先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都是完全不以个别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页。）用文化史观来观察中国历史，显然也是脱离实际的。
在文化史观的历史观的影响下，中国历史文学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种历史观，把文化看成社会历史唯一起作用的力量，夸大了文化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因而也陷入了脱离社会历史的实际情形。马克思主义强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观念的产生是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的产物。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建立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上的，文化只能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产物。因此，文化史观只是提供了观念的历史，而这种历史是脱离了社会现实的。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也应该坚持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上，以“今”为主，以“今”反观传统文化，因为传统文化并不是亘古不变，也不存在着一个终极性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继承本身就是一个不断阐释的过程。
周新民，湖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