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临困难时，最彻底的退缩表现就是自杀。此时，个人在所有的生活问题之前，都已经放弃寻求解决之道。而表现出他的信念，认为，他对改善自己的情境，已经完全无能为力了。当我们知道，自杀必定是一种责备或报复时，我们便能了解，在自杀中对优越感的争取，在每个自杀案件中，我们总会发现，死者一定会把他死亡的责任归之于某一个人。仿佛自杀者在说：“我是所有人类中最温柔、最仁慈的人，而你却这么残忍地对待我！”
改进自身情境而非获取优越感
每一个神经病患者多多少少都会限制住他的活动范围，和他跟整个情境的接触。他想要和生活中必须面临的三个现实问题保持距离，并将自己局限于他觉得能够主宰的环境之中。以此方式，他为自己筑起了一座窄小的城堡，关上门窗并远隔清风、阳光和新鲜空气，而度过一生。至于他是用怒吼斥喝或是用低声下气来统治他的领域，则是视他的经验而定：他会在他试过的各种方法里，选出最好而且能够最有成效地实现其目标的一种。有时候，他如果对某一种方法觉得不满意，他也会试用另一种。然而，不管他用的是什么方法，他的目标却是一样的——获取优越感，而不努力改进其情境。
眼泪是驾驭别人最佳武器的孩子，会变成爱哭的娃娃，而爱哭的娃娃又很容易变成患有忧郁症的成人。眼泪和抱怨是破坏合作并将他人贬为奴仆地位的有效武器。这种人和过度害羞、扭捏作态及有犯罪感的人一样，我们可以在其举止上看出自卑情结；他们已经默认了他们的软弱，和他们在照顾自己时的无能。他们隐藏起来而不为人所见的测是超越一切、好高骛远的目标，和不惜任何代价以凌驾别人的决心。相反的，一个喜好夸口的孩子，在初见之下，即会表现出其优越情结，可是如果我们观察他的行为而不管他的话语，那么我们很快便能发现他所不承认的自卑情结。
所谓“奥迪帕斯情结”事实上只是神经病患“窄小城堡”的一个特殊例子而已。一个人如果不敢在外界随心所欲地应付其爱情问题，他便无法成功地解决此问题。假使他把他的活动范围限制在家庭圈子中，那么他的性欲问题也必须在这范围内设法解决，这是无足惊怪之事。由于他的不安全感，他从未把他的兴趣扩展至他最熟悉的少数几个人之外。他怕跟别人相处时，他就不能再依照他习惯的方式来控制局势。
奥迪帕斯情结的牺牲品多是被母亲宠坏的孩子，他们所受过的教养使他们相信，他们的愿望是天生就有被实现的权利的，而他们也从不知道，他们能凭自己的努力，在家庭的范围之外，赢取温暖和爱情。在成年期的生活里，他们仍然牵系在母亲的围裙带上。他们在爱情里寻找的，不是平等的伴侣，是仆人；而能使他们最安心依赖的仆人则是他们的母亲。在任何孩子身上，我们都可能造成奥迪帕斯情结。我们所需要的，是让他的母亲宠惯他，不准他把兴趣扩展至别人身上，并要他的父亲对他冷漠而不关心。
各种神经病病症都能表现出受限制行为的影像。在口吃者的语言中，我们便能看到他犹疑的态度。他残余的社会感觉迫使他和同伴发生交往，但是他对自己的鄙视，他对这种尝试的害怕，却和他的社会感觉互相冲突，结果他在言词中便显得犹疑不决。在学校中总是屈居人后的儿童，在三十多岁仍然找不到职业、或一直把婚姻问题往后搁延的男人或女人，必须反复做出同样行为的强迫性神经病患，对白天的工作感到十分厌烦的失眠症患者——这些人都显现出他们有自卑情结，它使他们在解决生活问题时，无法获得进展。手淫、早泄、阳萎、性欲倒退，都表现出在接近异性时，由于骇怕自己行为不当，而造成的犹疑不决的生活样式。如果我们问：“为什么这么怕行为不当呢？”我们还能看出他们好高骛远的目标。对这问题的惟一答案是：“因为这些人把他们自己的成功目标定得太高了！”
自卑感本身并不是变态的。它们是人类地位之所以增进的原因。例如，科学的兴起就是因为人类感到他们的无知，和他们对预测未来的需要：它是人类在改进他们的整个情境，在对宇宙作更进一步的探知，在试图更妥善地控制自然时，努力奋斗的成果。
事实上，我们人类的全部文化都是以自卑感为基础。在某些方面，人类确实是所有动物中最弱小的。我们没有狮子和猩猩的强壮，有许多种动物也比我们更适合于单独地应付生活中的困难。虽然有些动物也会用团结来补它们的软弱，而成群结队地群居生活，但是人类却比我们在世界上所能发现的任何其他动物，需要更多及更深刻的合作。人类的婴孩是非常软弱的，他们需要许多年的照顾和保护。由于每一个人都曾经是人类中最弱小和最幼稚的婴儿，由于人类缺少了合作，便只有完全听凭其环境的宰割，所以我们不难了解，假使一个儿童未曾学会合作之道，他必然会走向悲观之途，并发展出牢固的自卑情结。我们也能了解，即使是对最合作的个人，生活也会不断向他提出待决之问题。没有那一个人会发现自己所处的地位已经接近能够完全控制其环境的最终目标。生命太短，我们的躯体也太软弱，可是生活的三个问题却不断地要求更丰硕及更完美的答案。我们不停地提出我们的答案，然而，我们却绝不会满足于自己的成就而止步不前。无论如何，奋斗总是要继续下去的，但是只有合作的人才会作出充满希望及贡献良多的奋斗，才能真正地增进我们的共同情境。
我们永远无法实现我们生命最高目标，这个事实没有人会怀疑。如果我们想象出，一个人或人类整体，已经抵达了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困难的境界，我们必须想象到，在这种环境中的生活一定是非常沉闷的。每件事情都能够被预料到，每个事物都能够预先被算计出。明日不会带来意料之外的机会，对未来，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寄望。我们生活中的乐趣，主要是由我们的缺乏肯定性而来的。如果我们对所有的事情都能肯定，如果我们知道了每件事情，那么讨论和发现便已经不复存在，科学也已经走到尽头。环绕着我们的宇宙只是值得述说一次的故事。曾经让我们想象我们未曾实现的目标，而给予我们许多愉悦的艺术和宗教，也不再有任何的意义，幸好，生活并不是这么容易就消耗尽的。人类的奋斗一直持续未断，我们也能够不停地发现新问题，并制造出合作和奉献的新机会。神经病患者在开始奋斗时，即已受到阻碍，他对问题的解决方式始终留在很低的水准，他的困难则是相对地增大。正常的人对自己的问题会怀有逐渐改进的解决之道，他能接受新问题，也能提出新答案。因此，他有对别人贡献的能力。他不甘落于人后而增加同伴的负担，他不需要，也不要求特别的照顾。他能够依照他的社会感觉独立而勇敢地解决他的问题。
使优越感的目标具体化
每个人都有的优越感目标，是属于个人独有的。它决定于他赋予生活的意义，而此种意义又不单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它建立在他的生活样式之中，并像他自己独创的曲调一样地布满于其间。然而，在他的生活样式里，他并没有把他目标表现得使我们能够简捷而清楚地看出来。他表现的方式非常含糊，所以我们也只能凭他的举止动作来猜测。了解一种生活样式就像了解一位诗人的作品一样。诗虽然是由字组成的，但是它的意义却远较它所用的字为多。我们必须在诗的字里行间推敲它大部分的意义。个人的生活样式也是一种最丰富和最复杂的作品，因此心理学家必须学习如何在其表现中推敲，换句话说，他必须学会欣赏生活意义的艺术。
除此之外，别无他法。生活的意义是在生命开始时的四五年间获知的；获知的方法不是经由精确的数学计算，而是在黑暗中摸索，像瞎子摸象般地对整体不了解，只凭感觉捕捉到一点暗示后，即做出自己的解释。优越感的目标也同样是在摸索和绘测中固定下来的；它是生活的奋斗，是动态的趋向，而不是绘于航海图上的一个静止点。没有哪一个人对他的优越感目标清楚得能够将之完整无缺地描述出来。他也许知道他的职业目标，但这只不过是他努力追求的一小部分而已。即使目标已经被具体化，抵达目标的途径也是千变万化的。
对每一个人，我们都必须看其表面下之物。一个人可能改变使其目标具体化的方法，正如他可能改变他具体目标的表现之一——他的职业一样。所以，我们必须找出其潜在的一致性，其人格的整体。这个整体无论是用什么方式表现，它总是固定不变的。如果我们拿一个不规则三角形，依各种不同位置来安放它，那么每个位置都会给予我们不同三角形的印象。但是，假如我们再努力观察，我们会发现：这个三角形始终是一样的。个人的整个目标也是如此：它的内涵不会在一种表现中表露无遗，但是我们都能从它的各种表现中认出它的庐山真面目。我们绝不可能对一个人说：“如果你做了这些或那些事情，你对优越感的追求便会满足了。”对优越感的追求是极具弹性的，事实上，一个人愈健康、愈接近正常，当他的努力在某一特殊方向受到阻挠时，他愈能另外找寻新的门路。只有神经病患者才会认为他的目标的具体表现是：“我必须如此，否则我就无路可走了。”
我们不打算轻率地刻划出任何对优越感的特殊追求，但是我们在所有的目标中，却发现了一种共同因素——想要成为神的努力。有时，我们会看到小孩子毫无顾忌地依此方式表现出他们自己，他们说：“我希望变成上帝。”许多哲学家也有同样的理想，而教育家们也有些人希望把孩子们教育得如神一般。在古代宗教训练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目标：教徒必须把自己修炼得近乎神圣。变成神圣的理想曾以较温和的方式表现在“超人”的观念之中。
发狂的人经常不加掩饰地表现出他们的优越感目标，他们会断言：“我是拿破仑”，或“我是中国的皇帝”。他们希望能成为整个世界注意的中心，成为四面八方景仰膜拜的对象，成为掌握有超自然力量的主宰，并且能预言未来，能以无线电和整个世界联络并聆听他人所有的对话。变成神圣的目标也许会以较合乎理性的方式，表现在变成无所不知而拥有宇宙间所有智慧的欲望中，或在使其生命成为不朽的希望里。无论我们希望保存的是我们俗世的生命，或是我们想象我们能够经过许多次轮回，而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人间来，或是我们预见我们能够在另一个世界中永存不朽，这些想法都是以变成神圣的欲望为基础的。在宗教的训诲里，只有神才是不朽的东西，才能历经世世代代而永生。我不打算在这里讨论这些观念的是或非；它们是对生活的解释，它们是“意义”；而我们也各以不同的程度采用了这种意义——成为神，或成为圣。甚至是无神论者，也希望能征服神，能比神更高一筹。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一种特别强烈的优越感目标。
优越感的目标一旦被具体化后，在生活的样式中，便不会犯错误。个人的习惯和病症，对实现其具体目标而言，都是完全正确的，它们都无疵可议。每一个问题儿童，每一个神经病患者，每一个酗酒者、罪犯或性变态者，都采取了适当的行动，以达到他们认为是优越的地位。他们不可能抨击自己的病症，因为他们有这样的目标，就应该有这样的病症。在一个学校里有个男孩子，他是班是最懒惰的学生，有一次，老师问他：“你的功课为什么老是这么糟？”他回答道：“如果我是班上最懒的学生，你就会一直关心我。你从不会注意好学生的，他们在班上又不捣乱，功课又做得好，你怎会注意他们？”只要他的目标是在吸引注意和使老师烦心，他便不会改变作风。要他放弃他的懒惰也是丝毫不发生效用，因为他要达到他的目的，就必须如此做。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他改变他的行为，便是个笨蛋。另外有个在家里非常听话，可是却显得相当愚笨的男孩子，他在学校中总是落于人后，在家中也显得平庸无奇。他有一个大他两岁的哥哥，但是他哥哥的生活样式却和他迥然不同。他又聪明又活跃，可是生来鲁莽成性，不断惹出麻烦。有一天，人家听到这个弟弟对他的哥哥说道：
“我宁可笨一点，也不愿意像你那么粗鲁！”假如我们认清他的目标是在避免麻烦，那么他的愚蠢实在是非常明智之举。由于他的愚蠢，别人对他的要求也比较少，如果他犯了过错，他也不会因此受到责备，从他的目标看来，他不是愚笨，他是装傻。
直至今日，一般的治疗都是针对病症而行。不管是在医药上或是在教育上，个体心理学对这种态度都是完全反对的。当一个孩子的数学赶不上别人，或学校作业总是做不好时，如果我们只注意这些，想要在这些特殊表现上改进他，那是完全没有用的。也许他是想使老师困扰，或甚至是使自己被开除以逃避学校。假使我们在一点上纠正他，他会另找新途径来达成他的目标。这和成人的神经病是恰恰相同的。
我们要怎样做才能帮助这些用错误方法来追求优越感的人呢？如果我们认清对优越感的追求是所有人类的通性，那么这件事情便不难。知道了这一点，我们便能设身处地，同情他们的挣扎。他们所犯的惟一错误是他们的努力都指向了生活中毫无用处的一面。在每件人类的创作之后，都隐藏有对优越感的追求，它是所有对我们文化贡献的源泉。人类的整个活动都沿着这条伟大的行动线——由下到上、由负到正、由失败到成功——向前推进。然而，真正能够应付并主宰其生活问题的人，只有那些奋斗过程中，也能表现出利人倾向的人，他们超越前进的方式，使别人也能受益。如果我们依这种正确的方向来对待人，我们便会发现，要他们悔悟并不困难。人类所有对价值和成功的判断，最后总是以合作为基础的，这是人类种族最伟大的共同之点。我们对行为、理想、目标、行动和性格特征的各种要求，都是它们应该有助于人类的合作。我们绝不可能发现一个完全缺乏社会感觉的人、神经病患者和罪犯也都知道这个公开的秘密。这一点，可以从他们拼命想替他们的生活样式找出合适的理由和把责任往别处推等行动中看出来。可是，他们已经丧失了往日生活中有用的一面前进的勇气。自卑情结告诉他们：“在合作中获取成功是没你份的。”他们已经避开了真正的生活问题，而和虚无的阴影作战，以向他们自己重新肯定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