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人民主讨论，上上下下科学探索，无禁区雷区，党的历史决议是第二代领导集体对历史的负责回答。“文革”的评价、毛泽东的评价，还有许多敏感问题的评价，在此都有鲜明的表达。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拨乱反正全面展开，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就成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在邓小平的精心指导和亲自主持下，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制定并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作出了全面科学的评价，确立了党继续前进的正确道路，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胜利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非毛化”还是“非神化”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着重大历史关头，就是能否扭转“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总结历史经验，拨乱反正，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拨乱反正就不能不涉及毛泽东晚年错误，而如何评价毛泽东，就成为整个拨乱反正能否成功的关键。
在如何高举毛泽东旗帜的问题上，有的领导人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力图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坚持“左”的指导思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政策进行拨乱反正。他们还拿着“砍旗”、“丢刀子”的大帽子吓唬人。而一些深受林彪、“四人帮”思想毒害的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随着江青被逮捕和“凡是派”失势，随着毛泽东晚年观点和理论的被否定，随着毛泽东定的错案被评反，西方观察家和西方舆论认为：中国将走向“非毛化”或正在“非毛化”。
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后，国际国内都很关心中国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邓小平知道这是无法回避的，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原则又谨慎地指出：
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
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不必匆忙去做。
邓小平的话实际告诉了世人，中国没有也不会搞“非毛化”，但要对毛泽东“非神化”，即承认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也有缺点和错误。一句话，要“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
当时，除了来自“左”面的对毛泽东思想的损害外，还有来自右面的对毛泽东思想的攻击。在我们党集中纠正“左”的错误的时候，社会上出现了否定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思潮。党内也有少数同志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鲜明地提出了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来自“左”的和右的两个方面的错误思潮进行批评。他说，关于极左思潮，我们过去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批判，今后还需要继续开展这种判断，不能放松。同时对右面来的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恩朝也要进行深入的批判。他指出，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厦史的复杂的背景。他强调，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实事求是地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后来主持制定《历史决议》的重要出发点。
为了统一全党的认识，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对党在建国后的历史进行了讨论和研究，一致认为有必要对这一时期党的历史作出决议。11月，中共中央开始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项工作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下，由邓小平和胡耀邦亲自主持进行的。文件起草小组主要由胡乔木负责。邓小平刘《决议》的起草非常重视，从起草工作开始，他就要求起草小组：“决议要力求做好，能使大家的认识一致”。在起草过程中，他又十几次地提出决议稿的指导思想、重要论断和修改意见。对《决议》的形成起了主要的决定性作用。
“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
1980年3月，文件起草小组将提纲送给邓小平。邓小平看后，感到提纲铺得太宽，写得不够集中。3月19日，邓小平跟几个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提出：这个决议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
他说，这个决议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间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在为刘少奇平反后，党内外和国内外都很关心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都在注意党中央怎么说。因此，在这个决议里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正确的评价，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邓小平同时也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邓小平强调说，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对有些同志在有些问题上的错误意见，要硬着头皮顶住。后来他又指出：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政治问题。
1980年4月1日，邓小平对决议稿的框架结构做了设计：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段，然后建国以来十六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束语。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谈了对建国后头十七年历史的看法，指出：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人都正确，只有一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他再次强调，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
1980年6月，决议草稿出来了。邓小平仔细看完决议草稿后，感到整个文件写得太沉闷，不像一个决议，没有很好的体现原来设想的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因此，邓小平提出这个决议草稿不行，要重新来。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正确的东西是什么方面。邓小平指出，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恰当。单单讲毛泽东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
“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
当中国共产党正在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全世界都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中国如何评价毛泽东。
1980年8月21日和23日，邓小平在中南海连续两次接受了驰名世界的意大利女记者奥利埃·法拉奇的采访。法拉奇以善于抓住关键的时机，提问尖锐、泼辣而闻名。而邓小平也希望借一位外国记者的笔向世界宣示中国的态度。
在这次特殊的采访中，法拉奇一开始就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明确指出：永远要保留下去。他说，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法拉奇紧接着更尖锐地说：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邓小平很清楚“五个手指”的所指，但他并不回避，指出：毛主席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邓小平说，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
在回答法拉奇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林彪、“四人帮”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当回答法拉奇“你们对‘四人帮’进行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时，邓小平表示，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