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香港翻译学会庆祝成立20周年的时候，举办了一连串活动，其中一项为颁授学会的荣誉会士衔予余光中。那时，金圣华正好出任该会会长。
金圣华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1972年回母校翻译系工作，后任该系教授兼系主任。还在少女时代，她就迷上了余光中的诗。远赴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时，她在图书馆发现了余光中的《莲的联想》等众多诗集，犹如在沙漠中发现了清泉。于是，兴冲冲地把余氏著作抱回小楼上，不分日夜地啃读起来。
余光中在香港中文大学执教十一年，曾一度执掌中文系翻译组。一位仰慕已久的文坛前辈，竟然变成了日常可见的同事，金圣华感到无比高兴。还在1957年，余光中就翻译出版过《梵谷传》、《老人与海》。他历年发表的译作，无论是质还是量，均获得大家一致好评。多年来，他不但教翻译、改翻译、做翻译、评翻译，还讨论翻译、组织并参加种种有关翻译的研讨会。从20世纪80年中期开始，金圣华多次聆听过余光中的精彩演讲。1995年，当金圣华把自己谈翻译的专栏文章结集为《桥畔闲眺》时，余光中便为其写了序言《译话艺谭》。
在有限的序文中谈翻译艺术，当然难求系统性。不过，只要经营得当，咫尺之间仍可迥天缩地，把自己对翻译的看法用最精练的文字写出：
鸠摩罗什曾喻翻译为嚼饭喂人。这妙喻大可转化为译文的“生”与“烂”。译文太迁就原文，可谓之“生”，俗称直译；太迁就译文所属语言，可谓之“烂”，俗称意译。有人说，上乘的译文看不出是翻译。我担心那样未免近于“烂”。反之，如果译文一看就是翻译，恐怕又失之于“生”。理想的译文，够“熟”就好，不必处处宠着读者，否则读者一路“畅读”下去，有如到了外国，却只去唐人街吃中国饭一样。其实，原文的“地方色彩”就是译文读者的“异国情调”，正为翻译文学的动人之处；如果一律加以“消毒”，就太可惜了。
余光中这一妙喻，系从金圣华讨论译文应否保留原文的“地方色彩”的一篇文章所引发。这个问题很重要，它涉及阅读译文，甚至接受外国文化的态度。在余光中看来：
读一本译书，不仅是看故事、找资料、了解其内容，也是接触一国的文化，包括熟悉该国的语文特色，心态应该是积极主动的。如果把Helen of Troy意译为西施，把just bread and cheese意译为“只有粗茶淡饭”，那未免太保护读者了，反而有碍他的嚼力与消化。
论翻译，有人采取学院式：长篇大论谈原则演绎，或归纳现象，条分缕析；另一种方式为用随笔娓娓道来。金圣华的《桥畔闲眺》，便采用后一种方式：作者多从实例说起，微言中含有大义，点醒译梦中人。余光中把《桥畔闲眺》的前半部分称之为“译话”，与传统的“诗话”一样，属“骚人之利器，艺苑之轮扁”。
余光中在序《桥畔闲眺》时，不仅对翻译理论时有灼见，而且对专栏文章的特点，也论述得颇为精到。他认为天天写专栏的作家不值得羡慕，因为即使才思茂盛如一树月桂，也经不起旦旦而伐，而且不论笔锋是否顺畅，情绪是否饱满，也得按时成文交稿，平时就如战时，未免太紧张了。但余光中佩服他们的敏才与毅力：没有敏才，就不能信手拈来皆成题目，信笔写来皆成文章；没有毅力，就不能及时出作品，持之以恒。也因此，余光中曾为报纸副刊写专栏，虽是每周一次，都感到难以维持。以投稿方式来看，专栏作家不愧是批发商，余光中谦称自己只能做零售贩。
专栏文章按传统的分类属于杂文，这种文体由于受字数的限制难成佳构。一般是六至八百字，最多也不能超过千字，伸缩余地有限，因而余光中认为：这种文体的主题只能点到为止，见好便收，不宜尽情发挥。一篇杂文有声有色，是因为有作者一生的阅历与才学在背后支持，没有说的比说出来的显然更多，乃令读者觉其举重若轻，游刃有余。至于风格，一般杂文多介于知性与感性之间，也就是所谓“夹叙夹议”。如果太强调知性，太驰骋议论，就接近论文了。反之，如果太强调感性，太耽于抒情，又变成美文了。杂文若毫无知性，则太软，若只有知性，则太硬；一般的好杂文常是“软硬兼施”，不但言之有物，而且读来动人。
金圣华的译话涉及面甚宽，余光中只是择其要而谈之。金氏在讨论英文不定词难译时，曾引如下一句，说明看来浅显的不定词反而难有定译：When everybody is somebody，then nobody is anybody，这四个body为尾语的不定代名词，译成中文，还真不容易在字面上彼此交叠，联成一气。余光中想了半天，勉强得到下列三种可能译法：一、如果人人都有来头，那就没人能够出头；二、如果人人都有名堂，那就没人特别风光；三、如果每人都是名人，那就没人真是要人。另一句是Freedom is not everything，but only thing。这也是不定词似易而实难之例。余光中想或可勉强译成“自由非万有，自由乃仅有”。论到译名时，金圣华举法国喜剧家Molie`re中译为例，惋惜它竟然译成了“莫里哀”，简直乐极生悲。无独有偶，余光中倒想起了瑞士的高山Alps竟然叫做“阿尔卑斯”，真是尊卑不分。“莫里哀”的问题倒不难解决，只要改成“莫理哀”，就可以苦中作乐了。余光中如此亦庄亦谐论译名，其中“莫理哀”竟成了文学史上的一个注脚、一个坐标，这就是所谓以小见大。
长期从事翻译工作的余光中，他的视野辽阔。在他的极目之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整体的翻译文学风景，而且由于他慧眼独到的选择，切中要害的分析，使我们接触到翻译家最真实的心灵面貌。常言道：“文如其人”，其实，不见得如此，如在金圣华的心目中，余光中该是“昂藏七尺”的巨匠，倜傥潇脱的才子，谁知一见面，才发现余光中身材并不伟岸，且不苟言笑，像严肃的学者更多于像浪漫的诗人。对此，余光中在序中引王尔德以解嘲。记得年轻时，曾听王尔德如此大言：“你想知道我这一生的这出大戏吗？那就是，我过日子是凭天才，而写文章只是凭本事。”余光中的看法正相反：写文章不妨高潮，过日子却宜低调；天才，应该省下来奉献缪斯，至于生活，凭本事也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