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世纪，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动荡剧变的世纪，又是空前发展进步的世纪。在这一百年间发生的巨大变化，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几千年，是人们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对于中国来说，这个世纪是决定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转折时期，是国家从极度衰弱、备受屈辱到奇迹般重新站立起来、大踏步走向繁荣富强的一百年。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20世纪中国历史作过一个高度的概括，指出：“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众所周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而领袖人物，只有当他们反映人民的利益和要求，集中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带领人民完成历史所赋予的历史使命时，才能成为伟大人物。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通常是在历史巨变中产生出的一批先进分子群体中的代表。他们的杰出之处，就在于能认清并带领人民去完成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赋予社会的历史任务。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和巨大进步，正是在完成中华民族历史任务过程中得以实现的。
（一）20世纪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
当20世纪到来的时候，中国已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上蹒跚地走过了整整60年时间。60年中，资本帝国主义列强通过种种不平等条约，疯狂地掠夺中国，把中国社会一步一步地推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这种状况，下面这一段当事人的话，就具有极为典型的意义：“俄虎、英豹、德法貔、美狼、日豺眈眈逐逐露爪张牙，环伺于四千余年病狮之旁。割要地，租军港，以扼其咽喉；开矿山，筑铁路，以断其筋络；借债索款，推广工商，以其膏血；开放门户，划势力圈，博肥而食，无所顾忌。官兵黜陟，听其指使；政府机关，使司转捩。呜呼！望中国之前途，如风前烛，水中泡耳，几何不随十九世纪之影以俱逝也。”
在19世纪和20世纪相交的时候，这种不断沦落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十年间，在中国土地上接连发生了三场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日俄战争。1894年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人带来太大的刺激。战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中，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被割弃，还要向日本缴纳二万万三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此后，西方列强把中国视为一艘快要沉没的破船，纷纷扑来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翻开20世纪的第一页，呈现在中国人面前的更是令人痛心的图景，英国、德国、俄国、法国、美国、日本、意大利、奥地利八国联合发动侵华战争，武装占领中国的首都北京。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和签订《辛丑条约》的屈辱和伤害，中国人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90年后，邓小平对外国朋友指出：“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1904年至1905年日本和俄国为争夺土地和财富在中国东北进行相互厮杀。辽阔的中华大地成为帝国主义恣意横行、逞凶、角斗的场所；美丽富饶而又贫穷落后的中国，被列强的魔爪撕裂得支离破碎，血迹斑斑。一个新世纪，带给人们的应该是对未来美好的憧憬，然而，中国人民是带着民族耻辱进入20世纪的。踏进20世纪的门槛，中国人民却坠入了更加悲惨的境地。
帝国主义发动的每一次对华的不义战争，都使中国人民惨遭血腥杀戮，中国财富横遭疯狂洗劫。1931年至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发动的持续14年之久的侵华战争，杀害中国军民3500多万人。仅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杀，就有30多万人遇难。在此期间，日本还强迫掳掠20万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14年中，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和破坏，造成直接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5000亿美元（当时通常是35美元换一盎司黄金），相当于“国民政府”277年的财政收入，比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历次索取赔款的总和还多。20世纪初中国的悲惨境地，正如毛泽东所讲的那样：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极处。美丽富饶的东方大国，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下，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血迹斑斑、惨不忍睹的图画。
作为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它们的行为轨迹是盲目自大、闭关锁国、腐败无能，在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鸦片和炮舰政策下被迫洞开国门，再通过签约、赔款、割地等出卖中国人民的权益。在遭到人民包括改革志士仁人的反抗，他们抱着“宁予洋人，毋予奴才”的心理，同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相勾结，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排斥任何程度的社会改革，其竭泽而渔的横征暴敛更使人民无法生存下去。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清王朝到“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政府，都奴颜婢膝地向侵略者求和签约，割地赔款，苟且偷安。这使得原来带着“神圣”光环的统治阶级终于在人民心目中尊严丧尽，被看成只是洋人用来统治中国的工具。人们越来越愤怒，感到不把这些卖国的、专制的、极端腐朽的统治阶级推翻，中国就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在急剧动荡的中国近代社会，维新与革命、守旧与激进各种力量在中国政治舞台就像走马灯似的上演了一幕幕悲壮的活剧，但套在中国人民身上的这副半殖民地半封建枷锁不仅没有任何减轻的迹象，反而勒得更紧，压迫得更重。使得中国社会长期存在四个低下：一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水平极为低下，二是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三是人民的生活水平极为低下，四是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极为低下。这也表明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亟待解决的首要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给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画上句号，中国人民最终结束了噩梦般的悲惨时代。经过5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各项事业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正确分析国情，我国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存在着江泽民所总结的“五不”和“三个广泛影响”的现象。“五不”即底子薄，人口多，没有根本改变地区发展不平衡状况，也没有根本改变生产力不发达状况，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三个广泛影响”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的影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华民族必须把实现国家繁荣和人民共同富裕摆在中心地位，把改革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项工作的动力。
江泽民指出，20世纪中华民族面对两大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繁荣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是由近现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现状决定的。前者是为后者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因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目的是为了发展和解放生产力。中华民族只有以革命的方式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统治，才能为中国的民族解放、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和人民幸福扫清障碍，创造前提。而后者对前者来说，是发展的必然结果和终极目标。要达到这种目的，就必须实行全面改革，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和环节，来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纵观20世纪中国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两大历史任务的解决有着明显的阶段性。前半个世纪中，中华民族所要解决的主要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问题；而后半个世纪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国家走向繁荣富强和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问题。由于在建国后近30年内，中国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连遭挫折，致使国民经济在1961年和1976年两次濒临崩溃的边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领导人民为完成第二项历史任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二）邓小平是风云激荡的20世纪造就的历史伟人
人们常说，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跌宕起伏、滚滚向前的人类历史，当然是由它的主体，从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人民群众创造的。人类历史同样常需要顺应历史潮流、集中历史精神、引导人民群众前进的英雄、巨人。风云激荡的20世纪“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邓小平是20世纪中国继孙中山、毛泽东之后造就的第三位历史伟人。
邓小平在人间经历了93个寒暑，他的一生几乎与20世纪相始终，他的人生经历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世纪史诗。他见证了20世纪中国的苦难，全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建国创制的主要功臣，是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杰出代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邓小平是毛泽东开辟的中国革命道路的坚定拥护者和出色的执行者。他屡膺重任，不畏艰难，英勇奋斗，为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成为新中国开国元勋这个群体中比较年轻的一位成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探索一条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任务。邓小平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担负起了繁重的任务，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担任总书记十年间显示了邓小平治党、治军、治国的卓越才干，显示了他胆识过人，能够统揽全局、举重若轻的领袖品格。在1959年的上海会议上，毛泽东曾把自己说成是正帅，而把邓小平说成是副帅。这正是对邓小平卓越才干的肯定。
“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两次受到批斗，被撤销一切职务，经历了他几十年革命生涯中最痛苦、最曲折的时期。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在江西的日子里，他一边劳动，一边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和古今中外的书籍，开始对许多问题进行反思。他对国家政治经济每况愈下的状况忧心忡忡。1971年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失败，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破产，也为邓小平的政治生活带来转机。1973年邓小平回到北京并被委任国务院副总理，受到毛泽东的器重并在周恩来病重住院的情形下，被委以重任。1975年1月，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他担负起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的重任。在这期间，他力挽狂澜，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冒着再次被打倒的危险，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他以铁路交通作为整顿的突破口，并在短时间内在军队、工业、农业、科教、文艺等领域进行了全面整顿，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但是，邓小平对各个领域的工作进行整顿，势必要触及“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许多“左”的政策和理论，并逐步发展到对这一错误政策和理论的系统地纠正。这就有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趋势。这种状况，既遭到“四人帮”的疯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满，因而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就成为一种必然。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二次被打倒，也是他一生中第三次被打倒。但与前两次被打倒稍有不同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极其混乱的局面下，他在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中表现出了更强的政治魄力、坚定的党性和人格力量，赢得了党内外广大群众的尊敬。尤其是他在主持整顿时的许多讲话以及他主持起草的文件，在批判他时被广为散发，使他的政治主张和勇气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在广大的范围内赢得了更高的政治声望。如果说他在1975年主持的整顿是我们后来进行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一次大胆尝试的话，1976年的被打倒却使邓小平成为全党全国政治生活中引人注目的中心人物，而这些都为他后来第三次复出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奠定了深厚的政治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邓小平是在中国历史最关键时刻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上来的，成为中国“第二次革命”的伟大领袖。十年动乱使国家蒙受了巨大的灾难，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历史巨人相继辞世，使得中国社会在未来的岁月向何处去的问题凸现出来，成为亿万人民十分关注的重大问题。当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条是老路，那就是“两个凡是”的路，那就是肯定“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因而不能从困境中摆脱出来的路。一条是邪路，那就是借口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的路。还有一条路，就是勇于面对现实，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肯定成绩，重新奋起的振兴之路。广大群众衷心拥护粉碎“四人帮”并开展了对“四人帮”的揭批运动，但更迫切要求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包括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但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又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继续维护毛泽东晚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走回头路，致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出现了在前进中徘徊的局面。
在全党全国人民的期盼中，邓小平把解决这个关键问题的历史重任担当起来了。1977年3月，陈云、王震等老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郑重提出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同年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党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由于邓小平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建立的历史功勋，由于他对“四人帮”进行的斗争和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全面整顿中取得的显著成效，因而在党和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叶剑英、陈云等的积极推动下，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次年3月，他又当选全国政协主席。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使邓小平成为继毛泽东之后党内最富政治斗争经验和领导才能的领袖。面对当时问题成堆、形势十分严峻的局面，他复出伊始，就在千头万绪的事情中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他主动要求分管科技和教育，而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拨乱反正工作正是首先从教育、科技这两条线启动的。1977年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推翻了“四人帮”鼓吹的“两个估计”，倡导要在全党全社会范围内造成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空气。其后，随着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大会的相继召开，一个发展科学和教育的热潮在中华大地迅速兴起。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开始了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全会召开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郑重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命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应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发展经济是今后主要的政治。为此，必须进行经济改革，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从而带动其他地区、其他人，这样就会使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向前发展，使全国人民都能比较快的富裕起来。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实际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对开好这次中央全会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由于邓小平等老同志的讲话，突破了中央全会原定只讨论经济问题的主题，开成了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重要会议。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明确提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全会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但是，在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过程中，出现了一股试图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反社会主义道路的右的思潮。针对这种试图从右的方面干扰我们的工作，把拨乱反正引入歧途的错误倾向，邓小平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一冒头就抓住不放，要求全党认真对待。1979年3月30日，他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纠正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这20多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了邓小平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极端重要性，在这个问题上稍有不慎，就会使现代化事业受到干扰，遭受损失。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国外的政治风波，是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严峻考验的又一个重大历史关头。当时，摆在我们面前有三条路。一条是回头路，认为政治风波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出路是回到改革开放前以阶级斗争为主的老路上去。一条是跟着走邪路，就是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垮台的路，即所谓“多米诺骨牌”效应。许多人预言，苏联及东欧许多国家的“骨牌”倒了，我们这张“骨牌”也会跟着倒下去。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拒绝了回头路，又拒绝了垮台的路，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极清醒的头脑，领导中国共产党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的新路不动摇。
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后，党的某些领导同志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但不反对、不抵制，反而采取纵容和支持的态度，使得动乱一次次升级并导致最后暴乱的发生。还在1989年初，邓小平就敏锐地觉察到在中国发生动乱的危险，因此，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就明确地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动乱发生初期，中央就明确指出，这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4月25日，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央的决定表示完全支持，对动乱的性质作了深刻分析，指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动乱的态度和在第二代领导集体中主心骨的地位，使得党在这场政治风波面前稳住了阵脚，并取得了反暴乱斗争的胜利。
邓小平在国内政治风波刚过的时候就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没有错，我们“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没有错，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变。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总结国内国际风波的教训，尖锐地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正因为邓小平的特殊贡献，因此他成为新时期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他独特的经历和关键的地位，使得他成为党的重要骨干。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这个中央领导集体中，毫无疑问，以毛泽东为主导，毛泽东是代表，邓小平的历史地位不能与毛泽东相提并论。在毛泽东逝世后，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中，在其一生最后20年，邓小平凝聚了毕生的经验与智慧的结晶，推动中国社会的历史巨变，为中国迈向21世纪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也赢得其应有的历史地位。我们能够也应该把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大跨度的历史的比拟，把这两位伟大人物相提并论。
邓小平逝世后，江泽民代表党中央在悼词中作出了一系列把邓小平和毛泽东相提并论的著名的论断：“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一场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革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又领导人民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要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两次伟大的革命的进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的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两次伟大革命，两次历史性飞跃，造就两个伟大人物，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和作为毛泽东同志的战友、事业继承者的邓小平同志。”历史在前进，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在前进，人们对伟人在历史巨变中的特殊作用认识得越来越清楚。
（三）邓小平在20世纪中国第三次历史巨变中的杰出贡献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在建国以来革命和建设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社会主义在中国现实的蓬勃生机和活力，为全世界所瞩目。在这一伟大的历史巨变中，邓小平同志起到了十分独特的作用，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1.推动伟大历史转折的实现，为20世纪中国第三次历史巨变扫清了障碍
改革开放之前和启动之际，党和国家面临很大困难，许多棘手问题有待处理。而当时人们的思想还被禁锢在传统观念之中，这种传统的观念有强大的惰性力量，使我们国家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这就是为什么我国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到1978年12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有两年多的时间处于徘徊中前进这么一种状态的原因。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有针对性地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他以发动真理问题大讨论为契机，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促进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为开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阶段奠定理论基础。
如何认识毛泽东的功过，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成为决定我们能否从危机和徘徊中走出来，开创新局面的关键。在邓小平的支持和领导下，经过两个重大的步骤，实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转折。第一个步骤是打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把一切指示和决策拿到实践中来检验。这就使根据历史事件的结果，来检查、承认和纠正过去指示和决策中的错误，成为一种可能。而打破这个思想牢笼所用的思想武器，正是毛泽东从《反对本本主义》，到《实践论》，到延安整风运动，到1961年重提调查研究，所坚持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率先在党内提出批判“两个凡是”的观点，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指出：“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讲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如果毛泽东同志在世，他也不会承认‘两个凡是’，因为那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以，不论什么人，包括毛泽东在内，讲过的话，做过的事，对与不对，都要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对领袖人物的话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还是采取“两个凡是”的观点，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及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对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思想的深刻阐述和发挥。
第二个步骤是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邓小平的领导和主持下制定的这个历史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导致这个错误的由来，作出了历史的结论。同时，对建党以来和建国以来我们取得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作出了充分的估价，维护了毛泽东在我们党和我们国家历史上的崇高地位，肯定了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对于指导我们事业的重大意义。如果说，1945年的第一个历史决议，是我们党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作出的确立毛泽东在我们党内的地位，确立毛泽东思想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性决议，那么，1981年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的，重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决议。第二个历史决议的作出，标志着从批判“两个凡是”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基本完成。拨乱反正，按邓小平的概括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
邓小平巨大的政治勇气，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驾驭局势的能力，就表现在把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正确总结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划分开来，区别开来。把握这种划分，就要反对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错误思潮，既实事求是地、态度鲜明地批评和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实事求是地、理直气壮地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如果没有前一个方面的实事求是，我们就不能走出在“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徘徊的困境；如果没有后一个方面的实事求是，我们就会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丧失自己的基本立足点。正因为我们坚持了这两个方面的实事求是，我们的事业才能前进，才有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和新局面。
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过这么一段话：“在回顾二十年辉煌历程的时刻，我们深切怀念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新时期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形成与发展中，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对一系列关键问题的决策中，在改革和建设新局面的开拓中，邓小平同志以马列主义的理论勇气、求实精神、丰富经验和远见卓识，并集中全党包括他的战友们的集体智慧，作出了创造性的伟大贡献。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的建立；没有邓小平同志的领导，就没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这段话，十分恰当地指明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贡献。
2.实现了中国从“第一次革命”向“第二次革命”的转变
革命是20世纪历史发展的主旋律。对于20世纪中国革命的全过程，邓小平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作出了新的概括。他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与此对应，曾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在胜利之后以引入社会主义阶段的实践就可称之为“第一次革命”。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把一百多年来受尽外国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完成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这场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毛泽东是中国第一次革命的伟大领导人，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问题上是极富创造性的，因而就较为迅速地取得全国胜利。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建构方面，由于缺乏经验，并受传统社会主义观念束缚，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模式。毛泽东仍富于创造精神，他想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是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他没能获得成功。他倡导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失败了，且由于要为失败辩护，一次又一次地发动政治运动和路线斗争，终于把国家拖入“文化大革命”的绝境。尽管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建设作出了艰辛的探索，但他没有实现从第一次革命到第二次革命的转变。
把中国第一次革命推向第二次革命并使两次革命构成统一的过程的是邓小平。他在第一次革命中长期是重要战略方面的担纲者，是独当一面、立下赫赫战功的战区统帅，是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后来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邓小平的这种地位，使他能发珍视第一次革命的基本成果，把它贯彻到第二次革命中去，使第二次革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胜利发展。这些基本成果包括：第一，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和“精髓”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二，作为革命最基本产物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在经济制度方面，他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持执行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在政治制度方面，他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政体。第三，作为革命领导力量的共产党，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基本经验，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所形成的优良传统。他说：“我们必须恢复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我们大家都是从苦里过来的……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
1978年肇始的改革浪潮，敲响了中国第二次革命的钟声，拉开了第二次革命的帷幕。第二次革命的实质内容就是改革开放，其根本任务是改变和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合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因素和方面，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基本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把目前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强国。把新时期的改革开放视为一场革命、视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邓小平一贯阐发的观点。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就把我们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称之为“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是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在改革开放推进过程中，邓小平多次讲：“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次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之所以也是一次革命，是因为我国的改革和过去的革命一样，是为了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因为我国的改革，不是对原有的体制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而是从根本上改变旧体制，重新构建新体制，这种体制是相当深刻和广泛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中某种程度的革命性的变革；还因为我国的改革是全面的，它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对整个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非常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3.引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汇入世界新时代潮流
近代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产生及其向全世界的扩张，历史称为“世界史”。“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换及因交换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的越是彻底，历史就成为世界史。”古老的中国在这一过程中被列强的枪炮打开了国门。世界进入中国，就是使中国走向世界成为不可避免。在历史真正成为“世界历史”之后，不论被动或主动，也不论革命或建设，中国必须开放。
中国的第一次革命是开放的。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无产阶级及人民大众的立场把开放的革命主张理论化，提出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论断，它是从西方无产阶级经过俄国十月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战线的伟大的一翼。中国革命是后起的，它以俄国为师就很自然，但很容易发生教条主义；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确立了独立自主的方针，走出了一条胜利的革命之路，建立了新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国遇到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包围，那时只有苏联能够援助中国。这又有可能发生新的教条主义。毛泽东试图克服新的教条主义，努力开辟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他在总结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思想。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文化、艺术的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后来，中苏关系恶化，中国更加坚定地实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这就可能走到另一种片面性――开放不力、相对封闭的片面性，这种片面性实际也真的发生了。
邓小平领导的中国第二次革命是针对这种片面性，自觉地实行开放政策。如果说第一次革命的开放主要是社会主义革命意义上的开放，那么，第二次开放则是经济技术意义上的开放。第一次革命所实行的开放理论依据是“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第二次革命所实行的开放政策的理论依据是“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或者说“中国的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的一部分”。对于这一论据，毛泽东没有把握到而邓小平则真正自觉地把握到了。邓小平强调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邓小平具有广阔的视野，他清楚地认识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又面临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首先，在国际政治方面，虽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影响有增无减，但国际政治形势总体上趋于缓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流，多极化趋势在发展，世界各种力量在重新分化和组合。其次，在我国经济发展方面，又面临世界科技进步大大加快、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全球范围内资金短缺现象严重等现实。邓小平以对世界和中国的关系的科学判断为出发点，揭示了世界新时代的潮流的本质，提出和论证了有关开放的一系列理论和政策，包括：关于时代的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变到“和平与发展”的论断；关于建立经济特区，形成全方位开放格局的部署；关于计划和市场“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及其一系列经济形式；关于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正确处理向外国学习和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问题，既真正把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结合起来，又坚持社会主义和民族独立原则等。
依靠提出的一系列正确、坚定、全面的开放政策，邓小平引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汇入世界新时代的潮流。这就在一方面结束了多少世纪以来的闭关自守状态，利用日益一体化的世界的物流、信息流，极大地促进中国的发展，使中华民族迅速地发展现代化事业，加快实现全部社会生活的现代化，保持并日益增长着民族的尊严，使中华民族真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另一方面，中国开放和日新月异的进步，影响着世界，促进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改变，推动了人类进步的事业。
4.规划和推动中国由传统社会转变到现代社会
从中国全部近代史以至全部中国历史的视角来考察邓小平的历史地位，那就应该肯定，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建设的总设计师，他所规划的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的转变，这的确是非凡的，这一宏伟的计划对20世纪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是广泛和深刻的。
所谓传统社会，是以传统技术和分散的小生产为基础，从而也就是以集权的专制的政治统治为特征，以倡导温情脉脉的等级式神圣秩序为文化表象的社会。现代社会则以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从而也就是以各种形式的民主政治为特征，以倡导多元、竞争、平等自由的世俗秩序为文化表象的社会。
由传统社会转变到现代社会，这是人类的共同进程，但这一进程在各民族又有多种多样的特征。就中国而言，这其间经历了一个相当长久的、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二元并存的、逐步由前者向后者发展的过程。经过第一次革命，我们先以新民主主义社会代替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过渡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历史性的伟大转变，为建设社会主义准备了基本的条件。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我们在理论上的偏差，我们对于我们所处的地位缺乏清楚的认识。虽然中国已建立了于社会主义制度，但中国仍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二元并存的社会，面临改造传统社会的艰巨任务，因此，我们必须在现代化技术基础上构建新的生产方式，而在扬弃传统社会文化的同时建设现代社会的文化。我们有一个严重的误解，以为计划经济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是超越资本主义的宝物，实际上这种体制缺乏高速度、高效益地发展经济的活力，并同传统社会中封建主义因素结合起来，成为传统社会转变成现代化社会的严重障碍。邓小平在总结党的历史教训时强调指出：“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之外，还有自己的特点……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高度集权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要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不仅要从思想上去解决，更要从组织制度、工作制度上去解决，邓小平根据这样的判断，全力推进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推动社会全面转型。
由此可见，我们在第一次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很长时期内，并没有找到实现这种转变的途径和方法。明确这项任务，找到转变的途径和方式是邓小平的伟大功绩。他的规划和设计基本点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速度高效益地发展经济，为现代社会的构建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并以强劲的社会主义市场力量冲击社会的政治、文化，再造现代政治和现代文化；相应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同市场力量结合在一起，逐步扫除封建主义的文化影响，建造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特别注重培育“四有”新人，实现人的现代化；坚持对外开放，学习和吸收人类一切文明的优秀成果，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近代革命文化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用以改造传统社会，建设现代社会等等。邓小平提出的这一整套纲领在实践中已取得很大的成就。中国社会的转型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显现出来，而且还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婚姻家庭、人际关系、价值观念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乌拉圭总统桑吉内地称赞邓小平是“现代中国的缔造者”。在规划和推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邓小平的巨大贡献是任何人无法比拟的。
5.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为中国第三次历史巨变的强大精神动力
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的特点之一就是在社会逐步过渡的过程中发挥着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作用，并以此为前提而超越了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这项特别艰难复杂的事业是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原则指导下展开并取得胜利的，同时也就建构起中华民族崭新的理论思维方式，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着力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中心是解决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如何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产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成为中国社会第三次历史巨变的强大精神动力。
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从而构建中华民族新理论思维的事业中，毛泽东无疑是开创者与奠基人。他的贡献在于首先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一个方向。正如他自己所讲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都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具有“新鲜活泼的、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其次，他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理论研究工作，特别是在哲学研究方面，不但写出了一系列哲学著作，而且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一系列著作中，自觉进行哲学分析，解决了各方面的理论和策略问题，从而丰富和拓展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展现了理论思维的魅力。最后，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凝聚和概括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认识路线和一整套科学的认识方法，成为中华民族现代化思维的基础。
毛泽东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不能说他已经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三个时代主题：如何认识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及其革命变革过程；如何认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和怎样实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胜利后，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即怎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毛泽东成功地回答了前两个问题，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邓小平则系统地初步地回答了第三个问题，成功地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面临的重大难题，创立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全面奠基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与毛泽东相比，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发展和重大贡献在于：他明确地提出“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的思想，把它作为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历史任务的着眼点、落脚点、归宿点和终极目标，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重大实践价值和意义更加凸现出来；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践相结合，就是实事求是，也就是党的思想路线；在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建设实践相结合时，着重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概念和新理论，成为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具体化的新标志；等等。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但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指路明灯，而且对于我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乃至21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以后的近200年社会运动的过程、规律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如认识中国社会在近现代历史发展中逐次过渡的规律，对中国社会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复杂性、艰巨性要有充分的估计；中国将长期存在多种经济成分的二元结构；从中国社会变迁中引出许多哲学问题的思考等，这些都在邓小平理论中深刻地蕴涵着。邓小平对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建构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对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党的十五大指出：“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中华民族在第三次历史巨变中，以20多年的时间，就形成了可观的综合国力，改革开放为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体制条件，开辟了广阔的市场需求和资金来源。亿万人民新的创造活力进一步发挥出来，社会主义在中国显示出的蓬勃生机和活力，为全世界瞩目和惊叹。
主要参考书目：
1.龚育之著：《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共党史出版社。
2.卢之超、李书敏著：《历史巨人和他们的思想》，红旗出版社。
3.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
4.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5.李慎明著：《邓小平理论研究的前沿报告》（200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阎团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