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性厌食还可以说明中国女性的主观感受和她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的变化。女权主义者认为，神经性厌食是一种绝望的策略，以抵抗最终困住这些女性的社会压制，强调加在女性身上的性别化了的社会压力。女权主义人类学家格莱米连斯（Gremillions）认为，妨碍女性自强的社会文化影响范围应加进对神经性厌食的理解。香港经济数十年来的迅速发展不仅改变了社会结构，也改变了中国女性的主观感受和身体经验，从而产生了新的身份、新的美学、新的渴望和新的痛苦。女性的“虽瘦犹肥”和“虽忙犹倦”（李诚语）反映出的不仅仅是心理症状，更多的是所体现的道德体验的转型，是社会转变过程中女性的生活不堪承受既要“上得厅堂”又要“入得厨房”的冲突要求的结果。在香港、深圳和湖南三地高中女生的抽样调查比较显示，对肥胖的担心程度与三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越怕胖，提示社会的现代化会加剧女性中厌食症的发生，从而对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及亚洲国家构成一个日益严重的公共卫生挑战。
文化因素也影响和塑造神经性厌食的治疗和康复过程，以及所谓“成功”结局的标准。有人在香港家庭中发现五种与治疗有关的节食动机，即为家庭健康而牺牲自我表现、对家族的忠诚高于个人、沟通父母冲突、爱或控制的表达方式以及掩饰家庭冲突，其中一些动机是在当地儒家文化中由社会建构的。李诚等（1997）并进一步提出对于治疗双方的权力问题未予足够重视，可以解释临床实践中的治疗阻抗。“解决之道不是要拿走她生活中感到唯一能控制的东西，这样做只会阻碍、破坏厌食症患者希望在康复中获得的全部---积极的应对技能以感受到对自己和自己的生活的控制。”在神经性厌食的治疗中，教育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没有态度的改变，复发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曾有资料显示该病20年随访有近20％的病人死亡。而如果对病人态度形成的基础，即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及营养问题的认知不能认识，则病人态度的改变是不可想象的，比如，“苗条将使我快乐”。瘦本身并不能使人快乐，但是我们的快乐受到社会文化的界定，当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以瘦为美时，瘦就成为某种道德规范，而肥胖，就等同于自我放任、懒惰、不整洁、庸俗、品位低下。人们害怕失控，觉得他们的行为永远不够好，无法接受现实中真正的自己，从而努力变得更瘦，而不是接受现实的自我，通过工作、家庭或发展爱好来获取快乐。
绝经：局部生物学和文化的共生
月经的终止一般被看作是包括生物和社会变量在内的生命过程的综合转变。其中，生物学的改变是普遍性的，而作用于这一生物学基础上的心理、社会和文化因素决定了女性个体的主观体验差异。对于人到中年、丧失了生育能力的妇女，月经的终止无疑是最为令人震撼的征象。但围绕绝经的观念，即卫生保健工作者和女性个人概念化和谈论与绝经相关的一系列变化，则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文化中有极大差异。
近期的人类学研究提示，除了在谈论和处理绝经方式上的差异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女性与衰老有关的生物学改变。
这些研究显示，有必要把生物学和文化放在一种连续的、互动的反馈关系中加以思考，也就是说两者都可能发生改变，而不是把生物学视为一成不变，只有文化差异加诸于上。
比如说，跨文化研究结果发现，北美和欧洲妇女中作为绝经特征的症状，尤其是潮热和盗汗的发生率，在所有绝经期前后妇女中并不是平均分布的；日本、中国大陆与台湾、印度尼西亚、印度和其他的一些地方的女性较少上述植物神经症状。同为绝经后的女性人群，其发生心脏病、骨质疏松或其他晚发性慢性病的风险也不相同。目前大家公认，这些病的发生率在任何社会内部或不同文化间有相当可观的差异。总之，这些结果提示，把生物、营养、生活方式、心理和社会变量都考虑在内的、对于文化敏感的比较研究，能够使我们对什么是绝经的实质有更深刻的了解。促使进行这样的研究的根本问题应该是，是什么保护大多数妇女度过这段艰难时光？什么样的环境和生活方式有益于一个健康的老年？
在北美，过去20年里一直习惯于把绝经当作像生病一样的过程。由于注意力聚焦于导致绝经的雌激素水平下降，绝经就好像是“不足”的病，类似于糖尿病的胰岛素不足。这种看法还受到认为绝经是人类历史上较近才有的现象这一错误观点的支持。很多书刊上讲，因为女性平均寿命直到20世纪之交还不到50岁，有些地方寿命更短，所以实际上很少有妇女活过中年。绝经后的生活是一种文化上人为的产物，是因为卫生条件和医疗服务提高的结果。这样的说法十分错误。直到20世纪早期，婴儿的死亡率很高，这直接影响到人均寿命，但活过繁育期进入老年的女性也很常见，如果把那些已活到45或50岁的人分出来，单独计算其剩余寿命，这个问题就十分清楚了：活到老年当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也有文献讲到绝经时说，野生的哺乳动物没有能活过繁育期的。这当然是对的。但我们的确知道，尽管在哺乳类中是独一无二的，女性活过繁育期是千百年来人类的特征之一。生物人类学家为此有个理论，叫“祖母假说”，认为女性活过繁育期的生命有助于投入养育她们的孙辈，有利于整个家族的健康，这要比她们继续生育自己的子女更好。这一假说尚有待证明，但至少不能说绝经“有违自然”，是病态。
绝经意味着月经期的终止，实际上就从末次月经期后开始。但这种看法还很新，也并不总是符合世界上一些民族和地区中年妇女的实际情况。比如说，在墨西哥尤卡坦地区生活的玛雅妇女，常频繁怀孕和哺乳孩子达数年以致绝经期大大延长，但并无潮热或盗汗。这种情况与希腊、北欧、北美妇女的情况相反。因此，有人认为绝经应被视为一种生物文化过程。在印度、印度尼西亚、以色列黑人、日本、新加坡、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地区、韩国、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的研究都报道潮热和盗汗的发生率比欧美的低。
洛克在80年代对日本、美国和加拿大三国的比较研究，分析了7802名美国、1307例加拿大和1225名日本妇女，年龄界于45-55岁，发现她们在报告的症状上有些明显的不同。首先，日文中的绝经意思不完全等同于英文中的绝经，日本的妇女或医生不认为月经的终止是中年妇女的一个重要标志，这部分是因为很少有女性把绝经和令人痛苦的症状联系在一起。日文中的绝经的真正含义是在妇女身上开始于45岁或更早些，一直持续到60岁左右的漫长的、逐渐的生活过程，而月经的终止只是其中的一个影响因素，本身不是衰老的有力符号，甚至不算是重要的生活转型。在她的研究中，有24％的日本妇女即使在停经超过一年时，仍然说自己没有“绝经”症状。很显然，日文中的“绝经”（konenki）的内涵远比月经的终止丰富得多。
其次，日文中没有专指“潮热”的词，尽管日语中对于身体状况的描述词语十分丰富。她们可以用类似于“突然感到发热”的词来描述日常生活中有时的身体状况，但并不限于潮热。其他也有些词可描述饮酒后因乙醛脱氢酶缺乏引起的脸红或热浴后，当然也有少数人用“突然的发热感”这样的词。这一现象提示，潮热的体验或未引起足够重视，或不那么常见。潮热一词在英文中本来有医学化的意味，但在日本及许多其他地方却未予特殊关注。如果是因为在这些地方的潮热对人的生活干扰不大，那原因也许就在饮食、生活起居甚至遗传里。因此，如果像西方国家的医学教科书或大众读物一贯主张的那样，宣称全球大多数妇女在月经周期行将结束时会发生潮热是很不明智的。
第三，日本妇女通常会说到很多不在西方的绝经症状之列的症状，包括肩膀僵硬、耳鸣、头重脚轻等等。日本的医生早就把这些症状包括在问诊里了。对日本、美国、加拿大妇女的症状分析表明，日本妇女的核心症状与后两组不一致。16个核心症状中有13个是欧美高于日本，只有一个（腹泻／便秘）是日本略高于欧美。盗汗在日本妇女极低，且与绝经情况无关。大多数日本妇女在询及konenki的体验时一般都会这样来回答：
“我根本没有任何问题，没有头疼这些个……我听说别的女人有过头重脚轻起不了床的。”“我觉得很容易疲劳，这该就是绝经吧，我肩膀发硬。”日本的妇产科医生有些在描述绝经症状时根本不列入潮热。有趣的是，随着近年来他们越来越多地参加绝经专题国际会议及在女性杂志上不断发表有关对绝经的最新国际性见解，把潮热描绘成绝经的“典型”症状，一些城市时尚女性如今也开始使用英文衍生词来描述她们的“潮热”！
此外，日本妇女报告的抑郁症状较少，且与绝经状况无关。这也质疑了把雌激素水平下降和抑郁的因果关系简单化。洛克认为，日本人对蔬菜、茶和作为天然的雌激素来源的大豆及豆制品的喜好、经常的运动都阻遏了潮热的发生；此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应归功于日本社会财富相对平均的分配、极少贫穷、平等获得良好医疗保健和社会福利的机会、普遍的高教育质量和在预防医学方面公共和家庭投入的传统。她新创了一个词语：“局部生物学（localbiology）”，以解释她在研究中的发现。躯体的感觉如健康、疾患、痛苦的体验，至少有部分来自身体本身，而身体又受到进化、环境和其他因素影响。如果说这种体验是社会性的，则历史、政治、语言和本地区的知识包括科学知识必定涉及在内。这实际上是说，社会造就生物学的知识，反过来社会又由物质世界的现实所造就。换言之，生物学和社会是共生和辩证统一的关系，这种关系发生的首要场所，就是具有主观体验的、社会化了的身体。物质的身体不是黑箱，不是一模一样的。这里的物质和社会应被理解成既是有条件的，又是局部（当地）的。
局部生物学和文化的共生关系的体现，从定义上讲，是内化和个体化的；但从更高层面上说，又是为我们所共有的。某些体验在居住相近的人群相对普遍些，部分是因为他们有几百年来共有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祖先，共有的环境、历史、语言、行为和价值观。被这些人群部分共有的局部生物学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个人所表现的主观性，或曰个性。当思考这一日本和北美比较研究的发现时，通过强调局部生物学的可能性，洛克希望人们不要仅仅将此作为异国情调看待，而是挑战占主导地位的把月经终止作为疾病，以为雌激素替代治疗就可以万事大吉的医学模式的霸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