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
财富观，即一个人经过观察、体会、判断之后形成的比较固定的对于财富的看法和态度。财富观是人们长期思想活动的结果，它所形成的惯性引导人们作出不同的财富选择，指向不同的财富行为，导致不同的财富结果。古今中外，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财富观念，对今天人们的经济活动产生着深刻影响。
一、儒家肯定人们对富与贵的追求，同时强调“以义取利”
儒家学说是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儒家学说作为入世哲学，其关注的人生、社会问题很多，义与利便是其中一个重大的伦理问题。何谓义？何谓利？义者，“事之所宜也”，是某种特定的伦理规范、道德原则，是儒者们心中至高无上的道义。利者，“人之用”也，后世多指物质利益。如何看待二者的关系，便形成义利观。
儒家首先肯定了利的客观存在和合理性。孔子十分看重人民的物质生活，在《论语》中，他多次肯定了人对物质的需求，认为追求富贵是人的本性。在《里仁》篇，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在《述而》篇，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果能获取财富，即使是为人执鞭驾车的差事，我也要去干。孔子认为君主在主持国政时应把解决人民的物质生活问题放在首位，在《泰伯》篇，他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而要“因民之利而利之”。《颜渊》篇，子贡问政，孔子回答：“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孟子推崇“民为贵”，也强调人民的物质利益，在《孟子·梁惠王上》中，他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指出君主治国应以民利为重。先秦儒家的另一个重要人物荀子也肯定了利的客观存在，指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西汉大儒董仲舒也肯定了义与利相互依存的关系，他在《春秋繁露》中指出：“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明末清初儒家集大成者王夫之说，“出利入害，人用不生”，指出人离开物质利益就要陷入危难境地，不能充分发挥人的作用。可见，儒家思想肯定了“利”对于社会发展是不可缺少的。
儒家承认人有物质利益的需要，不否定利的价值，但另一方面，在“利”与“义”的问题上，主张重义轻利、先义后利、见利思义、以义致利。在《里仁》篇，孔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一定的主张非要怎样不可，也没有一定要反对的事情，一切行事只求合于义。在《述而》篇，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经由不义而来的富贵对我而言只像是天边的浮云一般，意为看看就算了，怎么也不可能会想要去拥有它的。在《颜渊》篇，子张问：“崇德辨惑……徒义……”知道义之后便修正自己的言行，以求合于义。《宪问》篇，子路问成人，子曰：“……见利思义……”利益当前必须要想到义。《季氏》篇，子曰：“君子有九思……见得思义。”见有所得必须要想到义。《里仁》篇，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了解义，行事也以义为标准；小人了解利，所以行事易追逐利益。《卫灵公》篇，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固然也有穷困之时，但不至于像小人一样，一旦穷了就放滥横行，意为君子重义，不像小人一般因穷困便无所不取。在《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中，彭更曾问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孟子回答：“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可见，孟子并不在乎利大利小，关键在于是否有义，有则利再大不为过，无则利再小也不能受。董仲舒要求以利导义，在《春秋繁露》中，他说：“圣人之制民，使之有欲不得过节；使之敦朴不得无欲。无欲有欲，各得以足，而君道得矣。”通过义的引导调节，达到义利兼得，是儒家的理想境界。儒家主张见利思义，以义导利，强调人的主体利益意向要与道德的价值取向一致。当这种理想境界不可得，即义利不能两全之时，儒家作出了先义后利、舍利取义，甚至舍生取义的选择。孟子通过鱼和熊掌的比喻表达了这种价值观念：“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辞也。”
义利关系是儒家文化中的一对重要范畴，义利之辨是儒学中的重要论语题，是中国思想史上长期争论语的一个重要话题，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称之为“儒者第一义”。在儒家看来，“义”代表“公”，代表社会群体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利”往往是指“私”，即个人利益，代表个体的狭小、近期欲望和要求。儒家义利观的基本主张是：重义轻利，取利以义，义以生利，义利合一，义利统一。义利统一的思想是先秦儒家义利观的真谪。但随着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儒家义利观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春秋时代，商业尚不发达，当时的君主们并未感觉商人对政权的威胁，所以《左传》有“务材顺农，通商惠工”之说，《国语》有“轻关易道，通商宽农”之语，农工商尚不分厚薄高下。战国时期特别是在商鞅变法以后，重农抑商、农本商末之论语勃兴。重农思想认为：“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吕氏春秋？上农》）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汉初，贾谊、董仲舒等主张裁抑商人，汉武帝实行盐铁专卖，厉行多种抑商政策。后世历代帝王将重农抑商定为基本国策，经商被看做“舍本而事末”，商人被排在“士、农、工、商”四民之末。为顺应统治阶级的需要，在义利关系上，后世儒家也更为强调“义”，并逐渐形成空谈心性、不言功利的传统。
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社会面临转型，东西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多方位交汇碰撞。这一时期，社会经济长足发展，商品流通规模、市场发育程度及商人资本的实力，都较以往社会有很大提高。明清时期的社会变迁不可避免地对社会意识特别是传统的义利观产生了深刻影响。明代中后期，“工商亦本业”、“农商互利论语”的思想日益为社会所接受，经商不再成为一种为人轻视的职业，“弃农从贾”（弃本从末）乃至“弃儒从商”、“士商渗透”的现象越来越习见。以晋商、徽商等为代表的良商巨贾冲破儒家传统思想的桎梏，将儒家文化的精华移植到了商业活动中，实现了儒家伦理道德与商业活动及经营管理的有效结合，创造了中国古代商业经济史上无与伦比的辉煌，彰显出“义利统一”财富观的巨大价值。
二、佛教对财富的看法既有毒蛇之喻，也有净财之说
佛经中有许多关于财富的故事，告诫人们取自己应有之份，戒除贪欲，以免自寻烦恼。
《财富是毒蛇》的故事说：佛陀与弟子阿难外出乞食，看到路边有一块金子，便对阿难说：毒蛇。阿难亦应声说：毒蛇。正在附近做农活的父子俩闻言前来观看，当他们发现佛陀和阿难所说的毒蛇居然是黄金时，立即欣喜若狂地将其占为己有。可结果如何呢？黄金非但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反而使他们陷入了一粧国库被盗的案件之中，刑场上，父子俩抱头痛哭，追悔莫急，至此才明白佛陀所说的毒蛇的含义。
《生命是宝》的故事说：从前，有一位菩萨住在罗陀国。该国的商人每次出海采宝时，都把这位菩萨请到船上，希望借助他的力量，化险为夷，求得平安。后来，菩萨年老体衰，不愿陪他们出海了，可禁不住商人的苦苦哀求，只得同意。有一天，当船只向宝物所在地前进时，突然有一根巨大的火柱从海底掀腾而起，喷薄而出，直向天空。商人们第一次看到如此可怕的情形，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性命难保。他们唉声叹气，不知所措，最后不得不向菩萨求援。菩萨说道：“连世间的大丈夫都会贪生怕死。悲伤绝望只会令人失去理智，大家还是想方设法运用逃离苦海的方便吧。只要得到了这个方便，就能安全到达彼岸。大家不要沮丧，因为这个方便，我已经给你们了，请大家好好念佛吧。”众人立刻焚香礼拜诸佛，祈求风平浪静。片刻之后，恶风终于停止，大家脱离险难，到达藏宝之地，如愿以偿地得到许多金银财宝。这时，菩萨向商人们说：“这些金银财宝世间难逢。因为诸位前世有过布施，今世才能得到这样珍贵的财货。但是，你们前世广行施舍时，有过吝啬之心，以致现在遇到恶风，身心备受惊慌苦恼。诸位对这批金银财宝必须知足。如果贪得无厌，必然会再次遇到灾难。在诸位寻找财宝的过程中，价值最高的莫过于生命，生命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啊！
《金罗汉》的故事说：从前有一个山民，以砍柴为生，日月辛苦，仍改变不了贫穷的生活。他在佛前也不知烧了多少炷高香，祈求红运降临，脱离苦海。佛祖大发慈悲。一天他在山上竟然挖出一个一百多斤的金罗汉！转眼间，他荣华富贵加身，又是买房又是置地。宾朋好友一时竟多出好几倍，大家都向他祝贺，目光里满是羡慕。可山民只高兴了一阵子，继而犯起愁来，食不知味，睡不安稳。他老婆安慰说：“这么大的家业，就是贼偷一时也偷不光啊，你愁什么呀？”他说：“妇道人家知道什么！”他叹了口气，话说一半就打住了。他心里说：“十八罗汉我只挖到一个，其他十七个不知在什么地方。要是那十七个罗汉都归了我，那我就满足了。”
《二子分财》的故事说：古时候摩罗国的一个人得了重病，自知不久于人世，便将两个儿子唤到床前，告诫他们说：“我死之后，你们兄弟俩一定要妥善分配财产，不要因此起纠纷啊！”兄弟俩满口答应一定遵守父亲的遗嘱。可等到他们分财产的时候还是发生了争执。这时，有位自以为聪明的老者指教他们说：“我教你们一个最最公平的办法，保证你们不再有意见。听我的，现在你们将所有的财产都一分为二，这样就绝对公平了。”兄弟俩一时还不太明白，老者就举例说：“比如衣裳从中间撕开，瓶盘器物破成两半，钱币也割成两半。如此，就能做到绝对的公平了。”兄弟俩一商量，觉得这个办法并非上策，但为了互不吃亏，就听从了老者的建议。结果，家里的一切财产物品都分成两半，兄弟俩公平地分得了家产，可真正得到的却是一堆破烂。
佛教认为，人的最高追求是成佛，要摆脱世俗生活的羁绊，行少欲知足的生活原则，放弃对物质生活的享受，从而来体悟佛法，过一种神圣的生活。佛陀看到了人生的短暂，告诫人们不应用有限的生命来追逐一些过眼烟云的东西。但事实上，即使佛陀也无法否认，财富在人类生存中不可或缺。在《鸯觉经》中，佛陀把人类分成三种：一是盲人，这种人不知如何使自己拥有的财富增长，不知如何获得新的财富，他们也无法区分道德上的好坏。二是独眼人，他只有一只金钱眼，而无道德之慧眼。这种人只知道如何使自己拥有的财富增长和创造新财富，但不知道如何培养好的道德品质。三是双眼者，他既有金钱眼，又有道德之慧眼。他既能使已有的财富增长，并获得新财富，又能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可见，佛陀不承认那种只有道德没有财富的人。在《巴陀伽摩经》中，佛陀把人类最基本的渴望分为四种：一是愿我的财富通过正当的途径一天天地增加。换而言之，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富有，财富是人们最渴望得到的东西。二是当一个人富有后，他所渴望的是美名远扬。他如此祝愿：愿我的美名传遍四方，特别是要在我的亲朋好友、师长中流传。三是当一个人既富有，又有好名声，他祈求健康长寿。他如此祝愿：愿我健康长寿。四是当一个人富有、美名远扬又健康长寿时，他自然希望死后幸福。他如此祝愿：愿我死后升天享福。可见，佛教把必要的物质条件放到人生的重要位置。
财富在人类生存中不可或缺，因此，佛经对于财富既有毒蛇之喻，也有净财之说。所谓净财，就是通过正当途径和辛勤劳动获得的财富。净财不但是维持生计的必要条件，同时还能利益社会、造福人类。通过勤劳、智慧获得财富，就能心安理得地享用，不必有任何后顾之忧。佛陀对于“财富是毒蛇”的比喻，其本意不是反对财富和否定财富的价值，而是反对对财富的不恰当的态度，即贪婪和吝啬。佛教认为，财富本身并无所谓善恶之分，而是取决于它的实际用途。为富不仁者以它来作恶，慈悲众生者以它来行善。正如《法华经》中所说：“一切资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
三、道教主张生财聚财，财神是中国民间最受欢迎的神
源于中国本土的原始宗教道教主张生财聚财，财神崇拜是民间最为流行的宗教信仰之一。在中国民间的财神信仰中，财神并非只有一个，而是一群，也就是说财神是以群体的形象出现于民间的。财神崇拜，起初是商民们的行俗，而后为其他市民和乡人所仿习。财神自南宋兴盛以来，经历代繁衍，逐渐形成一个由文武财神、各路财神、小财神组成的数量可观的神仙团。文财神有比干、范蠡、文昌帝君；武财神有赵公明、关公；各路财神有五路神、五显神；小财神有利市仙官、招财童子、进宝童子、纳珍童子、和合财神。此外，还有一些地方财神，由一个地区的人们所信仰。
文财神的塑像和画像都是文官打扮，头戴宰相纱帽，脸白发长，五绺长须，手捧如意，身着蟒袍，足蹬元宝，表示招财进宝之意。文财神的主要原型有商纣时期的比干和春秋时期的范蠡。比干是商纣王的叔父，为人忠耿正直，因直言劝谏，被纣王剖膛挖心。民间则传说比干在朝堂上怒视纣王，自己将心摘下，扔于地上，走出王宫，来到民间，广散财宝。他因没了心，因而无偏无向，办事公道，深受人们爱戴，被尊为“公正财神”。范蠡是春秋时期越王勾践的重臣，助勾践成就霸业后，预感到兔死狗烹的危险，急流勇退，去齐国经商，发了大财成为巨富，自号陶朱公。他乐善好施，屡次把财富全分散给朋友和故旧，把金钱看得很淡薄。他聪慧、正直、疏财、仗义、济世，被奉为“智慧财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