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作家对纷繁的社会生活现象，要在细致观察和倾心体味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剖析，把握住其深层的本质和发展趋向。这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对普通的生活事件通过深入的理性剖析，能够有所“发现”。所谓发现，就是揭示出生活的深层本质，发掘出生活表象背后美的内涵，或者对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体味出异于他人的新的艺术感受。美国作家利昂·塞米利安有过一句精辟的论述：“一种揭示生活本质的模仿———这就是写作的秘密。”艺术是模仿，作家是生活舞台上的模仿演员，但这种模仿不是对生活现象的简单搬用和复制，而是一种本质的模仿，一种本质的揭示，这种本质的模仿就是“发现”。作家深入生活观察事物的目的是为了有所发现，由素材搜集到题材确定的过程就是“发现”的过程。没有“发现”，任何作品都只能流于肤浅。那么，有了某种“发现”就能创作出好的作品么？回答是：也不尽然。因为许多生活现象是多次重复的，一些创作题材也是司空见惯的。仅仅揭示出生活的本质，只能与生活“并行、并列”，也会造成作品的平庸。所以，理性剖析的第二层含义，就要求作家不仅仅对生活现象有所“发现”，而且还要有所“发展”，即在对生活事件有了本质把握的基础上，对某些生活题材通过分析、提炼和升华，揭示出其发展趋势和指向，使作品具有一种超前意识。有了这种“发展”，作品才会有深意和新意。特别是那些看似多次重复的题材，才能挖掘出新的内涵来。比如，那些反封建意识的题材，那些表现爱情纠葛的题材，甚至当前反腐败的热门话题，只有在揭示本质的基础上有所开掘，有所拓展，有所预示，才会脱出创作俗套，走出千篇一律的怪圈，独辟蹊径，给人以新的启示和感受。
其次，“见识”生活，还要求对现实生活能够作出准确的历史洞识与时代观照。这就是说，要善于把现实生活放在历史发展的总进程中来认识，运用科学的历史眼光进行时代审视，从而从总体上把握历史流动的脉搏、社会发展的进程和现实生活所应具有的时代本质。用一句通俗的话讲，就是要“瞻前顾后”，洞晓风云。为什么要这样来“见识”生活呢？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延续的，现代文明是历史文明的延续与发展，现代社会现象的发生，不仅有现实的主客观原因，而且往往有其历史根源，比如意识形态，比如文化积淀，比如传统习惯等等。这是其一。其二，现实社会生活现象是五花八门的，时代风云也是瞬息万变的，在这五花八门和瞬息万变中，涌动着历史发展的主流和各种各样的社会潮流，而社会潮流又不一定就是历史潮流。作家如果把自己接触、观察和体验到的那一部分生活内容仅仅作出就事论事、依时论时的判断和认识，难免有局限性，甚至出现谬误。只有从历史发展的总规律、总过程中认识现实生活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走向，从时代全局的角度对现实生活现象进行历史的反思，才能不为风靡一时的时尚烟雾所迷惑，认清现实生活现象的庐山真面目，洞察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历史走向，从而使自己的作品具有高瞻远瞩的眼光、睿智的哲理和鲜明的时代特征。
怎样才能增长“见识”呢？
“见识”是一种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体现一个人的综合素质。电视剧作家对生活见识的高低，大抵取决于三方面的因素。
首先，需要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广博的知识。
文化是指一定历史阶段精神和物质的发展水平的总和。所谓文化素养，即一个人对文化知识了解和掌握的程度。在文明社会里，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以对文化知识的掌握为基础和条件的，一般地说，文化素养越高，对知识的掌握就越丰富，对事物的认识才可能更深刻些。一个文盲或半文盲，对事物的见识必然是肤浅的、有限的，因为他不具备认识事物的文化知识基础，只能直观地感受事物，难以深刻地认识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规律性；即便是有某种经验而知其然，也难以上升为理论而知其所以然。因此，要增长对生活的见识，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掌握丰富的文化知识。
当然，文化素养高只是为获取多方面的知识提供了条件，并不一定就等于具备了广博的知识。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活空间、实践范围都是有限的，因为社会知识的面太宽太广了，而人们又“隔行如隔山”。特别是在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生活迅速发展变化的现代社会，要增长对社会生活的见识，必须广泛涉猎多方面的知识，包括历史的、文化的、科技的、社会的，等等，不断开阔自己的知识面。知识面开阔了，才能在见识生活方面触类旁通，独具慧眼，而不至于犯那种思维单一、孤陋寡闻、幼稚肤浅的错误。
提高文化素养，开阔知识面，就为作家提出了一个终生不变的任务：学习，学习，再学习。首先是向书本学习，多读书，不断涉猎新的知识领域；其次要向实践学习，向实践着的人们学习。你要反映政法战线的斗争，你就必须深入到政法人员中去，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你要反映清洁工人的生活，你就必须同清洁工人交朋友。只有这样，才能写出自己熟悉的生活，才能使你笔下的人物真实丰满，作品的题旨透辟入里。一些有成就的作家历来强调多读书、多观察、厚积薄发；一些作家正值创作盛期却搁下笔来，下到农村或工矿企业，默默无闻地一蹲数年；一些作家在掌握了创作素材之后却不急于动笔，反而坐下来读几本书，其道理都在于此。
其次，需要具备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作家的艺术观同他的世界观是密不可分的。所谓世界观，即人们关于世界的本原、人和周围环境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他各种事物之间关系的总的看法。世界观是支配人们思想和行动的最基本的观点，它规定着人们的自然观、历史观、人生观以及艺术观等等，制约着人们的感情、意志和对事物的态度，指导和调整人对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家是通过形象思维来阐释和反映客观世界及现实生活的，作家要艺术地反映客观世界和现实生活，首先必须准确地认识客观世界和现实生活，深刻地揭示其内涵。这种认识和揭示，自然离不开科学的世界观。实际情况也说明，作家的艺术观点、艺术态度是受其世界观制约和支配的。在一切文学艺术作品中，作家总是要有所提倡，有所张扬，有所反对，有所鞭笞，创作题旨中无不隐含着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指向。在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有的人讳言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实在是一种怪现象。因为那些只讲自己的“经济效益”、一味追求卖点而媚俗、违背历史真实和艺术良知胡编乱造的剧作者和制片商，正是按照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人生观行事的。他们把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作是纯粹的金钱关系，把人生目标定位于惟利是图，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条，因而为满足自己的人生目标而不择手段。说透了，这些人不过是讳言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已。
我们要正确地认识世界、把握世界和改造世界，除了需要确立科学的世界观之外，还应掌握一套观察事物、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由行动迈向目标的桥梁是科学的方法。作家、艺术家同样也不例外。没有科学的方法，难以正确地、全面地、深刻地认识客观生活；难以获得有异于他人的生活认识和艺术感受，从而从生活中“发现”艺术，自然也难以创作出具有新意和深意的文艺作品来。实际上，作家、艺术家从观察生活、捕捉创作素材到作品的完成，都存在一个方法问题。作家、艺术家之间创作功力之强弱，除了其他因素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由于观察事物、把握事物的方法不同，决定了他们对社会生活的见识和反映有深浅之分、粗细之分、高下之分。作家、艺术家对生活的见识和把握不仅需要一定的世界观基础，而且需要科学的方法。下面的三种情况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对同一生活素材，由于观察、处理方法不同，导致作家的切入角度不同，作品的内涵就有了不同或差异，甚至截然相反。例如，对当前人们很关心和关注的反腐败问题，突出腐败案件的侦破过程，表现办案人员的大智大勇以及破案过程的紧张曲折，这是侦破片的一种切入角度；主要展现腐败分子蜕变堕落的犯罪过程，揭示其心理流程，以警世人，这又是一种切入角度；而以破案为由头，侧重展现社会上某些人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面前所表现出来的自私、冷漠和麻木不仁，揭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发生在某些人身上的观念的倒退和道德的沦落，也是一种切入角度。切入角度不同，对生活事件所反映的侧重点就不同，作品的分量和产生的艺术效果自然也是不同的。
对同一素材或同一社会话题，由于观察、处理的方法不同，导致对社会生活展示的层面不同，反映的内涵也就有了深浅之分。社会生活是复杂的，每一生活现象的出现和衍化，不仅仅是单一的因素在起作用，而是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多种因素的作用，往往导致生活现象具有多层面的内涵。另外，不同人群的不同活动，或某些看似不同的社会现象之间，也可能存在某种相同或相通的生活内涵。截取最佳层面来揭示社会生活最深刻的内涵，展现更为深沉壮阔的社会生活画面，是作家、艺术家努力的目标。但是，由于观察事物、解释问题的方法不同以及其他主观因素的制约，作家、艺术家对生活层面的展示是各有差异的。以反腐败问题为例，展示腐败与反腐败的外部冲突，再现一场激烈复杂的腐败案件侦破过程，当然是无可非议的；而展示一个原来很优秀的共产党人如何在物欲的引诱和权势、关系网的庇护下一步步走向堕落，应该说这一层面的展示对揭示腐败问题的实质，就更深入了一步。再以改革这一社会问题为例，反映领导层如何进行思想碰撞，而最终统一了认识，在经历了失败和挫折后，成功地推行了某种改革措施，这一层面的展示自然是深刻的，因为它揭示了改革的艰辛不易，揭示了改革强大的内动力。如果展示出一个落后农村在如何经历了复杂激烈的观念变革而终于艰难地走上改革之路，其所揭示的题旨就可能更有说服力和震撼力了，因为正如毛泽东所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就社会整体而言，他们从生产方式、活动方式到观念都是相对落后的，走上改革之路自然更艰难些。然而，他们终于推动了改革的车轮，这说明他们克服了多么大的历史惰性，同时也说明了改革具有多么大的时代驱动力！
这里还想多说几句。几年前，出了一部反映西安公安人员如何抓捕犯罪团伙的片子，引起了一阵轰动。引起轰动的原因，我看大体有这样几点：第一，该片采取纪录片风格，公安干警当演员，说话土腔土调，还夹杂了不少粗话，使观众感到真实可信；第二，该片再现了犯罪分子团伙实施犯罪、公安人员从勘查案发现场到抓捕犯人的全过程，情节复杂曲折，悬念较多，一些场面扣人心弦，很刺激；第三，当时正值改革开放逐步深入之际，刑事犯罪案件呈上升趋势，人们十分痛恨犯罪分子，而该片正同大众的这一心态合了拍；第四，人物特别是犯罪分子等反面人物的塑造比较真实逼真。但平心而论，这部片子在生活层面的截取上还存在明显的不足，题旨开掘欠深，表现手段也显粗糙。抓捕罪犯当然可以大快人心，特别是大胆地采取纪实风格，很能“抓人”。作为一部侦破片，真实地再现了破案过程，可以满足观众的某种审美要求，并引发一些思考。但是，这些并不是深层的东西。深层的东西应该是，为什么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青少年犯罪明显增多了？导致这一社会现象的内在因素到底是什么？从公安人员这方面讲，抓捕罪犯是他们的天职，他们在任何时期都应无私无畏地努力干好。但是，在当前物欲横流、刑事犯罪率上升的新情况下，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又是什么？他们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精神风貌？如果作品深入到这个层面上，人们对这伙青年罪犯就不仅仅是痛恨而且还会痛心、痛惜，引发一些更现实的思考，对公安人员不仅仅是敬佩，而且更有了深刻的理解，使这部片子不仅具有较强的娱乐功能，而且能带给观众更多更深的启迪。
由于观察、处理生活现象的方法不同，还会导致作品所审视的时空背景的幅度不同，因而其所展示的生活内涵就有了区别：要么准确深刻，要么片面肤浅，甚至产生有悖现实的谬误。任何生活现象的发生都是有条件的，生活中的人与事都有其小背景与大背景。每一生活题材，只有把它放在适当的背景中，才能全面、准确、深刻地把握它、反映它。如果不注重对生活现象发生的时空背景进行准确的审视与把握，仅仅“就事论事”，就可能引出片面、肤浅的结论，甚至找不准生活发展的真实流向，产生“反现实”的错误。还以反腐败问题为例，如果抛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这个大背景，仅仅从腐败分子自身寻找腐败产生的根源，告诉人们的结论只会是“腐败是个人因素造成的”。这一结论明显是片面的，因为腐败现象的滋生，既有个人世界观、人生观方面的原因，又有社会的历史的原因；既有工作上的差距，又暴露了体制上的弊端。只有把反腐败问题放在当前现实的社会的大背景中去审视，才能真正找到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从而深刻认识我们党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战略意义。有一篇文章中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比如一个劳动模范，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事迹十分感人。如果这位劳动模范所在的企业，管理一团糟，领导者独断专行、花天酒地、视工人如牛马，广大员工迫切要求改革、进行民主管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若只记录这位劳模的“雷锋精神”或奉献精神，这不恰恰是对历史的反动？所以，不考虑背景的适当与否，纵然确实“真实”地再现生活“原型”也会产生“反现实”的错误。
再次，需要一种勇于实践、勤于思考的探索精神。
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人们对生活的见识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逐步积累起来的。见识的形成首先离不开社会实践，因为只有通过社会实践，人们才能获得对社会生活的亲身体验和尽量多的社会见闻。社会实践是生活见识形成的基础和前提。一个完全没有社会实践、同外部世界相隔离的人是永远见识不到社会生活的。但是，仅靠经验和见闻还不能深刻地见识社会生活，只有将经验和见闻上升为理性的东西，才能认识社会生活的本质，从而理性地见识生活、见识事物、见识世界。这个上升的过程离不开积极的、勤奋的思考和探索，即离不开对见闻和经验的分析、提炼、综合和再认识。这个思考和探索的过程，就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指出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过程，也就是哲学上所强调的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过程。没有勤奋的思考，就不会有精深的生活见识。
作家、艺术家必须是大无畏的人。他们敢于扑入博大深广、变幻莫测的生活怀抱，敢于直面既有成功、又有失败，既有欢乐、又有痛苦的人生现实，敢于经受集欲望、激情、欢乐、痛苦、失望、彷徨为一体的创作炼狱的煎熬。作家、艺术家又是勤奋的人。他们像孩童一样对世间的一切事物都充满好奇心；他们像疯人那样对生活题材苦思冥想，狂追不舍；他们像黄牛那样默默耕耘，直到熬干心血。正是这种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造就了古往今来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和成功者。
综上所述，一个称职的电视编剧，只有确立了科学的世界观，掌握了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具备了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广博的知识，经过执著的探索，才能不断丰富自己的生活见识，增加自己的生活积累，进而从生活中“发现”电视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