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林欣
摘 要 李劼人有着鲜明而执著的现代追求，但又不可避免地带有“未完成”的现代特征，具有不彻底性，体现在他文学写作上的“旧式”，个人性情上的“积习”，精神追求上的“仕隐”情结，与现代追求呈现出一种纠结、繁复的旋律，其原因在于传统影响和时代局限，他的未完成的过渡性，正是一笔丰厚的遗产。
关键词 李劼人 传统 旧式 遗产
作家李劼人生长于清末民初这一现代中国的转型期，赶上了五四新潮，历经了欧风美雨的洗礼，毋庸置疑，作为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他有着执著的现代追求，与同时代的大多数文化人一样，感时忧国，在苦难、困惑与彷徨中毅然追求光明，在官、学、商几个跨度很大的领域游走，不断探索中国的未来。然而，他的这些努力又不可避免地带有“未完成”的现代特征，具有不彻底性，主要体现在他文学写作上的“旧式”，个人性情上的“积习”，精神追求上的“仕隐”情结，这些都与他作为现代作家的现代追求呈现出一种纠缠而繁复的旋律。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传统影响，包括文学传统和文化传统两个层面。艾略特主张把文学家放在文学史的长河中考察，文学传统具有强大的影响，每一个文学家的创作必定会受到它的深刻影响，总观现代作家的书写，即便是最具有现代特征的新感觉派、象征派等都无法脱离传统而存在，李劼人当然也不能例外。文化传统更是一只无形的巨手，从深层结构上影响了后来人精神文化层面的特征。在现代转型时期，旧的虽已打破，新的尚未确立，文化人并没有完成从传统文人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蜕变，他们在心理、精神、人格等方面还保有传统的魅影，李劼人就是这样一个半旧不新的代表。二是时代局限，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本身至今尚处于“未完成”的状态，身在其中的知识分子个体当然也不可能完成现代转型，他们的成长、发展、被理解与被认同都有一定的困难，这也是同时代众多写作者的普遍境遇。
一 、文学写作上的“旧式”
李劼人的作品虽然从题材内容、写作手法等方面都呈现出与古典小说别样的风貌，但又明显有着中国传统小说的流风余韵。郭沫若在读《大波》时“简单而直率的记录”中就有几处提到李劼人小说的“旧式”：“夜读李著《大波》，表现法虽旧式，但颇亲切有味。”“终日读《大波》。时坐紫薇花树下读之。笔调甚坚实，唯稍嫌旧式。”“唯一的缺点是笔调的‘稍嫌旧式’。但这‘稍嫌旧式’之处，或者怕也正是作者的不矜持，不炫异，而且自信过人之处，也说不定。就如兵力不足或能力薄弱的作家便每每爱弄奇笔，爱在文字的末梢上讲求技巧，以掩盖自己的空虚。而作者却不然，他是有‘真力弥满万象在旁’之概的。新式的末梢技巧，其有也，在他自会是锦上添花；其无也，倒也无伤乎其为四川大绸。”看来，郭沫若所说的“旧式”主要是指不弄“奇笔”，不在“文字的末梢上讲求技巧”，属于叙事层面。
的确，李劼人受到了各种纷至沓来的西方“先进”的文学潮流的冲洗，采用了“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等当时中国文坛主流的写作方式，但他的小说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显得“老土”。在语言上，纯粹是地道的四川方言土语，而不像当时很多作家笔下的欧化语言，动辄冒几个英文单词，甚至一些又长又拗口的英文句式，就连葛寰中、尤铁民、苏星煌那几个曾留学日本的人物，他们的谈话虽不免“满嘴的新名词”，但也不至于“拗口”，而是融化在川味十足的日常话语里。在叙写上，李劼人虽也借鉴了“心理描写”的方法，但并不像“象征主义”、“意识流”那样“玄而又玄”、“微言大义”，对风土人情、都市繁华的描写也相当的淳朴实在，而不是具有象征意味的片段的描画，这些与“上海摩登”施蛰存、穆时英等人的风格比较起来，那可真是个不折不扣的“乡巴佬”，所谓的“现代”风味也就差远了。
还有郭沫若所没有提到的内容方面的“旧式”。他看的是旧版《大波》，其明显特色就是以黄太太为代表的、颇为露骨的情欲描写。修改后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在这方面淡化了许多，但也还是保留了这些色彩。蔡大嫂、刘三金、黄太太等总还是带有潘金莲、李瓶儿的影子，那些乱伦的关系，不也可以在《红楼梦》里找到么？李劼人曾写信给上海中华书局的编辑舒新城说：“上海容易物色未经删节之淫小说（无论版本石印皆好），如《绿野仙踪》《金瓶梅》《品花宝鉴》《痴婆子》《拍案惊奇》《欢喜冤家》及其他新著，能无请兄随时代为留心。购寄费若干定兑上。何以必看此等书？此中有至理，缓当详论。”而这时，他刚从民生机器厂辞职，准备写《死水微澜》。舒新城后来是否帮李劼人购到了他所需要的书籍，目前尚无足够的证据，即使他没读到“未经删节之淫小说”，删节后的这些小说他定是读过的，因为他中学时代就喜欢读小说，给同学们摆谈小说，“中学时代的精公已经是嗜好小说的。在当时凡是可以命名为小说而能够到手的东西，无论新旧、无论文白，无论著译，他似乎是没有不读的。”《金瓶梅》《红楼梦》等世情小说，《封神榜》《七侠五义》等侠义小说他应该是读过的，因为这些书并不希见。他自己就说过：“惟写琥珀与科丽娜间倏忽变化、不可控制之情感则绝佳。我国旧小说中如林（黛玉）、薛（宝钗）；如潘（金莲）、李（瓶儿）间，常写出之，然不如此泼辣，盖国情不同，故形态有异……”
此外，李劼人小说也有近现代侠义通俗小说的成分，比如袍哥罗歪嘴很讲义气，就连《天魔舞》里的教书匠白知时一出场就有“侠义”行为。白知时出场的时候，正遇上“逮逃兵”：
“各位莫动手！”一片比较高朗、比较有力的声音叫喊着：“打死他两个不打紧，可是交代不出去，是你们街坊上的事啊！……莫打！莫打！本来有理的，打死人，倒输了！”
……
“把他们两手都背剪起来，免得开了横线子，交代不出！……”又是那高朗有力甚为耳熟的声音。……
人堆分裂开来，果然是白知时。头上还是那顶旧得发黑，而且也已变形的新繁特产棕丝帽，脚下仍是那双补了又补的黑皮鞋；今天不是白麻布衫了，而是一件洗烫得不甚好的灰绸大衫。气概依然，站着时挺胸凹肚，说话时指手划脚，好象随处都是他的讲堂，凡听他讲话的，十九都是他学生似的。
传统小说中“英雄美人”情结在李劼人的小说里也有所体现。《死水微澜》中的蔡大嫂之所以不喜欢她自己的老公蔡傻子而对罗歪嘴颇有好感，主要是因为傻子太木讷，结婚两年多都没和她“摆过十句的龙门阵”，每次问他外面的事，他都回一句：“我晓得吗？”而跑惯了“江湖”的罗歪嘴却“啥子事情都晓得”。蔡大嫂给蔡傻子讲“东大街耍刀”风波：“你看，罗哥、张哥这般人，真行！刀子杀过来，眉毛都不动。是你，怕不早骇得倒在地下了！女人家没有这般人一路，真要到处受欺了，还敢出去吗？你也不要怪我偏心喜欢他们些，说真话，他们本来行啊！”“蔡兴顺听他老婆说完，忽然如有所悟，才晓得他老婆喜欢的是歪人，他自己并非歪人，只好退让了罢，这还有什么争的！”
而罗歪嘴之所以看上蔡大嫂，固然是觉得她举止大方，有见识，率真，“真不像乡坝里头的婆娘”，又是一个“良家妇女”，但首要的还是她“长得伸抖”，她是天回镇上的“盖面菜”，在成都也是“赛通街”，刘三金也赞她：“成都省里多少太太、奶奶，哪里赶得上你一根脚拇指”。如果蔡大嫂面貌丑陋，估计她再有见识，罗歪嘴也不见得就喜欢上了她。
再如《暴风雨前》里的吴鸿，在赶青羊宫时，看到漂亮的郝香云，一路追踪，听到她那“极婉转、极娇嫩的声气”时的心理描写：
两腿只是打战，心里连连祈祷：这时候顶好是忽然跑来一伙明火执仗的强盗，轰一下就将这两个女人一齐打抢走。旁的人只顾得喊救命，葛表叔更是爬在地上叩头如捣蒜；只有他一个人就有那么大的本事：一个虎跳，扑上前去，只一拳，就将抢小姐的强盗打在地下，顺手擎出那强盗的腰刀。他有万夫不当之勇，直把一干强盗砍个精光，把伍大嫂也救了下来。他于是立刻就成了英雄，小姐感激万分，便由葛表叔作主，将小姐许配他为妻，而伍大嫂哩，便接过来做小老婆。
文学上的“旧式”主要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学的认同和接受，任何作家的书写都离不开他那民族的传统。
二、个人性情上的“积习”
作为一个现代人，就应当有现代人的习性和审美观，比如当时很时髦的穿洋装，说洋话，喝咖啡，看电影等等。但在众多人的眼中，李劼人有着浓郁的“文人积习”，“一个有正义感，感情热烈，不肯向恶势力低头，而又孤芳自赏，顾影怜形，只把自己局限于、满足于但能声应气求，不妨单枪匹马、犹有文人积习的革命同情者”。他在生活中，保留了很多传统文人的生活习惯和审美情趣。
李劼人喜爱“诗酒风流”的雅致，他说：“像我就最好，终日躲在家里，不衫不履，写写字，看看书，喝喝酒，醉来就高歌几曲，假若你能享受家庭中静穆的幸福，其乐也未见得不较好于独处。”据刘大杰的回忆，“到劼人家喝酒，是理想的乐园，菜好酒好环境好。开始是浅斟低酌，续而是高谈狂饮，终而至于大醉”，“他打着赤膊，摇着蒲扇，边喝边谈。”很显然，李劼人随性自由、落拓不羁，特别爱酒。
“琴棋书画诗酒花”是古代文人的七宝，他们对美酒更是情有独钟。魏晋有刘伶醉酒，王羲之兰亭雅集，唐代自称“酒中仙”的李白则是“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剩下的三分啸成了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有“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明代才子唐伯虎有“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直到现代也是如此，作家老舍说“文章为命酒为魂”，诗人朱湘说：“我知道酒的个性，我知道酒由上游流经下游的清洌悦耳的过程。”可以说，酒是文人生命的一部分。
李劼人又以“好吃”闻名，是个名副其实的美食家。他的厨艺早在法国留学时就大显身手，“劼人观摩有素，从选料、持刀、调味以及下锅用铲的分寸与火候，均操练甚熟”。他后来开“小雅”菜馆，做的菜是市面上所没有的，菜谱每周换一次，还亲自设计名菜“豆豉葱烧鱼”。他很欣赏“陈麻婆豆腐”，他能品出川西坝猪肉独特的“生胡桃香味”。当时有美国试验的雷达炉，煮鸡蛋仅需几秒钟就熟，他却说：“科学诚科学亦，然而未必艺术。”
在古代，文人与美食也结下了不解之缘。苏东坡好吃会吃有创意，以他名字命名的就有“东坡肉”、“东坡饼”、“东坡墨鱼”等，他的很多诗文中都可以见到美食，如《菜羹赋》《老饕赋》等，“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想到鲜美的河豚“值得一死”。清代散文家袁枚将《随园食单》与自己的诗文等同视之，戏剧理论家李渔《闲情偶寄》“饮馔部”为讲求饮食之道的专著。清代李调元刻有食经书《醒园录》，促进了现代川菜的发展。在现代，爱好美食的文人也不在少数，周作人、林语堂、汪曾祺都写有谈吃论喝的小品、随笔和美文，陆文夫则有脍炙人口的小说《美食家》，塑造了朱自冶这个“好吃成精”的人物形象。可以说，美食是文人别具风味的调剂品。
李劼人喜穿长袍。他留学法国时也西装革履，但回国后仍旧换上一身长袍、布鞋，以致邻家小孩喊他“地主”。即便当上市长以后，他还要坚持穿着长袍去办公，出席会议，被人戏谑为“长袍市长”。中国历代文人的服装各有差异，春秋是“峨冠博带”，秦汉是“褒衣大袑”，魏晋是“宽衣大袖”，清代是“长袍”，其总体特征是宽松飘逸，挥洒自由，是一种身份的象征。鲁迅《孔乙己》里边就写到短衣帮和长衫主顾的地位悬殊，“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此时落魄的孔乙己只能站着喝酒了，处于短衣帮与长衫客之间的尴尬位置，但他依然穿着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那是他作为读书人的标志。民国时期的很多文人都固守长衫，30年代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长年穿长袍马褂，哲学教授金岳霖在西装外面套一件棉袍，叶公超总是穿着绸子长衫，李劼人的好友、洋博士、数学家魏时珍也坚持穿长袍。可见，“长袍”作为中国文人的传统形象一直留存，挥之不去。
李劼人身上有着爱酒、好吃、穿长袍等传统文化“积习”，有着传统文人那种潇洒风流、逸兴豪情的风骨。在现代中国，这些“积习”显得很落伍，一点也不摩登，这既是传统文化的魅影，也是现代知识分子对传统角色的某种留恋。
三、精神追求上的“仕隐”情结
儒家孔子的“仕隐”观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道家更是以隐逸为精髓，儒道文化传统深深地影响了古代文人的精神气质和言行使命，“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历经宦海沉浮，他们又退居于精神的后花园著书立说，立言与不朽成了他们保守性的追求。然而，他们又常常“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强烈的入世精神与浓郁的归隐情怀相互纠结冲突，如陶渊明、李白、苏轼等诗人就是典型。
晚清科举制的废除中断了“仕学合一”的传统，但现代教育、科学事业和报刊出版传媒业的兴起和发展，为文人提供了多样的生存空间。传统“文人”逐渐转变为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一是以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激进派，他们具有“科学”、“民主”的现代思想，积极参与国家政治，参政议政，探索现代中国的出路，思考民族的未来；二是以张季鸾、邵飘萍、孙伏园、靳以、巴金、叶圣陶等为代表，他们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没有激进的社会革命或改革诉求，主要从事传媒业、社会实业、自由写作等活动，也具有积极的参与意识。
李劼人属于后者，从他青年时代的职业报人生涯，到中年时代创办实业的经历，再到晚年的政治生活，以及贯穿他整个人生的文学创作之路，都展现出他积极追求、进取的一面，是现代知识分子承担意识的体现。他对待每一件事情都很认真，都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在奋斗中探索光明”。但是，在他的身上又时隐时现地体现出他的“归隐”情绪，动辄就退入到自己所营造的内部世界：文学和“菱窠”，参与意识与归隐情结相互交织、彼此消长，使得他不能专于一件事，不得不在几个领域不停地“游走”，在出与入之间徘徊、迷惘。
李劼人为了发展四川工业而经营民生机器修理厂，由于资金问题备受攻击，愤而辞职，立志以写小说为专业，创作了《暴风雨前》和《大波》。后来，他为了给西南的文化事业打好基础而创办嘉乐纸厂，其间又遭到股东指责，“生意作得不好，该赚的钱不赚”，他又一次愤而辞职，回到“菱窠”，身心爽快，投入翻译和写作，首先改译了佛洛贝尔的《萨朗波》，接着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天魔舞》。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统战”工作的需要以及李劼人在社会上的影响，他被任命为副市长。他很热心很有抱负，很快进入了“市长”角色，分管成都市的市政和文化建设工作。对于很多问题，他一方面要坚持己见，一方面又感到“有职无权”的无奈。他本来就对写文章念念不忘，希望继续写作小说及杂文，在对自己的处境感到不满时，又退回到文学中寻求灵魂的安慰，竭尽全力重写《大波》，他说“即令不给稿费，我还是要写，写作已成为我生命力的泉源，对于名利二字，我早置之度外”。
“仕隐”情结不仅体现在李劼人的现实活动中，也体现在他的作品中。《死水微澜》第五部分写到天回镇蔡兴顺杂货铺惨祸发生后，袍哥罗歪嘴最后亲了蔡大嫂并说：“案子松了，我一定回来”，随后就逃之夭夭。作者在后文中对每个主要人物的结局都作了或多或少的交代，但是对于罗歪嘴这个见过大世面、跑过无数码头，具有豪气、侠气、匪气的人物的去向只写出了人们的怀疑：
“也是怪事！朱大爷的死信都听见了，罗老表的踪迹，简直打听不出，要是晓得一点点也好了！”……
“幺姑，你还要偏向他呀！你们的勾扯，我也晓得。要说他当真爱你，他就不该跑！管他真的假的，既掉在头上来了，就砍脑壳也该自己乘住！难道他跑过滩的人，还不晓得自己跑了要拖累别人吗？就跑了，像他们那样的人，难道没有耳朵？你挨了毒打，蔡大哥逮去受官刑，他会一点不晓得吗？是真心爱你的，后来这么久，也该出来自首了！就不自首，也该偷偷掩掩地来看一下你呀！这样没良心的人！你还要偏向他！”
蔡大嫂初听时，还有点要生气的样子，听到后来，不做声了，头也垂了下去。
那个天不怕地不怕又与蔡大嫂爱得死去活来的罗歪嘴到底哪里去了呢？在这里很可能就体现出了作家内心深处那种“仕隐”情结，遇到关键问题就逃避了、隐退了。
李劼人还塑造了一系列具有“仕隐”情结的人物形象，如郝达三、葛寰中等这类半官半绅的人物，他们物质丰富，享受现代物质文明，在官府衙门有走动，但他们又不把差事看得多重要，“只要能够不失官味，可以夸耀于乡党，也就心满意足地世代相传下去”，他们属于有钱又有闲的那一阶层，生活潇洒，讲究品质。郝达三捐的是个候补同知，初一十五也去站站香班；各衙门的号房里，也偶尔拿手本去挂个号，辕门抄上偶尔露一露他的官衔名字，官场中也有几个同寅往来。
郝又三是郝达三的儿子，家庭出身与时代新思潮的双重影响使得他进退两难，在新旧之间摇摆不定，他不满于现实，认同维新思想，也有参加“文明合行社”的实际行动，但他又无法割舍家庭像尤铁民那样去日本学习，只能独自苦闷彷徨。他也认同革命排满救国，也扬言要当一名马前卒，但他又不愿意加入同盟会做个真正的革命者。即使是端方那样具有实权的统治者，他在老谋深算、攫取权力的同时，也醉心收藏赏玩古董字画，大耍名士派头，风流自赏。
“仕隐”情结在葛寰中那里最为典型。葛寰中见多识广，懂得新学，后来还到日本留学做了个“二四先生”（留学八个月），在偶尔去点卯的衙门里他八面玲珑，善于察言观色，一旦有风吹草动他就避开，就连当郝达三这样的世交沦落时他也闭门不出，以免是非。平时居家他过的就是清流的生活，喜欢穿和服、饮茶、与朋友高谈阔论，内容涉及时事新闻，西洋物质文明、升官的秘诀、异国逸闻趣事、时髦的新学，特别是日本文化片段，他最爱摆谈的就是“日本”，动辄就说你看日本怎样怎样，眉飞色舞，哈哈大笑，好像他懂得了日本文化的精髓。
李劼人能够如此细致传神地塑造出这些半新不旧的人物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自己也是“旧也旧不到家，新也新不到家”的人。
四、那一笔丰厚的遗产
李劼人处于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时期，其人其文都体现出浓郁的传统文化气息，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他的探索是不彻底的，办实业不成功，当市长不得意，在他最为看重的文学创作方面，他捧出了优秀的《死水微澜》，写了厚重的《大波》，但在现代文学界长期受到冷遇，不被世人理解。然而，也正是他的这种转型时期的过渡性，给我们留下了一笔颇为丰厚的遗产。
首先，他的一生跨越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他的人生阅历又跨越了官、学、商三个不同的领域，为我们考察现代知识分子命运提供了典型的个案，他的历程基本上就是现代知识分子历程的缩影。与他同时代的诸多文化人都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某个侧面的影像，但李劼人更为全面和繁复。
其次，他本人和作品为我们考察从传统到现代的流变提供了案例，是现代转型链条上重要的一环。从他本人的性情来说，他具有传统和现代的双重人格特征，这也是当时众多文化人的普遍心理。从他的作品来看，不管是考察晚清民国时期的社会风貌，还是考察巴蜀文化的地域特色，还是考察社会小说创作的方法，等等，我们都可以从其中找到源流。
最为独特的是，他那种具有自由倾向的为人风范与写作立场。“在政治上，我历来没有过党籍；就连什么社会贤达党，无党无派党，也从未做过参加的梦。因而，在弄笔头这方面，也最讨厌门户派别。什么样的文章都喜欢，只不高兴寿序、神道碑、圣谕、广训之类，而尤其不欲过目的，就是专门攻击弱者，以献媚讨好于有权有势的强者，在时下，这好像还甚为吃香的一些东西。”。在文学上，他没有门户之见。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坛上的论争是此起彼伏，多少作家卷入其中，但李劼人却能“超然物外”，主要就是因为他在政治上没有党派利益、在文学上没有门户之见。而那时候的论争或多或少都带有门户之见，甚至政治利益，并不单纯是文学学术的论争。后来，他在实业和官场的挣扎中依然守望着他的文学理想，坚守着较为自由独立的写作立场，发愤著书，坚持“真实的观察”“悲天悯人”等写作风格。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科学”与“民主”，是“人的发现”，是对自由的崇尚，然而，伟大的五四昙花一现。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虽然自晚清以来就在发生、发展着，但直到目前也还没有完成。李劼人作为一个具有自由倾向的文学家，不被历史和大众接受、理解也很正常，因为现代中国这块土壤还很贫瘠，还没有足够的养料让“自由”生根。但是，李劼人却为我们提供了现代文学中不可多得的“自由”的资源，那是一笔多么丰厚的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