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及文化观念上发生的巨大变化，为政治社团组织的发育提供了全新的土壤，带来了社团发展的春天。此后，除了隶属于党政部门的工会、共青团、妇联和科协、文联等组织有更大的发展外，各地还出现了大量非官方的政治性社团，如个体劳动者协会和私营企业主协会等等。
这一时期，政治社团的蓬勃发展得益于改革所引起的社会主体分化、社会结构分化和利益分化。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社团由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社团相比，它的性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社团真实地反映和代表着人民群众的利益。
这个性质是由其形成和运行的社会经济关系和利益关系决定的。同时，各种不同的政治社团之间与其他政治组织具有拥护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利益，其间关系是非对抗的、非争夺性的，因而，其运行方式也是协调的。此外，政治社团的活动服从于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以这种根本利益的存在和实现作为自己存在和活动的前提。
2.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社团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有密切的联系。
按照其所代表的利益要求，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社团应该实现不同社会群体的特定利益要求，因此，它是社会群众性政治团体。而按照社会主义利益关系的要求，它又要在实现根本利益要求的基础上实现自己特定的利益，并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这就使得它又具有国家政权体系组成部分的身份。社会主义政治社团的这种双重身份，使得它并不是完全独立于国家政权体系之外的社会团体，而是政治管理的“准主体”。它具有政治管理的特定权力，贯彻和执行政府的政策、法令，同时，它还以特定的方式处理本团体内部成员之间的矛盾及本团体成员和其他团体成员之间的矛盾。这就使得政治社团与政府的联系大大加强和紧密。
3.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社团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党和人民联系的中介。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领导力量，政治社团是联系群众的桥梁，因为“没有一些把先锋队和先进阶级群众，把它和劳动群众连结起来的‘传统力量’，就不能实现专政。”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社团是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指挥下实现其特定利益的。
4.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社团也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行使民主权利、学习管理的重要组织形式。
社会主义政治社团本身并非国家政治权力体系中的专设民主设施，可是它本身可以为不同的群众进入政治生活，行使民主权利提供和创造条件。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们要想过上一种“善”的生活，必须结成一定的群体，如家庭、村社、城邦等。同时，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社团又是人民群众学习政治、获取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从而为参与或直接管理国家事务奠定基础的组织。
与其性质相联系，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社团除具有一般社团的特征外，还具有其自身的独特的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社会基础广泛，覆盖全面。
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社团能够联系同阶层、同性别、同行业、同部门的几乎所有成员，如在我国，中华全国总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职工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只要是工人阶级的成员，无论性别、民族、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都可以加入该组织，实际上，几乎所有的职工都是“全总”的成员。
其次，有比较统一和规范的组织结构形式。
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社团，由于成员的广泛性和覆盖面的全面性及其社会主义的性质，使其基本上都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依行政区划，随生产和工作单位而形成，一般都具有比较严密的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体系。如中国总工会是按照产业与地方相结合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同一工作单位中的成员在一个基层组织中。同一国民经济部门或性质相近的几个国民经济部门，根据需要建立全国或地方的产业工会组织。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市、县建立地方总工会，作为当地的地方工会组织和产业工会组织领导机关。中央设立全国总工会，作为地方总工会和各产业工会的全国组织的领导机关。
最后，政治社团之间的利益差别是建立在整体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的。
社会主义国家从本质上说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当家作主的国家。作为政治上最高领导力量，唯一的执政党——共产党是广大劳动者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代表，它集中统一了全体劳动者的根本意志和利益，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利益在这里得到了整合。因而，在现实中即使还存在着社会群体利益的差异和矛盾，也只是一种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差异和矛盾。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原已存在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异和矛盾更加突出和显著，政府不仅对其加以认可，并尽可能地在政策上对其予以协调。
总之，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社团与资本主义的压力集团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社团通过表达群体利益的功能，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保证政治的稳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一、政治社团的行为方式
利益多元化是现代政治的一个特征，代表不同利益的政治社团的出现则是利益多元化的一个必然结果。由于世界各国在政治体制、政治文化、历史发展阶段等方面的差异，反映在综合及表达利益的政治社团的行为方式上也常常表现出很大的不同。但一般来说，作为旨在影响政府政策方向的政治社团，其经常采用的途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参与政府决策过程是政治社团实现其目标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
戴维·伊斯顿在其所著的《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指出：政治体系就某项议题做出适当的决策时，必须掌握足够丰富的、及时的、准确的、来自环境的信息，体系只有经过综合和转换这些从环境输入的信息，才有可能输出相对正确的决策。政治社团作为政治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其可以为政治体系提供这样及时、准确而丰富的信息。这些信息有时影响着政策的制定进程，有时甚至决定着某一决策的性质。政治社团经常采用的方式有：协助决策机构或公职人员就有关议题进行专项研究、帮助起草政策方案或相关报告、出席立法机构举行的听证会、就有关议案发表意见以及参加政府各种顾问委员会，等等。在我国，各级党政机关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只要涉及相关社会团体的利益，一般都会有该社团的代表参与政策方案的起草工作，甚至由政策部门委托相关政治社团代为起草。在主要西方国家，压力集团直接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它们通过为政府公职人员或议会议员提供决策信息，如就有关议题进行民意测验、提供专题研究或调查报告等等，借以推动或阻挠某一动议或议案获得批准。在这些国家，政府主要政策机构和议会议员都设有咨询机构或专职人员，专门负责与压力集团规划协商、沟通信息等事宜。正如罗塞蒂在总结冷战期间，美国政治社团对政府制定政策的影响时说：“这些组织通过游说政府、影响选举和国内政治、参与决策过程、进入政府、从事国际活动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对外政策。对于苏共的威胁，对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这些组织的领导人与成员有着不同的理解。一些更加反共。然而所有人都具有一种普遍的冷战国际主义倾向，这构成了美国各派对外政策的共同点。”
2.通过影响政府人事构成以影响政府政策，也是政治社团经常采用的政治策略。
政治学家洪应梦把政治社团的这种活动方式称之为“接近权威的办法”，意指利用高能量的权力中间人、法律公司、公共关系公司和顾问们获得影响政府高层决策者的直接途径。政治社团的这种活动方式主要围绕选举过程来展开，在选举中，它们可以通过政治捐款、帮助某位候选人进行宣传、动员选民登记和在选举日前往投票站投票方式来选举集团成员中意的候选人。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了大量由企业、行业协会或政治观点相近的人建立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有的称政治委员会或政治教育委员会），它们对那些符合自己利益的政治候选人或政党往往慷慨解囊，不遗余力地帮助他们竞选。而对那些当选的议员或政府官员来说，其决策过程中，自然要考虑那些曾为自己竞选鼎力相助的压力集团的利益和要求。
总之，政治社团与选举政治的相互关系，正如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在其《自由之逆风》一书中所认为的那样，它们之间的关系在美国历史上是纠缠在一起的，他说：“运动来源于经济困难和社会紧张，冲突乃至暴力更是它们（社会集团）滋生的温床。过一阶段，它们支配了政治上的争吵，掩盖了许多问题，打乱了政党之间现存的分界线，使政党和集团两极分化。运动成功与否，从近期内看是运动是否迫使某主要政党或两党接受了它们的目标，从长期看它是否改变了政党制度，甚至使政治全景发生了改变。”在我国，政治社团则通过各自的代表参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商讨和决定国家大事。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一方面以人民的整体利益为重，一方面又代表本地区、本行业、本部门、本集团的群众利益，反映他们的呼声。这就使各政治社团得以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等合法的途径来反映自己的利益要求，并影响国家的立法和政策制定。
3.政府公关。
这种方式就是政治社团举行与政府官员、议员沟通人际关系的社交活动从而达到影响政府政策以实现自身利益的目的。在美国，各种压力集团通过其院外活动人员，想方设法投合政府官员或议员的个人爱好，以图树立本集团在该政府官员或议员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