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惠说卢俊义是宋江的“统战花瓶”，此话也不恰当。宋江第一个看到了乌托邦道路的经济危机。他在招安前网开一面，拼命吸收社会各阶层的精英分子入伙。逐渐将一个无产者的桃花源变成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权力集团。在梁山内部，以卢俊义为首的有产者集团也并非摆设，而在声势上逐步压倒了早先的流氓无产者集团。一个明显证据在英雄定座次。地罡七十二，天罡三十六，类似梁山的股东会和董事会。凡做过庄主、大财主和高官的皆入董事会，名列天罡星内。
而一些为梁山作出绝大贡献并为劳动人民耳熟能详的人物如时迁、孙二娘、蔡庆等人，却屈居地罡阵内。扑天雕李应本是李家庄的庄主，既无绝艺在身，也无尺寸之功，竟然名列天罡第十。在前十名中与卢员外一前一后，其名位大约相当于梁山工商联的副主席。
卢俊义等人上山后，吃饭问题本来有另一种解决思路，就是展开经济改革，打破李逵阮小二等人梦寐以求的大锅饭。但这条路阻力太大。尽管梁山的前十名领导人除宋吴二人外，中间几乎全是手握兵权的原朝廷将领。再加上卢员外、李庄主两个大资本家。如此豪华阵容却敌不过李逵阮小二所代表的梁山理想。宋江吸收先进生产力，招引卢俊义等人上山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原本是对的，只是时不我待，梁山内部的意识形态斗争尚未完成，没料想财政危机比“修正主义”来得还快。最终只能走上接受招安、远征采食的悲途。
而这时候，上山的英雄豪杰越来越多，档次越来越高，如呼延灼、秦明都是宋朝政府级别很高的人物，酒肉肯定满足不了他们，只怕要生猛海鲜，还要有东京汴梁的灯红酒绿，这日子过得就更难了。于是赚卢俊义上山，不惜给第二把手的位子，就是为了把卢俊义的万贯家财也弄上山。即使如此，时间长了一样坐吃山空。
等到周边的庄园山头差不多抢完了，能拉上山的大富户也拉完了，梁山好汉就只剩下两条路，要么豁出去攻城夺池做皇帝；要么求得“招安”，可以合法地穿州过府，去抢更远的对象（如方腊）。宋江选择的第二方案，从梁山的实力和谋反的风险上分析，其实是颇为明智的。那些叫嚷在水泊梁山关起门来逍遥的英雄们，对于经济一途实在毫无概念，不知“谋食”之难更难于杀人。既不愿俯首招安，又不愿驱牛种田。横竖只剩下死路一条。
于是宋江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招安，招安了就有皇粮，吃饭问题就解决了。
不招安，山穷水尽之后，水泊梁山还是会被官军打下来。
招安了就好了，有了皇粮，有了年薪，有了乌纱玉带，有了封妻荫子，宋江的心事了了，喝鸩酒的时候想必心态十分平静。
宋江为了招安，可谓费尽心机，重金贿赂了宋徽宗的“秘书长”太尉宿元景和“小蜜”李师师，朝廷栋梁和红颜知己里应外合，自然打动了皇帝的心，于是招安成功，梁山成了宋朝廷的分公司，而且是一个很有军事实力的分公司。
吃饭饭问题解决了，却给朝廷的日常开支带来了困难，于是朝廷就让梁山去打方腊，赚取方腊的钱。
支撑政治的是经济，政治解决不了的时候就延伸为流血的战争，但主题仍然是经济。
所以大嘴告诉你要用经济的眼光去看待招安，招安实际上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把日子过下去，是一种不得已而用之的理财手段而已。
英雄也要上下打点没有银子就办不成事，看来这个道理古今一样。不唯大嘴自己认为如此。
施老先生不厌其烦，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述好汉们不择手段地攫取金银的故事，是因为在那个世界里，金银更是万万不可缺少的，也许施耐庵对此是深有体会。
别的不说，没有银子，梁山好汉这群快活的享乐主义者，冲州撞府、闯荡江湖时拿什么来大碗儿喝酒、大块儿吃肉？呵呵！恐怕其豪迈之气会大打折扣了吧！
急症病人去医院，没有钞票就只有等死，新闻上无数次报道过；犯了事的人，只要家有钱财，死刑犯也照样没事；总之有钱就能使鬼推磨，而好汉们还比我们现代人多了一件事，就是仗义疏财。
好汉们要仗义疏财，总得有可疏之财吧？一旦这些好汉遇到麻烦，吃了官司，就更是片时也离不得金银以求取活命。
先是在官府老爷审案时要上下打点。
你看那林冲下了开封府的大牢，他的丈人要拿银两来买上买下；宋江杀惜，亡命江湖，他的父亲要送银给朱仝代为衙门使用；武松斗杀西门庆，投案前委托四邻变卖家中一应物件（当是指武大郎那点不多的家产，估计也卖不了几个钱），作随衙用度之资，后来在孟州城再度入狱，施恩又为他花了几百两银子。有银子就可以重罪轻判，死罪问成充军发配，真是大有用处。发配上路，要给押送的公人银子。配军亲眷要给，这不必说，要说的是就连路上结识的好汉，往往也要顺手丢给他们些银两。公差里最狼心狗肺的莫过于董超、薛霸，在野猪林差一点被鲁智深杖下毙了，鲁智深护送林冲往沧州的路上，对这厮们非打即骂，但是到了沧州地界，鲁智深临走，也还给了两个狗头几两银子。粗豪如鲁智深也明白不怕县官，就怕现管。
武松过十字坡，张青、孙二娘送了差点被他们做成包子馅的两个公人几两银子；同样，宋江发配江州路经梁山，上山住了一夜，次日启程，山上好汉取一盘金银送与宋江，同时也外送了两位公差银子二十两。
到了发配地，更得将银子备好，新一轮的盘剥——牢城差拨、管营的收取常例钱——马上就来。没有钱？那好办，有全国通行的杀威棒，也有富有地方特色的土囊、盆吊相候，保证让这榨不出油的贼配军免受牢狱之苦，直接超送上西天净土。有了钱，而且手面如果足够阔，就会满营上下无个不爱，如宋江之到江州，逍遥度日，哪里还像个囚犯？
如果做下弥天大案，死罪难逃，那就去做强盗。但做强盗也得用钱，晁盖等要投梁山王伦入伙，担心不被收纳，吴学究不慌不忙说道：“我等有的是金银，送献些与他，便入伙了。”到底是智多星晓事，明白有了金银，买个强盗做有何难哉？
即使是做了强盗，遇到麻烦还得用钱！桃花山的李忠、周通被呼延灼攻打得山头难保，急请二龙山鲁智深等相助，开出的条件是：“情愿来纳进奉。”
强盗做腻了，想招安，更要用钱。宋江为招安一事，求高太尉代为美言，钻宿太尉门路，请李师师吹枕边风，哪一路不是金珠财宝铺路？
招安后，平了四寇，个别好汉想归隐，还得带着银子。燕青临行，收拾了一担金珠宝贝挑着，大概是要做个照旧能大碗儿喝酒大块儿吃肉的阔隐了。
在水浒故事的叙述者眼中，就连“义”的重要价值，也在于能兑换成利，施恩靠武松的拳脚重霸孟州道快活林后，书中有诗道：
“夺人道路人还夺，义气多时利亦多。”讲究的不是“义利之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是义要用利来体现，义就等于利，这就是水浒世界的一条重要信念。
用“疏财”买来“仗义”
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们虽然如此看重金银，却不使读者憎厌，何也？大嘴觉得是因为他们大多同时出手大方，急人之所难。
在水浒世界里，仗义疏财是好汉们应具有的美德，比如：鲁提辖为救金氏父女，送了二人十五两银子；林冲发配沧州，途中投柴进庄上歇宿，临行，柴进捧出二十五两一锭大银相送；晁盖“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赍助他起身。”
再说一次宋江与李逵的赠银之事。宋江发配江州，酒楼上初见李逵，便将十两银子交与李逵，随后，宋江、戴宗、李逵和新结识的张顺又到浔阳江边琵琶亭中饮酒，兴尽而散，宋江又送了李逵五十两一锭大银！大嘴在此提醒诸位看官不要忘了，以柴进之豪富及对林冲之格外相敬，相送的银两，是二十五两，这已应算是很大数目了吧？而宋江一出手竟是五十两，李逵后来对宋江的死心塌地，固然不能全说成是这几十两银子收买所致，但宋江这超乎寻常的慷慨，无疑在李逵心中树立了非同等闲的高大形象。而且，还不只是李逵得过宋江的银两，据有人统计，《水浒传》中写宋江送银子有十七处之多，宋江之仗义疏财名动江湖，谅非偶然。
此外，还有张青、武松、史进……水浒世界里好汉间以银两相赠是极为常见的，往往是十两、二十两，少一点的，宋江赍助走江湖使枪棒卖膏药的薛永五两，也令薛永大加感叹。
那么这些好汉不时出手相赠的五两、十两、二十两银子，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这可从书中寻到解答。第二十六回中，武松请郓哥帮忙打官司，答应送他五两银子养家，郓哥心道：“这五两银子，如何不盘缠得三五个月？便陪他吃官司也不妨。”五两银子，够寻常人家过三五个月，而且郓哥应是往宽裕了计算的，否则也不会陪着打官司。再如，第三十九回里，李逵打昏了卖唱的歌女，宋江对歌女的父母道：“我与你二十两银子，将息女儿，日后嫁个良人，免在这里卖唱。”
二十两银子，可以改变这样一家人的命运。
又据学者孙述宇先生估算，十两银子，大约为封建时代一个农民或工匠一年的收入。
这就可以看出，梁山好汉们动辄出手的十两、二十两银子，委实不是小数，的确够义气，够慷慨。这种小鬼推磨的故事，也在水浒世界里发生了一幕又一幕。
金钱与侠义
英雄落魄
水泊梁山的英雄们，没有钱也照样会落魄不堪。因为当英雄落魄的时候，更显得金钱的重要。大嘴从这点来看，认为英雄和平常人没有什么不同。
没有钱，军官出身又是江湖上响当当的角色的青面兽杨志，在二龙山下的小酒店里吃了饭后就得赖账，还打翻讨账的后生，做出这种不漂亮的近于流氓的行径。可见，英雄落魄之时，高风亮节也将荡然无存。因为一旦没有了银子，喝酒吃肉的快乐人生就别想。
如果在中国文学中考察，就可以发现，这种重金银的价值观，不只表现在水浒世界里，在较多地体现了市民趣味的好汉题材的中国古代白话小说里，也是时时可以看到的。
相形之下，只有那些主要体现文人情怀理想的文言小说如唐传奇中的“侠”，则是杀人有之，越货却极鲜见。因为这些小说中的侠，来去飘忽，神龙见首不见尾，寄托的是文人心中那种纵横六合逍遥天地的不灭的梦想，追求表现的是超逸的精神品格。这些自然与来自市井的水浒故事大异其趣。
宋代话本《杨温拦路虎传》里，身手不凡的主角好汉杨温，曾流落街头挨饿受穷，为了回家，不得不向杨员外乞请三贯钱做盘缠，何等的落魄？明代拟话本《史弘肇龙虎风云会》里，郭威、史弘肇想搞几个钱买酒吃，办法是连偷带抢；明末清初逐渐成型的瓦岗寨故事里，秦琼卖马一段更是道尽了英雄因穷困而落难的心酸；就连《封神演义》这种神仙题材的故事里，也可以看到，颇有些法术的姜子牙，在一度于朝歌城中讨生活时，是何等的穷困潦倒。
审美趣味与《水浒》最为接近的《说唐》。也是出自说书艺人的底本，其中的“仗义疏财”与“大发横财”同样是浓墨重彩的渲染之处。如坐地分赃的绿林大盗单雄信接济秦琼，是“打一副镏金鞍辔并踏镫，又把三百六十两银子打做数块银板，放在一条缎被内”，另外以“潞绸十匹，白银五十两”送做路费。待秦叔宝老母做寿，各路强盗头子及一些“白道”好汉齐来送礼，仅柴绍一笔就是“黄金一千两，白银一万两”，寿诞当日，“厅上摆满寿礼，无非是珠宝、彩缎、金银之类”。这秦琼真是交了大财运了。
有令人艳羡的财运还不只是秦叔宝。程咬金出道前卖竹扒，饿得前心贴后背，但是一交江湖朋友便立刻发财。
真是一个钱逼死英雄汉，有了钱就能时来运转。
所以大嘴说：货币对于英雄，同样扮演着至关重要、须臾不可或缺的角色。
因此水浒世界里围绕着金银展开的种种故事，散发着强烈的市井人生的气息，读来更让人感觉可信。
提纯化了的新武侠
我们再来看看风行海内外的新武侠小说，在这一点上，接近于哪一类。其实这也不难回答，不妨试想一下，如果楚留香、乔峰、令狐冲或者张丹枫、李寻欢等大侠，在锄暴安良或诛杀仇敌后，也像梁山好汉那样，进入室中翻箱倒柜，拣两套好衣服穿了，搜出金银，揣入腰包，这将是何观感？更不要说偷鸡摸狗、开黑店之类。
再试想一下，《笑傲江湖》里向问天和令狐冲结拜后，如果向问天为表示兄弟情谊，塞给令狐冲一把银票，那又是何观感？恰恰相反，《天龙八部》里乔峰和段誉结拜时，乔峰明明已看到段誉囊中羞涩（列位看官当还记得，结拜前二人拼酒一番后，段誉无钱结账，一度想用绣金荷包抵押酒资），但也并不见他捧出银子来接济，这就是新武侠小说中大侠们的行事风范。
金庸老爷子的笔下，只有《射雕英雄传》以及《神雕侠侣》里的江南七怪，有偷窃和赌博行径，气质上与水浒世界里的梁山好汉最为接近，但有趣的是，他们恰恰是市井中人。还有个无赖韦小宝，莫名其妙地成了江湖豪杰的一方领袖，时不时大发横财，同时也好大把撒钱，在后一点上倒是有点儿像宋江，有点儿像梁山好汉的仗义疏财，但他也恰恰出身于市井之间。
这样看来，金庸和梁羽生的新武侠小说，虽然白话章回体的外在形式近于《水浒传》，但内在的精神旨趣，倒是远承了中国文人小说中的游侠传统。港派武侠小说家中，古龙比较注重强调金钱，笔下侠客常常豪阔无比，陆小凤请一朋友帮忙，送了五千两的银票，接下来由叙事者出面说朋友间如此也是天经地义。与金庸、梁羽生比较，古龙的作品也恰好更多地体现了现代市井趣味。
除了对金银的态度以外，梁山好汉的整体生活时空也与新派武侠小说笔下虚拟的江湖世界有诸多微妙的差别：港派武侠小说中的官府至多是个虚设的乃至可有可无的背景，侠客杀个把人根本不当回事，甚至大开杀戒、屠戮至百计也不会见官府有何响动，但是梁山好汉上山前一旦手中有了一条半条人命，就不得不窜入绿林，或在紧张忧惧中极为狼狈地亡命天涯。
新派武侠小说中侠客鲜有冻饿之苦，即使个别作品中写到了这方面内容，但也多是出于情节上的安排需要，很少意在传达人生艰难的感喟，侠客们多半衣食无忧，他们的浪迹江湖，往往意味着一连串浪漫的冒险，意味着富有人生诗意的旅程，是不折不扣的“潇洒走一回”。这想必和香港人的富裕不无干系吧。
而水浒故事的讲述者关心的是，好汉们行侠仗义，免不了吃些苦头，宋江去清风山投靠花荣，路经一座高山，天色晚了，心中便要惊慌：“若是夏月天道，胡乱在林子歇一夜；却恨又是仲冬天气，风霜正冽，夜间寒冷，难于打熬，倘或走出一个青虫虎豹来，如何抵挡？却不害了性命？”江湖行旅，何等艰辛！更不必说途中一个个黑店的无比凶险。而一旦走江湖的好汉得罪了地头蛇，就会无处吃饭无处住店还有性命之忧。
强悍一如花和尚鲁智深，上路后两顿饭不吃，也会饿得手脚发软，在瓦官寺外初斗崔道成、丘小乙两个强人时，敌不过二人且得夺路逃命。这就是好汉出没于其间并演绎了一段段人生故事的水浒世界，它不比现代新武侠小说中一定程度提纯化了、童话化了的江湖世界，更多地传达出的，是那个时代市井中人或游民深刻而又真实的人生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