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郑屠，这个出身卑微而能白手干起一个肉制品加工厂的企业家，走到这一步估计也委实不易。可毕竟是穷人乍富，没有西门庆那样对女人的体贴，更没有赵员外的大度，而是被人指控借势欺人，要吃“霸王鸡”，这就是有点“为富不仁”了。且看金翠莲的哭诉：“镇关西郑大官人，因见奴家，便使强媒硬保，要奴做妾。谁想写了三千贯文书，虚钱实契，要了奴家身体。未及三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厉害，将奴家赶打出来，不容完聚，着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钱三千贯。”
依翠莲之说，这郑屠实在太坏，先用打张白条占了人家的身子，大老婆将二奶赶出来后，又要讨回三千贯钱。在那时身体是可以明码标价地出卖，因此郑屠买翠莲不算违法。双方之间起争执，也只能算民事纠纷。翠莲脱离郑家是否真是郑家的过错？当时虽然没有专门的民事法庭，但行政、司法合一，道理上仍然可以向官府寻求救济，而且官府调查取证从技术上说并不困难。但是因为当时的司法黑暗的状况金氏父女两个异乡人在当地状告赫赫有名的郑大官人，不但要花费一笔不小的司法成本。而且胜算的把握微乎其微，那么作为一个小老百姓，金老头选择忍气吞声，卖唱还钱是明智也是成本最小的办法。
问题是为什么鲁达一听翠莲的叙说，就根本不做调查就深信不疑？一是因为鲁达暴烈急躁的性格。二是因为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以及从上到下已然废弛的官方制度，让民意有种想当然的模式，在《水浒》之中，牵扯的十数件案子无一个案子是秉公而断的，这足以让人相信官府的腐败与无能。
强者和弱者起了争端，肯定是强者无理，官方也肯定偏向强者。社会的不公又使普通读者相信巨额财富肯定来路不正，“仇富”是普遍的民间心理，鲁达不调查便听信了金家父女之说。也是情有可原的。
同时，郑屠这个暴发户也挑战了旧的既得利益者鲁达的尊严。鲁达恨郑屠，固然是因为他认定郑屠仗势欺压金氏，但更由于他认为郑屠自称“镇关西”，“俺只道那个郑大官人，却原来是杀猪的郑屠！这个腌脏奴才，投托着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做个肉铺户，却原来这等欺负人！”在打郑屠之前，也历数了郑屠这种“僭越”的罪过：“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夫，狗一般的人，也叫镇关西？！”
鲁大和尚的这番话，隐含着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商业和商人的看法，可利用商人生财，可收商人的赋税，但坚决要堵住商人因经济实力高涨而要求政治权利的欲望，从而动摇以农立国，以儒治国的根本。
宋代对商人比明代还好点，明洪武命令商人再富有都不能穿绸缎。因为名号和衣着是社会地位最明显的符号象征。中国历代的官民关系就是再小的官也是代表官府管理统治百姓的，其尊严不可被挑战；再富的民也是被管理的。这种政治形态决定着做官的尤其是做小官的最难忍受的就是老百姓比他富，比他过得好。
渭州和延安是防备西夏的前线，因此当地的军事首长比内地更重要，郑屠投托的是小种经略相公，在他名下开个肉联厂也就罢了。如果不是郑屠自称“镇关西”，鲁达即使想替金家父女出头，大约只会去质问郑屠，对于官家人鲁达，郑屠采取的态度也大约是息事宁人，最后可能会免掉三千贯钱，让翠莲回东京。可“镇关西”的称号冒犯了官威，鲁达根本不问青红皂白，想方设法激怒了郑屠，然后三拳送他见阎王。
可惜郑屠生错了时代，要是生在今天，卖肉凭什么低人一等，不能称“镇关西”？
最后说说卢俊义，他的情况有些特殊，和郑屠、西门庆相比，卢俊义算是个好汉子，一心支持慈善事业。他不但富甲一方，而且为人仁义，可他不得不落草为寇。因为宋江、吴用为了骗他上梁山，用了种种计策。等被擒获到了梁山后，首先慷慨激昂：“卢某昔日在家，实无死法，卢某今日到此，并无生望。要杀便杀，何得相戏！”当宋江邀他入伙时，遭到他严辞拒绝：“卢某一身无罪，薄有家私。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
好一个大宋的忠臣义民。可就是这样的忠臣义民，被官府逼迫成大宋的敌人。
管家李固和卢俊义妻子通奸，为霸占家产诬蔑他坐了梁山第二把交椅，身为大名府的军政首长为什么这样容易相信？首先是卢俊义家产万贯又没有犯罪，没有必要上梁山。其次即使真的落草怎么会傻乎乎再回北京自投罗网呢？梁中书完全可以调查，怎能凭一面之词定卢俊义的罪，而卢俊义无任何申辩机会和救济渠道。
除了官府的逆向淘汰昏庸之士身居高位外，可能还有这几个原因。
一是平时卢俊义眼高气傲，身为河北三绝的卢大员外，声名远播又待人仁义，根本不把地方官梁中书放在眼里，不去请安不去送礼，梁中书早就对他不满。
二是梁中书觊觎他家的巨额财产，除了李固等人为陷害卢俊义奉上的重礼外，一旦卢家财产转到李固名下，便成了梁中书的银库，可任意取用。
三是与宋王朝这样的专制政权的神经过敏，将一切人视为敌人的沉疴有关。
专制的政体因为不自信，只相信奴才，稍微有风骨有能力的人都会被视为潜在的敌人——卢俊义符合这个标准。
把多数人视为敌人的政权，多数人必然会成为它的敌人。
卢俊义的的慈善事业做的不错，却也只能怪自己生错了时代，比起为富不仁的郑屠、西门庆而言，卢俊义真是个“民营企业家”的楷模，但因为有以上三个缺点，他照样不容于大宋朝。
其实，在那个时代，“民营企业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当西门庆，要么当卢俊义。而这两种选择都不能给他们带来安全。如果两者合一呢？那就不能是在《水浒》之中了。
为何要劫取生辰纲
智取生辰纲，是梁山好汉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的发端。这一段好汉壮举，轰动了水浒世界里的江湖，也为《水浒》读者津津乐道、广为传诵。
先说智取生辰纲的七条好汉，做下这桩弥天大案，背后的真实动机又是什么？是为了劫富济贫？还是说为了准备“农民革命”？显然都不是。其实吴用说三阮撞筹时早已讲得明明白白：“取此一套不义之财，大家图个一世快活。”
果然，黄泥冈上，这一伙好汉劫得了十万贯金珠，而后大概经过坐地分赃，晁盖、吴用等回了晁家庄园，三阮则“得了钱财，自回石碣村去了”。随后并没听说他们有济贫的打算，也没见他们准备扯旗造反（或曰起义），如果不是东窗事发，保不准他们真的就此安心做了富家翁，一世快活。因此，黄泥冈上这桩大案，打劫的固然是不义之财，但若说穿了其实质，就是一次黑道劫财的行动。
晁盖的身份，王珏先生在《（水浒传）的悬案》一书中有句话说得好，就是晁盖衣服是富民，实际上是地方黑社会首领。
晁盖身为东溪村里正，薄有家财，再加上如刘唐所说“曾见山东、河北做私商的，多曾来投奔哥哥”，说明晁盖暗地里也做些不法勾当，坐地分赃之类只怕也是有的，因此晁盖手面儿虽不能像柴进那么阔，但也足够使他为自己在江湖上赢得了仗义疏财之名。所以刘唐、公孙胜这些流荡江湖的人物，一听说大名府那边有十万贯金珠启程押送东京，马上想到要来东溪村将这套富贵送与晁盖。
接下来准备打劫生辰纲，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阮氏兄弟等七好汉结盟聚义，晁盖坐了第一把交椅，此后，劫案事发，七好汉上山通同林冲火并王伦后，晁盖更是长期担任水泊梁山大寨主。
生辰纲事发，宋江报知官府将要来擒捉后：“晁盖问吴用道：‘我们事在危急，却是怎地解救？’”
吴学究道：“兄长不须商议，‘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晁盖道：“却才宋押司也教我们走为上计，却是走那里去好？”
吴用道：“我已寻思在肚里了。如今我们收拾五、七担挑了，一径都走奔石碣村三阮家里去。今急遣一人，先与他弟兄说知。”
晁盖道：“三阮是个打渔人家，如何安得我等许多人？”
吴用道：“兄长，你好不精细！石碣村那里一步步近去，便是梁山泊。如今山寨好生兴旺。官军捕盗，不敢正眼看他。若是赶得紧，我们一发入了伙。”
晁盖道：“这一论极是上策，只恐怕他们不肯收留我们。”
吴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银，送献些与他，便入伙了。”
晁数问，吴数答，活画出这金银财宝的奥妙用途。
造反与招安皆是理财手段
人们评《水浒》批宋江时，只觉得投降派不好，招安了的英雄好汉们从自由自在的狼变成了看家护院的狗，失去了往日的洒脱和逍遥，大嘴也感觉特别没劲。
正是因为这招安，一百零八条好汉们才像秋叶般一片片地凋零、脱落，下场真是凄惨得很。
后来大嘴从日常理财的角度来看这本书，又看出点门道来，觉得施耐庵老先生写得高，特别是招安，实在是高！
那么既然最后要招安，晁盖还为什么造反呢？大嘴先不说招安，和大家探讨一下好汉们为什么要造反。
晁盖是“保正”，也就是一个村的保长或者村长，而且家道殷实，颇有资财。
这样的人为什么要去造反？大概原因在于当时朝廷的压榨不仅是对农民，也涉及中小地主等人。这批人本来是有一定地位和名望的地方乡绅，相当于宋朝社会的中产阶级。这部分人承担着朝廷统治的终端作用，但他们的日子很不好过，日常理财已不好打点。一方面，政府不给俸禄，还把责任着落在他们身上，另一方面，他们往往要用自己的钱打点政府中的小职员，如捕快雷横、朱仝之流；一旦生辰纲被劫，如果查不到凶手，晁盖也要跟着吃挂落儿。所以，晁盖思来想去，还是自己劫了生辰纲比较上算。而且，朝廷也在大搞投资，不是为老百姓修桥铺路，而是为宋徽宗的御花园里运太湖石（当时叫花石纲），劳民伤财，老百姓税负加重，怨声载道，书中的“农夫心里如汤煮，公孙王子把扇摇”就是这一情景的写照。晁盖一挑头，大家自然都跟着反了。
既然反了，为什么宋江还非要受招安呢？说白了也是因为理财，且听大嘴细说个中原因。
宋江上梁山后，不免有些失望，特别是在坐了头把交椅后，因为英雄好汉们除了知道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外，谁也没想过以后怎么办，连晁盖都没有长远规划；除了李逵大喊“杀上东京，夺了鸟位”。谁也没有打江山的设想，而李逵接下来的一句“晁盖哥哥做大皇帝，宋江哥哥做小皇帝”则彻底反映了李逵乃至整个梁山对理财的无知。
在七十回本的《水浒》中，前半部大概是“官逼民反”。各处人马围绕梁山，渐次拉起一支失去锁镣得到一切的无产者队伍。到三十五回，宋江估计晁盖已有三五千人马。后来不断兼并山头、瓦解庄园，三山聚义后，估算梁山总人口有二万。但这伙人不事生产、贸易，却推崇“成瓮吃酒，大块吃肉”。这就让包括大嘴在内的读者们怀疑梁山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
梁山好汉没有经济支柱，可是大家伙儿还得吃饭，而且得有酒有肉。当时梁山有多少人呢？至少几千人，算上家属只怕要有一两万人，十斤米需要四五钱银子，光吃粮食一年也要三四十万两银子，还不算酒肉、穿衣，一百单八将这些高管还要有年薪，如果过上十几年，人口还要翻一番，劫的生辰纲能撑多长时间呢？
梁山没有多少地，也不会有湖泊和贸易，因为官军肯定给封锁了。即使什么条件都有，英雄好汉们会干活么？肯干活谁还上梁山呢？
据统计，水浒中描述设宴吃食的场面共有140多处。其中三分之一指明了吃的是牛肉。牛在中国迟至二十世纪中叶都是昂贵的生产资料，从秦朝法律起，杀牛就是一种罪。水浒中嗜好牛肉的描写，是梁山革命队伍乌托邦气质的一个证明。
比之《金瓶梅》，锦衣玉食的西门庆等人在整部书中就几乎没吃过一次牛肉。
宋江之所以不顾弟兄伙反对，存心谋求招安，说到底是出于一个废除私有财产制的乌托邦愈演愈烈的财政危机。他的亲弟弟宋清是梁山的财政部长，对梁山泊三天两头排筵设宴的难以为继，知道得最清楚。而这是成天酒足饭饱叫嚷杀人的李逵们并不关心的。
梁山肯定也没有什么经营计划，我们看到有冲锋陷阵的，有呼风唤雨的，有神机妙算的，就是没有扒拉算盘珠子的。
后半部水浒不再有“官逼民反”的故事，宋江解决财政危机的方法有两个，一个是军事掠夺，从曾头市到祝家庄、扈家庄、李家庄，交战缘由各有千秋，骨子里都是为了“谋食”。在缺乏交易体制的地方，抢劫就替代交易成为最方便的谋食手段。尤其是祝家庄，据说存粮五十万担，据吴用的估算可够梁山三年之用。
但这个估计看来没有扣除贪污腐败、管理不善和公有资产流失等因素，所以并未捱太久。所以，他们必须靠打仗过日子，打曾头市、三打祝家庄都是为了生存，谈不上替天行道，可是打下一个富庶的庄子又怎么样？财主的财产大部分是不动产，是搬不走的土地和宅院，能搬走的金银细软也数量有限，解决不了梁山集团的根本问题。
随着军事掠夺的效用递减，宋江的第二个解困方法就是赚人入伙。赚的都是达官、员外、庄主和朝廷武将。整个七十回本《水浒》的后半部，“官逼民反”
变成了“匪逼民反”，主题是吸收有产者加入梁山。也有两种意义，一是瞧上了人家的先进生产力，又要人又要财。一般的路数是乘人之危解人之困，然后拖上山去公私合营。这个“危难”多半也是吴用谋划出来的。只为了赚朱仝上山，吴用竟指示李逵将沧州知府四岁的小儿子活活劈死。其不吝手段处，丝毫不亚于恐怖分子。
第二种意义如牧惠先生说，是借这些上层人士的身份地位，为将来的招安转轨添置筹码。两层意思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赚卢俊义上山当二把手。
卢俊义号称玉麒麟，出生富豪之家，又开当铺，是京城有名的“民营金融家”。
吴用坑蒙拐骗，机关算尽，终于将他赚上山来。但此人上山却引出了一段意外的政治危机。卢员外武艺惊人，“棍棒天下无双”。晁盖临终遗言，曾当着众兄弟对宋江说，“贤弟，莫怪我说（金圣叹批这四字妙绝），有哪个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这话摆明了是不让只有杀女人之力的宋江接班。而想留给苦大仇深的林冲等人。后来吴用处心盘算，但一不留神还是让卢俊义活捉了射死晁天王的史文恭。若卢员外果然做了梁山泊主，这个无产者的乌托邦就彻底变味了。
所以不但李逵，连林冲等人都不答应。几经反复后，卢俊义做了二把手，成为梁山泊工商联的负责人。至于有没有在山寨里开当铺，就不得而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