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初到鄂豫皖
1931年3月10日，****中央决定撤销鄂豫皖特委，成立中央分局，并委派沈****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并强调指出，曾中生“必须在坚决的放弃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错误，有坚决执行国际路线的条件下，才能参加中央分局与担任军委书记。”因此，沈****从上海出发，经合肥，于3月22日进入皖西苏区，3月底到达金家寨。
在王明的宗派主义活动中，有一人最受王明赏识，他就是前六届一中全会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张国焘（1897—1979）又名特立、凯音，江西萍乡人。1916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五四”运动时任北京****主席。1920年9月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组织主任。在****第1、2、3、4、5、6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7月任****临时中央代表，曾经试图阻止“八一”南昌起义。1928年，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会后，他到苏联学习并参加****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1930年1月下旬，张国焘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即发表文章和演说，吹捧王明和六届四中全会，说“陈绍禹同志是坚决执行国际路线的最好的同志”，“反对四中全会便是****反国际的”。他还给反对王明的人戴上“右倾分子”和“立三路线残余分子”的帽子，主张对他们进行“严重打击”和“深入的肃清”。因此，张国焘很快得到了王明等人的赏识。在派谁作中央代表到鄂豫皖根据地去的问题上，王明自然想到了张国焘。3月下旬，王明以中央的名义任命张国焘为中央代表，前往鄂豫皖苏区代替沈****，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时委派的还有陈昌浩。4月初，张国焘偕陈昌浩离开上海，乘船前往汉口，尔后转陆路到鄂豫皖苏区“改造党”、“改造红军”，实施****六届四中全会的所谓“新路线”。
1931年4月初，****中央从上海派康荣生来鄂豫皖苏区，向曾中生领导的鄂豫皖特委口头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随后，曾中生在新集主持召开特委扩大会议，作出了拥护四中全会精神的决定。为具体贯彻特委扩大会议精神，曾中生制定了下一步军事行动方针：1、以红军一部兵力拔除光山县的大山寨、打银尖两个地主武装盘踞的据点；2、以红4军主力到商南亲区肃清反动武装，以巩固根据地；3、完成上述任务后，红4军主力再南下蕲、黄、广，恢复根据地，占领武穴，威胁长江，配合中央根据地反“围剿”。
恰在此时，蒋介石又调集了11个师，约13万人的兵力，以一部兵力追剿，一部兵力清剿的战术，第一步合击新集七里坪，歼灭鄂豫边红军；第二步转向皖西地区，歼灭皖西红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蒋介石限令：“5月完全肃清红军！”4月10日，陈调元第46师、警卫第1旅等7个团，首先向皖西根据地发动进攻。为此，曾中生和特委决定：红4军主力出皖西抗击国民党军！
4月11日，张国焘和陈昌浩进入鄂豫皖根据地，当天下午，到达鄂豫皖特委及苏维埃政府所在地黄安檀树冈以北的打虎山，次日坐着轿子到达新集城。曾中生得知中央代表张国焘已到打虎山后，于12日晚连夜步行赶到新集，向早就认识的张国焘介绍了鄂豫皖根据地的大好形势，以及当前面临的反“围剿”斗争的紧急情况。张国焘根本听不进并多次打断曾中生的汇报，严厉指责鄂豫皖特委犯了“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错误，指责曾中生是“立三路线的残余”，说他执行的是“十足的立三路线及公开的富农路线”，“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没有健全的组织，并长期执行了非布尔什维克路线”。最后，张国焘再三强调，必须以四中全会为准则，进行彻底的转变和改造！曾中生的整个汇报，在张国焘的不断指责中结束。第二天，曾中生怏怏不乐地回到徐向前的指挥部。
4月13日，张国焘和陈昌浩从新集出发，随红4军主力向皖西独山一带进发，准备打击陈调元第46师等部的进犯。曾中生、徐向前则率红28团在鄂豫边攻打反动民团据点大山寨、打银尖。4月17日，张国焘、陈昌浩在皖西与沈****会合。随后，他们跟随红4军主力向独山开进。25日，旷继勋指挥红4军主力全歼独山守敌，并消灭了来自麻埠的国民党军援兵一部，毙伤俘敌2000余人，缴枪1200余支，给东进的陈调元以迎头痛击。陈调元慌忙令46师退守霍山。皖西之危遂解。与此同时，曾中生和徐向前指挥红28团以及黄安、光山、罗山3县独立团，集中对付冯玉祥系统的将领吉鴻昌所指挥的第30、31师，以及夏斗寅、肖之楚、葛云龙3个师对鄂豫边的“围剿”。曾中生和徐向前采取侧击、骚扰、打敌尾巴等战术，使国民党军6个师中的任意一个师都不敢深入。吉鸿昌本来就不愿意与红军作战，只是率部在鄂豫边****根据地“游行”了一圈，装装样子给老蒋看罢了，也没有和红军真打过。后来，吉鸿昌派代表与红军代表李建明谈判共同反蒋事宜，但因张国焘等人不讲统一战线政策，致使谈判没有成果。5月9日，旷继勋率红4军主力回师西进，与曾中生和徐向前会合。接着，他们指挥红4军在新集以北的许家湾突然袭击了国民党军第53师。双方激战一昼夜，红军歼其近千人，国民党军往北退走。曾中生、旷继勋和徐向前即挥师乘胜猛扫光山南部的地主武装，5月下旬，为了进一步粉碎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保卫麦收，曾中生、旷继勋和徐向前等率红4军南下作战。曾中生以一部兵力围攻黄安附近的桃花镇，另以一部兵力埋伏于十里铺。黄安援敌1个营进至红军预设阵地，即遭到突然打击，损失1个多营后，退守黄安坚守，不敢再援。不久，红军攻克桃花镇，歼敌近两个团。蒋介石精心组织的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就此被曾中生领导的鄂豫皖苏区军民所粉碎。
1931年5月6日，王明等人以****中央名义发出指示，规定中央局的责任，应当是中央在当地的直接代表。他有权否认党委的决议，甚至有权力解散党委，领导党委，帮助党委工作。中央局应指定鄂豫皖苏区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统帅此地区的一切武装力量。根据王明等人这一指示，张国焘经过一个多月的思想、组织准备后，于5月12日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在新集召开会议，宣布了中央的决定：撤销鄂豫皖特委，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和新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指定张国焘、陈昌浩、曾中生、舒传贤、徐宝珊、王平章、蔡申熙等为中央分局委员；张国焘任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沈****任分局常委兼鄂豫皖省委书记；陈昌浩任分局常委兼分局组织部长；曾中生、旷继勋为军委副主席；黄超任军委秘书长，蔡申熙任参谋长，王培吾任政治部主任。红军和地方武装统归军委直接领导和指挥。
同时，张国焘还对红4军领导进行了调整，部队进行了扩编。军长旷继勋，政治委员曾中生，政治部主任陈定侯。下辖第10师，师长刘英，政治委员康荣生；第11师，师长周维炯，政治委员余笃三；第12师，师长许继慎，政治委员庞永俊；第13师（警卫师改编），师长徐向前，政治委员陈奇。全军近20000人，每师步枪3000余支，短枪600余支，每团重机枪6挺。各地独立营、团和赤卫军，总数在20余万人。张国焘根据中央指示宣称：“在这一苏区与江西中央苏区打通以前，中央分局完全直属于中央政治局，其职权系代表中央而高于各省委。”所谓中央的的名义，相当于拿着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分明就是要造成张国焘的个人独裁。
由张国焘的过去可知，他是一个权势欲极重，而且野心极大的人，不谙世事的书生王明岂能是他的对手？于是错误的任命成就了张国焘的伟业。1961年，张国焘在移居加拿大期间，应美国堪萨斯大学的约定，花了4年的时间，撰写了一部洋洋洒洒百万言的回忆录《我的回忆》。他在书中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心迹：“鄂豫皖苏区则为长江以北的主要核心，我们希望以那里为起点，向北发展，以期在长江以北掌握更广泛的地区。”“大好中原，正是便于驰骋的所在，我为之向往。”张国焘在组织上完成了他实行个人独裁的军阀主义统治。现在，他手握着中央全权代表、中央分局书记、鄂豫皖苏区军委主席三个大权，可以生杀予夺，随心所欲。所以党内制约机制的不完善，产生的恶劣后果几乎断送了共产党的前途。
鄂豫皖苏区在原特委和曾中生领导下，取得了两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根据地的经济基本上得到了恢复，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对于这一点，张国焘在5月24日给中央的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这一苏区是有了相当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已产生了强有力的红军，”“群众对红军是非常拥护的”；3至5月反“围剿”的胜利，就是“红军、苏维埃已具备一些基本条件，并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他承认曾中生、旷继勋和余笃三到鄂豫皖苏区后，形势“有了相当的转变”，他们“努力对付敌人‘包围会剿’，获得一些成绩”。
但是，张国焘为了达到个人独裁的目的，顺利地排除异己，却认为曾中生对纠正立三路线错误，巩固发展红军和根据地，团结整个干部而得到了当地同志的一些信用，“并不能证明特区党内的路线就已经是正确的了”他“仍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张国焘在报告中还说：“这一苏区活动最力的反动组织是改组派，他们的领导人物，多半是从前武汉时代国民党省委张国恩等和我们的董必武同志等，在武汉时代我们党和国民党左派共同的活动分子。”张国焘在11月25日给中央的报告中，甚至说鄂豫皖苏区“长期执行了非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党内充满了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商人、高利贷者，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
张国焘三权在握后，积极推行四中全会后的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于1931年2月商议拟定的《土地法草案》，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土地政策，实行“一律没收，重新分配”的做法，使土地分了一次又一次，“闹了很久，······也没有得到一个正确的解决，以致弄得大家头晕不耐烦”。（《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斗争史料选编》第471页、542页。）张国焘（包括当时掌握党内大权的布尔什维克们）是知识分子出身，对当时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了解太浅薄，实行的政策完全闭门造车，主观臆断，结果可想而知。
6月11日，张国焘为了贯彻中央于5月6日通过的关于鄂豫皖省委的决议，他主持召开了中央分局常委会，通过并发出第3号通告《政治形势与鄂豫皖苏区党的任务》，对根据地的形势作了过“左”的错误分析：“我们在反包围会剿的斗争中，已经从反攻转入大举进攻的过渡时期”；提出要“根本改造职工会和苏维埃政府”；实行“对反动家属可以罚他做苦工，否则驱逐出境，不得分配土地”；主张“把捐税的负担移至有财产的剥削阶级身上”，对民族工商业施以重税，实行不适当的提高工人工资和缩短工时的劳动政策。
5月中旬的新集会议以后，张国焘到皖西金家寨会见了省委书记沈****。他们对皖西的工作十分不满意，说皖西的党政负责人“对领导不热情”，指责皖西“党的组织简直不像共产党”，“一般同志不懂得马列主义是何物”。他特别指责“红军将领态度跋扈”。皖西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同志对张国焘和沈****的不实指责，表示了不能接受的意见。张国焘以不服从领导为由撤换了许多地方干部。（《不屈的共产党人》第217页）舒传贤对张国焘推行的一系列极左错误做法以及对根据地党政军工作不切实际的指责表示了不同意，张国焘对此怀恨在心，伺机打击。不久，张国焘揪住舒传贤曾被鄂豫皖特委揭下的所谓“妥协改组派”的帽子不放，不准他以中央分局委员身份参加中央分局的工作。同时，张国焘还写报告给中央，说舒传贤“对改组派曾有不坚定不敏捷的政治错误”；接着，张国焘成立了一个审查委员会，以莫须有的罪名将舒传贤开除出中央分局。
为了达到对红4军领导改组的目的，张国焘又把利刃指向了军政治委员余笃三。余笃三，湖北人，工人出身，****党员。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他曾同李剑如等一起反对过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和王明的教条主义，被诬为“反国际反支部局的****小组织，实际上走到与托洛茨基派联盟”。在苏共清党时，余笃三被开除出党，不久又被恢复党籍，1930年被送回国内“学习考察”。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分配他到鄂豫皖担任红4军政治委员。1931年王明掌握中央实权后，仍记前嫌，立即派人代替了余笃三的工作。曾中生当时以特委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名义拒绝了王明派来的人。5月31日，王明以中央的名义给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省委写信，强调指出，余笃三无论表现如何，调换其工作都是异常正确的。张国焘唯王明之命是从，立即撤消了余笃三的军政委职务。
张国焘接下来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徐朋人了。徐朋人（1903—1932），湖北黄安人，北伐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在黄安领导农民运动，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8年后，与吴光浩、戴克敏等共同领导鄂豫边区的武装斗争，历任****鄂东特委委员、鄂东北特委书记、鄂豫边特委书记、鄂豫皖特委委员等职。1930年去上海出席“苏准会”，参加了反对王明上台的斗争，被王明诬为“右派”，撤了职。徐朋人回到鄂豫皖苏区后，又抵制了张国焘推行的“左”倾土地政策，主张应允许富农分一份土地，并反对张国焘在春耕大忙季节重新分配土地，影响农业生产的错误做法。张国焘对此十分恼恨。5月24日，张国焘向中央报告说：“徐朋人同志违抗中央命令，到这里后，曾有反对四中全会的发言。现在中央分局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他，他承认他曾奉右派的使命来这一区，他承认他的错误，但是他还没有公开他到这里后的活动和指出他自己错误的性质。因此我们正在调查他右派上组织活动的证据，来进行给他一个思想斗争，并给他组织上的严重制裁。”（《张国焘关于鄂豫皖区情况给中央政治局的综合报告》1931年5月24日。）
红4军政治部主任陈定侯，湖北黄安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开始从事农民运动。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31年任红4军政治部主任。他不同意张国焘推行的“左”倾政策，在特区三日刊上写文章反对在根据地内给工人过分提高工资，从而影响工农联盟。张国焘给他扣上“不可救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加以批判，撤消了他的红4军政治部主任职务。
张国焘为了进一步排除异己，实行军阀主义的个人独裁，经过充分准备之后，于6月28日，举行了鄂豫皖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在会上，张国焘仗着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代表鄂豫皖中央分局作了政治报告和结论，全盘否定了鄂豫皖苏区几年来土地革命的伟大成绩，指责鄂豫皖特委过去的工作“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所以整个路线上的转变依然不能看见，反而掩盖了立三路线的实质”；否定了红军采取游击战的正确方针，是“游击主义”、“土匪习气”；否定了根据地各项建设，指责根据地“党的组织简直不像共产党”；在敌我形势上，张国焘错误地认为，“国民党统治崩溃过程正在加速进行”，提出“在‘一寸苏区土地也不让敌人蹂躏’的口号之下，积极进攻，发展土地革命，扩大苏区，以进攻来打破敌人的包围‘会剿’，准备转到大举进攻”；在军队方面，他提出要“首先改造红军的成分，加紧红军中的肃反工作”；在党内斗争问题上，他提出要改造苏区的党，“集中火力打击右倾机会主义”。在会上，他根据5月31日的中央指示信，对徐朋人“立刻执行中央对一切右派分子的决议原则”，“去解决他的问题”。接着，张国焘宣布：“在反左倾与反右倾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发现了新右派小组的活动，如此地徐朋人已经中央分局开除了他的党籍。”
面对张国焘不切实际地对鄂豫皖苏区党政军各项建设的全盘否定和无理指责，以及对舒传贤、余笃三、徐朋人等同志的不公正处理，以曾中生为首的党和红军干部，纷纷据理驳斥。曾中生以大无畏的斗争精神，用大量事实驳斥了张国焘强加的“鄂豫皖红军中没有真正的党”等错误指责。军长旷继勋、军政治部主任曹大骏、军政委庞永骏、原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红12师师长许继慎等，对张国焘推行的“左”倾错误政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坚决的抵制。“许继慎经常讲张国焘是老右倾机会主义。为这件事，张国焘很讨厌他。”（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57页）对于许继慎，张国焘说；“我早认识的第11师师长许继慎是一个才华毕露的军人，爱谈政治”，“对鄂豫边区军事上有过很大贡献”，原特委和红4军领导人“处理这个区域内的军事和政治”都很重视许继慎的意见，“师长之中又数许继慎为最能干。”（注：张国焘《我的回忆》）起初，张国焘是想拉拢许继慎，但他“批评中央一意巩固苏区的政策，认为这带有保守的色彩”。“他主张红军自由发展”，“以期获得迅速发展”的意见。张国焘根本就不能接受，而且，张国焘“觉得许继慎充分表现了军阀主义的倾向，非纠正不可。”（注：1931年11月，张国焘在黄安县委及军区党委联席扩大会议上所作的结论。）
张国焘十分恼恨红4军领导人对他的批评，便利用职权，组织力量对曾中生、许继慎等进行了两天围攻，双方争论十分激烈。“在正式会议中，一般同志均同意中央分局的路线及决议全文，至多在会场上对中央分局有一些次要的批评而已。但在会场上就有许许多多同志中之议论，表示其对中央分局之不满，不是说中央分局督促批评太严，就是说中央分局使党员恐慌离心，不敢说话，不敢做事。······此种言论并未遇党员群众的反抗，就是中生同志也经过了中央分局与他的两天会，批评说服他对中央分局之不满是正确的。在他完全承认错误与允许在中局路线传达到四军中去后，中央（分局）才赞成他继续四军政治委员之工作。”（《鄂豫皖中央分局国焘报告苏区发展经过及肃反胜利原因》1931年11月25日。）在这次会议上，“许继慎成为批评的对象，是这次大会最紧张的一幕”。（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
6月29日，张国焘在会议总结中说，党委之间发生意见分歧，应以书记为准。“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以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同志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这是很正当的办法。“（成仿吾《记叛徒张国焘》第9页。）后来，这些竟成了张国焘实现并加强其军阀主义独裁的理论之一。张国焘还把党和红军干部对他的批评和不满情绪，说成是“一种反中央分局的暗流”，他强调“富农路线是主要危险，要坚决反对富农。”会议作出了《政治决议案》，强调要“加紧肃反工作”并作为鄂豫皖苏区“目前最基本最迫切的任务之一。”
这次会议制定了苏区党政军十大任务，其中包括：扩大红军和苏区；武装农民；执行正确的土地革命政策，纠正土地革命中的“左”倾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改善工人生活；加紧肃反；解决苏区问题；在国际路线旗帜下，实行党的改造，淘汰不坚定分子，引进和教育工农干部，严密党的纪律等。
7月14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布“反富农问题”的第7号通告。张国焘命令各级党组织开始了大规模的“重新分配土地”和“反富农”的斗争。在实际实行中，一些有轻微剥削行为的富裕中农被化成了富农，一些富农被升格为地主，一些略有耕地、农具和几亩菜园或果园的佃农，也被作为富裕中农甚至定为富农予以打击；为地主豪绅抬过轿子的轿工，被当作狗腿子加以处治；把小商人作为富农或剥削分子没收其财产。这样一来，张国焘搞乱了根据地的阶级阵线，断绝了富农的经济出路，断绝了地主的生活出路，损害了中农的利益，甚至连贫农、雇农也受到一些打击，削弱了可以团结和能够中立的力量，树立了更多的对立力量，使贫农处于孤军奋战的不利局面，因而损害了土地革命的成果，使根据地的经济日益萧条，也危及到根据地的安定与巩固。
张国焘为了达到集鄂豫皖根据地大权于一身的目的，采取了大换班的办法，并实行愚民政策，撤掉了许多有文化、有实际工作能力的地方干部。他将省苏维埃主席王平章调去当黄梅县委书记，找了一个目不识丁的妇女当省苏代主席；黄麻地区8个县委书记被他换掉了7个。（注：成仿吾《记叛徒张国焘》第25页。）
在统战政策上，张国焘认为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不可能存在第三势力或中间营垒，因此，他没有利用中央军和西北军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壮大抗日反蒋力量，反而拒绝了与吉鸿昌联合反蒋抗日。张国焘后来回忆说：“不会运用统一战线的这一事实，不但表现在中央苏区，在鄂豫皖也曾发生过同样的现象，吉鸿昌在失败了的时候，甚至公开说，‘最后无出路的时候，我只好找共产党联合’。但是我们也没有利用敌人里面的消极情绪，而我们提出的正是决不妥协，决不让步。如果我们当时采取了正确的策略，我们当时的情况也不会这样。“（注：张国焘《关于民族革命的高潮与党的策略路线》。）
1931年3月28日，****中央为了贯彻共产国际1929年10月26日给****中央关于反对改组派的指示信，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福田事变的决议》，指出“各苏区的改组派、取消派······都必然是江西****的第二”。所谓****，是当时国民党潜伏在红色区域内的反革命特务组织。AB是英文Anti-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王明在《为****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中说，“许多苏维埃区域富农成分充满在党及苏维埃领导机关中，甚至在一部分红军队伍中，改组派、****、取消派都能有许多机会利用来作为反革命活动。”王明还指责各根据地“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未曾有计划的执行”；要求在党、红军、苏维埃政府内部，加紧进行“肃反”。其实，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所谓国民党改组派，以邓演达为首的第三党的出现，恰好是反动营垒分裂的表现。王明不懂得利用这种分裂，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蒋介石集团的策略，反而把他们看做“最危险的敌人”。再说，“改组派”和“第三党”人数很少，在苏区特别是在鄂豫皖根据地也没有什么组织活动和影响。至于肃反，当时在赤白对立的严重形势下，蒋介石集团派遣特务、探子来根据地进行破坏、捣乱甚至策反活动，早已屡见不鲜；各根据地的党和红军，也从来没有间断过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7月下旬，张国焘主持召开了鄂豫皖苏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肃反决议案》，发出了《给皖西特委一封信》，要求“对一切政治派别及反革命分子应严格逮捕”。接着，各级党委都召开了相应的会议，积极部署肃反工作。张国焘还将原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改组为政治保卫总局，迁至新集，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周纯全任局长，直接受鄂豫皖中央分局领导，一切听从张国焘指挥，专门对付张国焘所认定的那些“改组派”、“第三党”、“****“等人。接着，苏区各县也相继成立了政治保卫分局。
尽管张国焘的个人品质有问题（当然，当时党内推行的极左路线太偏颇，不过狂热的布尔什维克们内心是纯洁的他们对事不对人，斗争归斗争，同志还是同志。），但是其工作能力还是有目共睹的。要不然鄂豫皖以及后来的川陕根据地也不会发展壮大，造就如同夏曦在湘鄂西那样一塌糊涂了。说实话，夏曦有张国焘一半的能力，红二军团、红三军也不至于结局那样惨。
鄂豫皖根据地的粮荒在中央分局成立之前就已十分严重。1930年3月，中央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加紧反对富农”的指示，指责鄂豫皖边特委的“富农与机会主义的路线非常的严重”。根据这一指示，鄂豫皖边特委在莲花背召开会议，通过了《反富农问题决议案》。9月18日，****鄂豫边特委发布《通告第16号——组织贫农委员会》，要求各地党、政机关及群众组织“加紧反富农”。此后，许多地方没收了富农的土地或者分坏地；有的地方将富农赶上山开荒；更有甚者，将富农一杀了之；对中农也实行征发。由此引起了农民的极大恐慌，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的粮食生产积极性。曾中生来鄂豫皖纠正立三路线时，由于季节原因，只能开源节流、调剂平衡来缓解粮食不足的矛盾。张国焘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下决心尽快解决粮食问题。5月16日，中央分局发布第2号通知，作出“为节约粮食各机关日吃一顿稀饭的决定”。翌日，又发出第3号通知，改为日食两顿稀饭。5月29日，再发《通告第2号——关于举行粮食运动周的事》，要求各地党、政、机关人员和群众在7天内每人至少种植5棵瓜滕，最好是南瓜或等量其他杂粮，并负责照料到收获，还要劝老人、小孩每人至少种一棵瓜滕。6月4日，又发出通告，提出开展春耕运动，“务必要做到使苏区内的每亩耕地都能栽上秧”，随后又提出“一斗水田不要让他荒掉，满插稻子“，“可种植的山地，同样不可让他空了”。各地纷纷行动起来，开展春耕生产运动。鄂豫皖苏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粮食问题决议案》，提出了解决根据地粮荒问题的八项措施，包括奖励生产、节约粮食、粮食互济，放开粮食价格、储蓄粮食等。由于实行了这些与立三时期的粮食政策不同的政策，加上张国焘等党政领导的带头执行，因此受到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使张国焘和中央分局的威信迅速提高。根据地人民通过努力增加生产，不仅度过了青黄不接期间的粮荒，而且在空前水灾之年，获得了农业生产的巨大丰收，为创造鄂豫皖根据地更大的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1年夏，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对鄂豫皖根据地则取守势。红4军政委曾中生认为，这是红4军主动出击，寻歼薄弱之敌，向外发展，扩大根据地的良好时机。于是，他与旷继勋、许继慎、徐向前等红4军领导人反复商议后，建议鄂豫皖中央分局以一部兵力留在商城南部山区，发动群众，并结合地方武装肃清根据地内的反动武装；以主力南下，主动出击蕲春、黄梅、广济地区，恢复原红15军所在地区，进而威逼长江，牵制敌人，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斗争；同时解决经济和粮食问题，以缓解苏区的经济困难，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但是，张国焘却认为，曾中生等人的建议“将会招致敌人再来进攻根据地的危险”，并给曾中生等人扣上“立三路线残余”的帽子，最终否定了这一正确建议；命令红4军主力到商南亲区剿灭顾敬之的反动民团。商南山区本来就人烟稀少，顾敬之又令所部坚壁清野，将群众赶出家园。近两万红军云集方圆数十里的山区劳师以袭远，粮油盐的供给发生了严重困难。顾敬之则将民团化整为零，分散打游击。山区本来就不适合大兵团作战，红军兵力无法展开，以大部队进剿小股土匪，犹如捏起拳头砸跳蚤。而顾敬之的游击小分队则十分灵活，常常袭扰红军而每每得手。
曾中生、旷继勋、许继慎、徐向前等向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再次申明不能以大部队进剿土匪的理由，主张留下两个团继续剿匪，而以主力打下英山，直取蕲春，发展阵地，以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张国焘不仅再次拒绝了这一正确建议，反说曾中生等人的建议，“揭开了立三路线的面具而来了个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6月底，在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许继慎再次申明南下进攻方针理由的正确性。经过与沈****等人的激烈辩论，多数与会者表示支持曾中生等红4军领导的正确建议。同时，援助中央苏区反“围剿”的任务十分迫切。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才勉强暂时放弃了原先用兵方向的主张，同意红4军主力南下，向外发展。
7月初，军委在商城余家集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兵力使用及南下进攻的具体行动部署。张国焘此时又变保守为冒险，推翻了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确定的红4军南下，向外发展的决定。他认为，要援助中央苏区反“围剿”，红4军就必须进攻和威胁大城市，限令红4军于1个月内打下英山，出潜山、太湖，威逼安庆，以震动南京，直接配合中央红军的反“围剿”作战。对这样一个不切实际的冒险计划，曾中生据理驳斥，他认为，红4军应有巩固的阵地为依托向外发展；援助中央苏区反“围剿”的任务，主要的不在于攻击敌人的重要城市，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牵制敌人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因此，曾中生坚持红4军主力先打英山，后出蕲、黄、广，威逼长江，策应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斗争，使鄂豫皖根据地与蕲、黄、广连成一片。但是，张国焘独断专行，硬是按他的冒险计划作出了决定。曾中生、旷继勋、许继慎等表示了组织服从，意见保留的态度后，红4军主力5个团奉命积极准备南下。
张国焘来了以后，曾指责旷继勋前段时间的工作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旷继勋不服，于5月间向中央写了工作报告，不承认张国焘的不实指责，反而遭到了王明控制下的中央的严厉指责。张国焘早就对旷继勋不满，便乘机撤消了旷继勋的军长职务，调任红13师师长。由谁来接任军长?张国焘早就听说徐向前很能带兵打仗，又亲自目睹了他在反第二次“围剿”中的指挥才能，于是经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批准，报经中央同意，调任徐向前任红4军军长。曾中生继续担任红4军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陈定侯因在特区三日报上撰文批评过张国焘推行的错误政策而被撤职，所缺政治部主任一职，张国焘调刘士奇担任。对于干部频繁撤换，徐向前说：“我们过去就觉得，中央的委派制度有问题，致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党和红军的领导干部改组太频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45页。）
8月初，徐向前、曾中生率5个团南下，一举攻占英山县城，歼灭陈调元第57师1个团和反动民团一部共1800余人，缴枪1200余支，机枪18挺，迫击炮4门及大批军用物资。红军在武器弹药及钱粮、服装上得到了较大的补充。徐向前决定部队在英山休整两天，以利下一步的行动。曾中生和徐向前以及许继慎、周维炯、刘英等师领导，就潜山、太湖、安庆地区和蕲春、黄梅、广济地区的敌我态势及兵力，作了详细深入的研究、对比和分析，认为远离根据地向安庆东进400里，沿途至少要与两个旅以上的敌人作战，且以弱小的红军孤军深入白区纵深，劳师以袭400里外之安庆，毫无取胜把握，若敌四面而至前堵后追的话，红军反有失利的危险；而蕲、黄、广地区敌人兵力薄弱，党在这一带有一定的力量，群众基础好，且靠近根据地；红军若以根据地为依托，乘虚而入蕲、黄、广，必能争取主动，且可调动敌人来援，便于红军于运动中将其歼灭。如此，对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也易见效。徐向前说：“对于张国焘，开始大家认为他长期在中央工作，又到过苏联，的确都很尊敬他。没想到这个人哪么凶，来了就给人扣帽子，打棍子，很批了几次曾中生，还开除了徐朋人的党籍。可他是党中央的代表，鄂豫皖分局书记，你思想上不满意，组织上要服从的。下级服从上级，在战争环境中特别强调。”。曾中生也十分清楚改变张国焘的作战计划对自己、对红4军领导的后果，但是，不这样做，红军就有失败的危险，而且古代名将亦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做法。红4军领导反复权衡利弊，一致认为应以革命利益为重，以红军的胜利为重，个人荣辱得失进退当抛脑后。曾中生是军委副主席，他浑身是胆，认为理应对党对红军数万生命负责，他以无私无畏的胆量，最后拍板决定乘胜举兵南下蕲、黄、广。红军一面行动，一面将这一决定报告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
8月3日，曾中生和徐向前以红12师守英山，巩固后方，并在非常时刻接应主力；红10师、11师出英山南击蕲、黄、广。红4军主力顶烈日冒酷暑，于8月5日进至蕲春境内，因沿江水涨，武穴一带被淹，遂“改变部署，横击浠水，回扫罗田”。（注：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48页。）8月18日，曾中生、徐向前以两个团成功地突袭蕲春以北漕河镇之敌新编第8旅，毙敌数百，生俘旅长王光宗以下1600余人，缴枪1200余支。接着，曾中生、徐向前挥军乘胜攻占了广济。红4军以5团之众连克英山、浠水、罗田、广济4县，使蒋介石大为震惊。为确保长江防线，不使鄂豫皖红军与江南湘鄂赣红军搅在一起，8月底，蒋介石除令海军派军舰日夜巡逻于长江外，还急令武汉警备旅加强江防，令拟派往江西参加“围剿”红军的徐源泉第10军之41、48师即从鄂西经武汉过江，堵击鄂豫皖红军。曾中生、徐向前连夜将广济、英山之部队集中于广济、英山之间的洗马畈，并以第10、11两师从南北两面夹击徐源泉第10军主力，第12师从东西两面攻击该敌。经数小时激战，红4军歼灭敌3个团，徐源泉率主力冲出包围，退走武汉。红4军主力此次作战有力地牵制了蒋介石原定派往江西中央苏区的兵力，有效地配合了江西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斗争，并直接与江南湘鄂赣红军配合江西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的行动联系了起来，初步恢复了英山、浠水、罗田、广济及沿江一带的地方工作，组织了一支800余人的地方武装部队，形成了以英山为中心的罗田、蕲春、太湖红色区域。广大农民在****领导下，纷纷起来展开土地革命，肃清反革命，全力支援红军作战。在经济上，红4军主力缴获并筹集到了7万块银元，黄金20余斤，白银1800余斤，解决了南下部队的全部军装，大大减轻了老根据地人民的经济负担。
红4军改东进为南下的行动，无论怎么说都是违背了中央分局和军委东出潜山、太湖，威逼安庆的决定。曾中生和徐向前、刘士奇早已料到张国焘对此不会善罢甘休，必将招来麻烦，于是联名于8月20日向中革军委报告了与张国焘在东进与南下问题上争论的是非曲直，特别申明了南下的必要性，明确表示应当学习江西中央根据地反“围剿”战争的成功经验，反对张国焘攻打安庆的冒险计划。
张国焘对曾中生、徐向前、刘士奇改变他的计划而率军南下作战的胜利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从8月17日开始，他给红4军领导连续发出4封指示信，无理指责红4军的军事行动，是放弃了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政治任务；是脱离后方的无阵地作战；不以援助中央苏区的政治任务为重，而以满足“蕲水之欲”的经济问题而归；是对中央分局的“公开的对抗”；红4军与分局的分歧，“是原则上的分歧”。最后，张国焘严令红4军“火速回来，不能有丝毫的停留”。（注：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50页。）9月1日，曾中生、徐向前、刘士奇收到张国焘8月27日的指示信后，不得不放弃当前大量歼敌的有利战机，被迫主动撤叶家湾之围，依照分局的命令，率部北返根据地。
红4军指战员对放弃打胜仗的机会而北返根据地的行动，十分不理解，一时间军怨沸腾。9月4日，红4军北上至鸡鸣河宿营。9月5日，曾中生主持召开党支部书记和指导员以上活动分子会议，公开讨论了张国焘8月27日发出的《鄂豫皖中央分局军事委员会给中生向前信》等4封指示信。与会干部都不同意张国焘不符合事实的错误指责。绝大多数同志认为，红4军南下中已取得了伟大胜利，应继续留在现地区，开展英、蕲、广等地的工作，恢复原蕲、黄、广根据地，并在长江北岸积极活动，牵制敌人，配合中央苏区反第三次“围剿“的行动，减轻国民党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同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周围的敌人尚无发起新的“围剿”迹象，老区粮食和物资供应有相当困难，调红4军北上是不适宜的。曾中生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起草了《红4军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除在组织上绝对服从外，”“在政治上有不得不向中央分局及军委会作积极诚恳的申述的必要”。曾中生在信中还列举大量事实，逐条驳斥了张国焘对红4军南下作战的无理指责，是“完全凭借片面的根据和纯从主观出发，与我们前方行动的事实、意义和客观环境是绝对不相符合的。”最后，曾中生批评了张国焘进攻安庆的冒险计划。会上，群情激奋，通过申明书，并决定派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回去，向中央分局陈述意见。第12师政治部主任吴焕先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在组织上不应违反分局的命令。鸡鸣河会议在军事行动方针上坚持正确意见，无可非议，但从组织原则上来说，毕竟是下级组织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反对上级组织的指示，这是不妥当的。结果，给张国焘抓住了把柄。“南下之争，本是战略方针的分歧。我们给中央写了报告，张国焘当然也写了报告。官司打到中央，中央是个什么态度呢？11月3日，党中央给鄂豫皖分局的信里，作了回答。那时的中央，对他们派来的张国焘等人相当器中和信任，所以尽管张国焘的东出方针不对头，中央也不同意，但用词是相当委婉的······对于坚持南下方针的我们就不同了，罗织了一大堆罪名。所谓‘立三路线的重复’、‘严重的****错误’、‘汚辱了工农红军中的政治工作的光荣’等等。信里还特地点了曾中生同志的名，说他‘决不能继续在红军中担任任何领导工作，同样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职务亦是不能担任’。这就为张国焘进一步打击曾中生同志，推行王明路线，提供了‘尚方宝剑’”。（注：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52页。）。
张国焘又因许继慎等支持曾中生的南下方针，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借口作风问题，指责许继慎“在多方面保有军阀土匪的习气”并认为“反中央局领导的暗流”“是许继慎拨弄起来的”。（注：陈昌浩《在鄂豫皖苏区彭杨军事政治学校作关于此次肃反详情的报告》1931年11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