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的价值观
中国缺少一个稳定的中产阶层，更缺少引领一个民族走向民主富强的灵魂——积极、进步、普世的价值观。
中产阶层是消费的主力军，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美国总统奥巴马拯救经济，首要的目标就是拯救美国的中产阶级，对美国的中产阶级进行大幅减税。
而积极、进步、普世的价值观则是让一个民族充满活力、创造力和乐观向上精神的源泉，是一个民族的魂魄。
先说说价值观的问题吧，没有这一条，什么都不用谈了。
在当下的中国，价值观的迷失已经到了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步。物质本是人们生活的工具，但人们却堕落到了充当金钱工具的地步。当今社会，人们对物质的追求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在以房地产为核心构筑起来的价值观中，权力、房子、金钱就是最核心的组成部分。因此，凡是腐败官员落网，基本上都伴随着“多处住房”、“受贿××万”、“情人××个”的内容。民以官为范，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在不受制约的权力的羽翼下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并逐渐蔓延、渗透到每一个毛孔、每一个角落。
在这样的价值观之下，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和路径是什么呢？
因此，国际上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很大程度上并非对中国高速发展的嫉妒和恐惧——比中国发展快的有，比中国经济质量高的更多，为何单单提中国威胁呢？这是西方对中国价值观的颠倒和信仰缺失的担忧，他们看不到国人所遵循的基本规则和其行为底线。至少，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人为制造形形色色的有毒食品，戕害自己的同胞。当不良企业在牛奶和奶粉中掺入三聚氰胺，给无数孩子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时，扪心自问，我们社会的道德底线到底在哪里？
如果连中国人自己认可的价值观都已扭曲到这种地步，让这个民族充满自信、活力、宽容的纽带在哪里？这个民族的团结和力量又靠什么来凝聚？当我们一遍遍地谴责、痛恨美国的阴谋诡计时，可曾想过，那些阴谋诡计之所以屡屡得逞，首先就是他们有被世界认可的普世的价值观，无论是富人还是弱者，在这种价值观之下，找到了自己的归属感、尊严和保障。再进一步说，如果中国的价值观是普世的，我们同样可以向外推广，以使得人类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加美好，使得我们的价值观被更多的人认同，使我们有更多的朋友。
中华民族要真正走向民主富强，重新找回我们民族的价值观、重新构建我们的伦理和道德体系，重新建立起一个民主、法制、文明的现代公民社会，是一切的重中之重。
社会价值观的扭曲，根源于权力的不受制约。由于政府的职能定位于发展经济而非提供公共服务、公共福利和公共产品，加之中国的官员实行的是上级任免制，很容易使官员们的逐利性得到释放。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到政府部门办事，看脸色、花钱请客、托关系，稍微不到位就卡壳。由此，不仅导致了整个社会运行效率的低下，更加剧了腐败的蔓延。
发展到现在，连停车场看车的人，都知道在不要发票的情况下，少收点钱，就可以把收到的钱装入自己腰包。连幼儿园的孩子，都知道让家长给老师送礼，以求得老师给自己更好的待遇，或者获得担任“干部”的权力。
这是多么可怕的现状！
我认识一位卖高档服装的朋友，他请中国的模特，这些模特工作不认真不说，还不断加价。后来，这位朋友请在中国留学的外国模特帮忙，每次都准时到，每次都极为敬业。他忍不住多给她们每人发了点奖金，而这些都被退回。她们说：“我们拿约定的就足够了。”这位朋友感慨，在国内很少看到这样淳朴的孩子。
当下，很多人都在抱怨自己没有受到公正待遇，没有拿到足够多的报酬，很多人都怨气冲天，工作时应付了事。其实，如果仔细看一下，有些人的工作和待遇是相当不错的，而其本人往往并未为自己的工作付出多少。为何他们自己还在抱怨呢？除了政府职能不到位、公共服务残缺等原因之外，价值观的扭曲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有一年春节，我与家人一起，乘坐快艇从泰国苏梅岛出发，到安通国家海洋公园玩。有一个岛的台阶正在修建，比较危险，但孩子想爬上去玩，我们就一起上去。泰国快艇公司的一位老者，就拉着孩子的手走，左右不离，非常细心。在去一个又一个小岛的过程中，他们的服务一直非常好。我和孩子正在沙滩上走的时候，那位老者突然拉着孩子的手，指着海里面，原来，有海豚在嬉戏，他让孩子赶紧去看。他们的那种细心、淳朴、享受自然时的快乐，都是发自内心的。回来后我一直记着这件事情，如果是我们，我们有这样的服务意识和敬业精神吗？
是的，在当今的中国，很多人迷失了自己，除了对金钱享受的追逐之外，不知道自己要走向哪里，也不知道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浑浑噩噩，这样的人，其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在哪里呢？
什么在让社会扭曲？
我不想写太多这方面的东西，以免令读者反感，只想举一个具体例子，看看导致社会堕落的一叶——实在是多种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
老人跌倒无人相扶，因为担心被讹诈。据《南京晨报》报道，2009年2月22日上午，一名75岁的老汉在南京市下关区三汊河公交站台下车时，一头从公交车后门跌倒在地，当场爬不起来，跟在身后的乘客都不敢上前救他，老汉大喊：“是我自己跌的，你们不用担心。”听了这话，众乘客才上前救他。
这是彭宇案的后遗症。
不妨回顾一下这个案件。
2006年11月20日，彭宇在公共汽车站好心扶一名跌倒在地的老人起来，并送其去医院检查。不想，受伤的徐老太太及家人得知是胫骨骨折，要花费数万元医药费时，一口咬定是彭宇撞了人，要其承担数万元医疗费。被拒绝后，老人向南京市鼓楼区法院起诉，要求彭宇赔偿各项损失13万多。此案唯一的目击证人陈老先生当庭陈述，他看到的情况是：老太太手里拎着保温瓶，向第三辆公交车跑去，她跑到第二辆车的车尾时，不知为什么就跌倒了，这时，他看到从第二辆车后门下车的彭宇走了几步，上前帮忙，然后自己也上前帮忙，并打电话叫老人的儿女过来，整个过程大约半个小时。
南京鼓楼区法院的判决书却认为，如果彭宇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老太太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说明事实经过并让老太太的家人将她送到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彭宇未作此等选择，他的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如果不是他撞的，应该不会垫钱”——在和老太太家人一起将老太太送到医院后，彭宇曾掏出了200多元钱给老太太的家人交医药费。
基于上述判断，法院认为，可以认定这200多元钱并非借款，而是赔偿款。
法院判决：“彭宇在此判决生效的10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人民币45876元。”
一直为此案出庭作证、也是此案唯一证人的陈老先生说：“我之所以一直坚持作证到现在，完全是凭着自己的良心和当天我的亲身经历……以后还有谁敢做好事？”
法官断案，要求“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然而，这些判决书从头到尾都在用推理和猜测的口吻进行主观臆断的表述，像一部充满奇特想象力的小说，我感慨法院用文学青年来断案。到底是不是彭宇撞了人在这里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份判决书以人性之恶的假设进行推理，实际上是以冷漠的方式，伤了善良人的心，让人再不敢轻易做好事。
我当时写的评论文章网上转载很多。后来，2007年11月，江苏省高院的一名法官特意和我联系，告诉我，引起全国普遍关注的彭宇案不久前经过“调解”和解了。遗憾的是，判决是公开进行的，而知道和解的人只是少部分，导致此案在社会上的负面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
中产阶层缺位
现在，我重回经济话题，讲中产阶层对一个民族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一个民族要走向强盛，必须有一个稳定的中产阶层。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不仅有利于保持一个稳定的消费状态和一个稳定的社会形态，更能大大抵御整个经济体的抗风险能力。
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中产阶层的概念，但有一个“士绅阶层”的概念，凡是社会比较稳定的朝代，也是这一阶层能够发挥作用的时代。因为士绅阶层处在封建国家的官方和普通民众之间，这一阶层具有组织协调民间社会的作用，也可以作为贫民大众和官方之间的缓冲阶层。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层一般占总人数的70%以上，美国的比例更高，达到80%以上。因此，谁能赢得中产阶层，谁就能获得权力。2005年，克里与布什竞选美国总统时，用“中产阶级悲惨指数”来衡量布什当政期间美国中产人群生活水平下降的情况，以争取中产阶层的支持。事实上，出于拉票的目的，美国的政治家向来都是以“中产阶级代言人”自居。由此可见中产阶级在美国的重要性。也因此，当美国中产阶级陷入困顿，美国政府极力出手相救。奥巴马政府特别成立了拯救中产阶级工作小组，由副总统挂帅，寻求解决之道。2010年9月8日，奥巴马明确承诺，美国应当为年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下的中产阶级永久性减税——由此不难感受到美国对中产阶层的呵护。此前，我看到很多研究，认为次贷危机中，美国中产阶层的损失最大，等查阅大量资料，我才突然醒悟，这是因为他们的中产阶层人多啊！当国民绝大部分都是中产阶层的时候，他们在危机中受损总额当然是最大的了。
由于中产阶层所承担的社会经济责任和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举世公认，许多国家都曾或正在将扩大中产阶层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步骤。中国也是如此，2010年中国政府提出了建立橄榄型社会的目标。
而橄榄型社会的主体就是中产阶层。
中产阶层是“稳定收入”+“社会保障”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国外，如果要有一个稳定的中产阶层，除了这群人收入比较高以外，还需要有各方面的保障。就是说你进入中产阶层后，地位是非常稳定的，不会一下子因为家庭经济遇到困难或其他特殊原因地位就下降了。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福利体系，才能使中产阶层人们的心态、经济状态和地位比较稳定。中国类似的保障体系尚未建立起来。
而欧洲，就是靠高税收高福利政策造就了大量的中产阶层。在瑞典，只要三口之家有一个实现就业，基本上就可以全家衣食无忧，成为中产阶层家庭。因此，西方人经常出去旅游、度假，生活质量非常高。
但是在中国，中产阶层非常难以形成，极其脆弱，一场大病、一次金融危机，都可能使中产阶层“一夜回到解放前”，遭受重创，甚至沦为赤贫。
据中国社科院社会研究所教授李春玲介绍，1988年，以收入标准定义的中产阶层在中国的城镇中所占比例不到1%，而2006年达到这一收入水平的人在城镇中的比例仅接近9%。
没房子根本不敢称为“中产”。“中国人特别注重房子，认为你有了房子才进入稳定的经济生活状态，这个房子的概念和中产阶层身份是紧密相连的。”中国社科院社会研究所教授李春玲说，目前的房价不太有利于年轻人很快加入到中产队伍里来。缺乏社会保障也使得很多即便有房有车的人生活得小心翼翼，生怕一场病或者一场意外就变成穷人。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没有上千万不敢说自己是中产阶层。
中产阶层缺位，意味着贫富之间缺少一个稳定的缓冲带，对立将更加尖锐，加之社会财富越来越向占据权力资源和自然、资本资源优势的富人手中转移，社会矛盾很容易激化，加大中国社会的运行成本。这恰恰说明了中国尽快走民富路线，培育中产阶层的迫切性！
税收抑制中产阶层
在中国，中产阶层很难形成的真正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体制的原因，与中国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税收制度等也不无关系。美国占总人口2%的富人，承担了税收的绝大部分，而中国的中低收入阶层，承担了税收的绝大部分，这不利于中产阶层的形成。
另一方面，中小企业的发展，往往是中产阶层形成的孵化室，但在现实中，中产阶层面临着有关部门的吃、卡、要、罚等，经营环境比较恶劣。尤其在次贷危机后，各地政府为了完成庞大的投资计划，加大对中小企业的税费征收力度，使得不少中小企业背负着沉重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中产阶层是很难形成的。
中国的股市一直不能给投资者带来稳定的收益，也是制约中产阶层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2007年年底到2008年年底的股市大跌，让不少中产阶层沦为低收入者。
高房价也是中产阶层的双刃剑。一方面，最早炒房的一批人成为最大受益者，向中产阶层迈进。另一方面，那些因自住买房者，买一套房意味着自己背负着沉重的还贷压力，“一套房消灭一个中产阶级”的说法，之所以引起共鸣，亦在于此。
我此前曾撰文指出：房价的持续上涨和股市的暴跌，导致中产阶层因财富的缩水而减少，难以形成稳定的消费力量与平衡力量，成为中国未来发展中的一大隐患。以中等收入者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被公认为是最理想的社会形态。不幸的是，2008年股市的大跌，又让许多中等收入者的资产严重缩水——他们是股市的参与主体，加之高房价对中等收入者的挤压，这个群体的人数将呈现减少趋势而非增长趋势。从长远来看，这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非常不利。
事实上，一个国家，只要中产阶层发展起来，这个国家一定会富强；如果一个国家，中产阶层被摧毁，那么，这个国家一定走向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