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24日，央视《经济半小时》在题为《民企艰难央企利润大增垄断伤害公众利益》的报道中感慨道：如果说，大型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的手掌心，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就是中国经济的手背。手心手背都是肉，只有它们都能健康成长，中国经济这个拳头才能更有劲。但是，在现实中，这两块肉却往往遭遇厚此薄彼的待遇。一方面，大型国有企业尤其中央企业，占据了大量政策优势、资金优势、市场优势，甚至是垄断地位，它们在获取超额利润的同时，更加速了对各类资源的占有，控制力不断强化。而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却很难享受到与国企一样的优越地位，在融资难、成本上升、出口下滑的挤压中，它们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虽然从经济数据上看，企业利润仍在上升，而感到日子难过的企业却越来越多。因为在看着几家央企吃肉的时候，更多的企业还在期盼着哪怕能喝上口汤……必须保持中小企业欣欣向荣的势头，才能保证大多数人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岗位，才能让大多数老百姓的收入增加，提高消费能力。从这两个重要方面看，都需要国家拿出更大的力气扶持中小企业、民营经济，这其中不仅包括资金、税收，更重要的是开放更多的经济领域。
央视的这个评论比较中肯。
危机中的煎熬
在次贷危机深化的大背景下，民营企业饱受煎熬，一方面，他们没有权力部门依靠，另一方面，他们无法公平分享相关资源。
以信贷为例。在中国经济实现复苏的过程中，充分享受信贷等资源的是央企、地方国企和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当然，处处起带头作用的也是“御林军”央企。无论在楼市，还是在垄断领域，无不活跃着央企、国企的身影。
据统计，2009年前两个月，我国14家银行授信额度总规模达到452万亿；其中对地方政府授信349万亿，对大型投资项目和大型企业授信106万亿，对中小企业授信1956亿。正是对中小企业不到总规模1/20的授信说明了，在2009年1~2月，已实现新增贷款中的90%流向了国有企业中标的政府工程。
在政府大规模的基建项目下，银行的信贷投放俨然成了政府融资的另一个财政部门，仿佛重新回到了20世纪90年代地方政府大量投资过程中银行所扮演的角色。有数据显示，占我国GDP一半以上的中小企业，在银行的授信规模只占5%。绝大多数中小企业都属民营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一部分，它们不但融资困难，就连市场空间，也面临被夺走的危险。在政府刺激的强力推动下，地方政府、国有银行以及国有企业已经组成获取国家资源强大的利益共同体，民营部门的市场空间将被压缩。
很少有人关心，民企的命运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民企的命运不仅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命运，也直接影响着中国经济当下的运行状况。
我在前文中已经分析过，民营企业家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不断扩大投资。我结识一些这样的民营企业家，他们平常省吃俭用，几乎把所有的盈利部分都拿出来用于新的投资，甚至很多时候还要努力向银行贷款来做，这意味着，大量新增货币被其吸纳。
但是，当政府所主导的投资项目越来越多，挤压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就会导致大量社会资本无处可去。这些民营企业家手中的资金无法再去投资——好的投资项目都在政府手中，那么，这些钱会流到哪里呢？
首先就是楼市。恰恰在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走下坡路的时候，中国的楼市出现了更迅猛的上涨。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郎咸平教授认为，过去宽松的信贷政策使得产能大幅扩张，而国内消费不足。经营环境的恶化，使得资金从制造业大幅流入股市、楼市，造成楼市和股市的泡沫。而民营制造业衰退的结果是必然拉低楼市和股市，从而形成这两个市场的泡沫崩盘现象，套牢大部分人。
因此，在次贷危机恶化的大背景下，我与中国社科院的曹建海博士、地产评论员牛刀等有识之士一起，坚决反对政府拯救楼市。因为，拯救楼市的结果，是人为阻止房价的自然调整，从而，对公众进一步强化房价只涨不跌的思维定式，使投机炒作者进一步受到纵容和鼓励，加剧中国楼市的投机氛围。
而且，当大量资源撑起这个已经很大的泡沫，再一旦显露出救市的力量可能继续推高这个泡沫的迹象，不仅投机客，民营企业家手中的大量资金也会流向楼市，从而对中国的实体经济造成“抽血”效应。
高房价的危害
其实，正是远远超出民众收入水平的高房价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这些年来，民众为高房价、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的暴利（前者卖房、后者卖地）付出了多大代价呢？1998~2009年，最保守的估计也超过10万亿元！相当于25个“4万亿救市计划”。倘若这些资金不被既得利益集团掠夺，中国的内需何以长期萎靡不振？可想而知，当这些巨额利润集中在开发商和地方政府手中的时候，对民众购买力的蚕食作用有多可怕。
高房价扼杀了民众的消费能力，在北京、上海这些地方，购买一套住房相当于消灭一个中产阶级，从经济大格局来看，这必然会影响内需的拉动，使得内需不振这一问题，更严重地困扰着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事实上，对这些弊端，中央高层亦有清醒的认识。2008年8月18日至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天津考察时强调：“扩大内需是推动发展的基本立足点，是应对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迫切需要。”要拉动内需，当务之急是把被高房价绑架和吞噬掉的购买力释放出来。促使房价理性回归，将能释放出大量购买力，从而，迅速启动我国内需，并且，保持内需的持续性。这不仅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安全——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如出口）一直是一大隐患。
但是，出于对次贷危机进一步恶化的恐惧，各地政府都出台了拯救房地产的政策，中国楼市失去了天然的调整机会，而房价坚挺对制造业的“抽血”效应也继续进行。
民营企业的压力沉重
民营经济生存环境的恶化，不仅容易助长楼市泡沫，也容易带来就业压力，或者增加失业率。
学者薛涌说，“民间小企业在资金上缺乏支持，在政治上缺乏保护，经常受到地方恶霸的欺凌”。来看一个数据，从1996年年底到2008年年底，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在全国贷款总量中的比例从75%下降到38%。经营的艰难使得中国的很多民营企业家将资金投向了来钱更快的房市和股市。这对“80后、90后”青年人的就业显然不利，因为中小企业正是提供工作岗位的主力军。例如截至2009年，在日本的制造业中，75%左右的产值为中小企业所创造，将近90%的劳动力为中小企业所雇用。在美国，中小企业创造了52%的GDP。
中国GDP每年以平均两位数的数字增长，而大学生的就业却越来越难，追根溯源，与民营企业的生存状况其实是密切相关的。
政府庞大的投资计划，需要大量资金，虽然也强调欢迎民营企业积极参与投资，但各种限制各种门槛决定着，民企在这一过程中难以享受到国民待遇。这意味着，政府庞大的投资资金，需要通过各种途径筹集。各地税务部门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税收任务，而这些负担很大一部分落到了民营企业身上。
以郑州市为例。2010年前10个月，郑州市民营企业完成税收342亿元，税收总额已超过2009年全年，占全市入库税金总额785%，是公有制经济的36倍。其中，上缴国税193亿元，占国税入库税金的72%，是公有制经济的257倍；上缴地税149亿元，占地税入库税金的84%，是公有制经济的525倍。
除此之外，还有不计其数的乱罚款，这成为民营企业的隐性负担。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说：“单就收费罚款而言，2007年政府各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收费罚款就达到16000亿，工商、城管、质监、一部分交通行政、医药食品监督、卫生防疫等，都靠这个吃饭。”
可以想象的是，随着各级政府规划的庞大投资计划的展开，民营企业不得不承受更大的负担。这意味着，中国的民营企业实际上正处在一个艰苦的求生阶段。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而言，2012年是一个重要的门槛，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同样如此。如果把所有的问题都向后延续，那么，在2022年前后的大节点上，我们要面对什么？有勇气面对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