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好久了。他母亲已把他运下了山。他跟战时似的长了满脸胡子。下葬时曾鸣枪对他表示敬意。”
“他当之无愧。它是好样的。比其他人，其他某些人好得多。”
“是啊，它是好样的。拉达曼提斯老是说他性子太急。只是他身体不肯配合。肉体的反抗呗，用那些耶稣会教士的话说。讲得好听一些，他总是用身体思考。可他的身体里偏偏又钻进一些不好的东西，与他的急性子作对。不过呢，肉体的自我消亡甚至毁灭，也比自我保存更合乎道德不是。”
“我看啊，有的人仍旧是个侈谈哲学的窝囊废。拉达曼提斯？谁呀？”
“贝伦斯呗。塞特姆布里尼这么叫他。”
“噢，塞特姆布里尼，我知道。就是那个意大利人……我不喜欢他。他的想法不近人情。”——头顶的声音懒懒地玩味着“人情”这个词儿，把它拖得长长的——“他挺傲慢。”——重音又落在了“慢”字上——“他不在了吗？我真愚蠢，我不知道，拉达曼提斯是什么意思。”
“某种人文主义的说法。塞特姆布里尼走啦。这段时间我们广泛地讨论了哲学问题，他还有纳夫塔还有我。”
“谁是纳夫塔？”
“他的对手。”
“要是他的对手，那我倒想结识结识——可我不是说过吗，令表兄如果企图回到平原上当兵去，那他就死定了。”
“是的，你有预见。”
“你想到哪儿去啦！”
长时间沉默。他毫无反应。他等待着，脑顶靠着椅子背，斜着眼睛准备迎接那嗓音重新出声，再一次没了把握，不知道她是否还在身后，担心那断断续续的琴声会吞没掉她离去的足音。声音终于又响起来：
“这么说，先生连表兄的葬礼也没下山去参加喽？”
卡斯托普回答：
“没有，我在这里跟他道了别，在他入殓之前，当时他脸上已露出微笑。你不会相信，他的额头有多凉。”
“又来啦！对一个自己几乎不认识的女士，竟用这样的方式讲话！”
“难道你要我用人文主义的方式，代替近乎人情的方式？”——他竟不自禁地拖长着“人情”这个词，声调懒懒的就跟在伸懒腰、打哈欠差不多。
“别扯啦！——您一直在这儿？”
“是啊。我等着哩。”
“等什么？”
“等你呀。”
随着他头顶响起的笑声，说出来“傻瓜”两个字。
“等我！是人家不准你出院吧？”
“不，贝伦斯有次也让我出院，在勃然大怒的情况下。不过那只是强行离开罢了。因为除了中学时代留下老病灶，你知道，贝伦斯又发现一处新的，它引起了我发烧。”
“你仍旧发烧吗？”
“是的，老是有一点儿。几乎总在发烧。时烧时停。但并非疟疾。”
“潜伏的疟疾吧？”
他沉默不语，紧皱着眉头，目光散乱迷茫。过了一会儿，他问道：
“你上哪儿去了？”
一只手拍了拍他的椅背。
“真没有礼貌！——我去哪儿了？哪儿都去过。莫斯科啊，”——那声音说“莫斯科”也拖声拖调，跟刚才的“近乎人情”一样——“巴库啊，德国的一些温泉疗养地啊，西班牙啊。”
“噢，西班牙。那儿怎么样？”
“马马虎虎。旅途则不行。人都是一半的摩尔血统。卡斯提亚土地贫瘠，风景单调。比起那边山脚下的宫殿和修道院来，克里姆林宫美得多……”
“埃斯库利亚宫。”
“不错，菲利普国王的宫殿。一群不近人情的建筑。我更喜欢卡塔罗尼亚的民间舞，萨尔达纳舞，吹着风笛伴奏。我也参加跳过。大家手拉手围成圆圈跳轮舞。整个广场全是人。这多么带劲儿。多么有人情味儿。我给自己买了一顶蓝色小便帽，当地老百姓中所有的男人和男孩全都戴的，差不多像菲斯帽，像博伊纳帽。除了其他场合，我在静卧时也戴。先生可以评判一下，看我戴着合不合适。”
“那一位先生？”
“坐在这把椅子上这位。”
“我想该是荷兰绅士佩佩尔科恩吧。”
“他已经评论过了。他讲，我戴着挺迷人。”
“他这么讲？讲完了？一句话得讲完，好让人听明白不是？”
“唉，看起来，有人不高兴，有人想出气，想尖酸刻薄。有人企图挖苦别人，这人比他自己更大度，更优秀，更富人情味儿，而他呢……再加上他那出生在地中海边上的爱耍嘴皮子的朋友…… 可是我不允许有人对我的朋友——”
“你还保存着我内部的肖像么？”卡斯托普语气忧伤地打断那嗓音。
她笑了，“我得找一找喽。”
“我这儿可带着你的。而且在五斗橱上还立着个小小的相框，夜里好把它——”
他讲不下去了。佩佩尔科恩站在他面前。这老头在找他的旅伴，进门以后就站在了椅子跟前，看见坐在上面的人正背着脸跟她扯淡——他像座塔似的立着，而且是近在汉斯·卡斯托普的脚边上，叫这位梦游患者也一下子清醒了，觉得该站起来客气客气，然而仅仅夹在前后两个人之间，想从他那椅子上站起来却挺困难——他只得横着往外挤了一些，这样所有人才得以三角鼎立，中间围着那把椅子。
舒舍夫人按照西方的利益要求，把“先生们”彼此作了介绍。一位过去的相识，她介绍汉斯·卡斯托普说——就是上次住在这里认识的。对佩佩尔科恩先生就无需任何注解。他直呼他的姓名；荷兰人呢，聚精会神得额头和两鬓的深深皱纹变成了阿拉伯花饰，用他那黯淡无色的目光盯住小伙子，向他伸过手来，宽大的手背上生着一块块色斑——一只船长才有的手，汉斯·卡斯托普想，如果不看那梭镖般的指甲。他是第一次面对面承受着大人物佩佩尔科恩的影响——“人物，人物”，面对着他你意识里总会浮现出这个词；一看见他，你立马明白何谓人物；是啊，更有甚者，你将坚信人物根本不会是别样的，只能是他这个样子——在这位肩膀宽阔、脸颊红润、白发飘飘的六十老翁跟前，面对着他那痛苦皲裂的嘴唇，还有他那长而稀疏地从下巴颏儿垂到牧师紧身马甲上的胡须，他这个缺少定力的小年轻感觉到沉重的压力。还有呐，佩佩尔科恩其人就是礼貌的化身。
“阁下您，”他说，“——绝对。不，请允许在下——绝对！今晚上在下有幸认识您——认识一位极其值得信赖的年轻人——我早存此心，阁下，我全力以赴。您叫我喜欢，阁下；我——诚心请求！行啦！您答应我了。”
还有什么好讲。他那些优雅的手势不容置疑，汉斯·卡斯托普让他喜欢。于是佩佩尔科恩只稍加暗示而无需多说，结论便做出来了，其余嘛就通过他那位旅伴之口，做有益而得体的补充。
“小伙子啊，”他说，“——一切都好。那又怎么样——请正确理解我。生命短暂喽，咱们适应它的要求的能力，它反正是——事实如此啊，小伙子。客观法则。铁—面—无—情。总之，小伙子，总而言之 ……”他保持着极富表现力的姿势，看样子似乎要讲，如果不听他的劝告而铸成大错，他可是不负责任的。
舒舍夫人显然已经训练有术，能够从他的半拉子话辨别出这老头究竟想要什么。她讲：
“干吗不呢？完全可以再一起待一会儿，也许玩一玩儿牌，喝一瓶葡萄酒什么的。”
“您干吗站着？”她转而冲着汉斯·卡斯托普，“走啊！咱们不能只是三个人，咱们必须找几个伴儿。客厅里还有谁？您找找，找到了就让他来参加！去阳台上叫几个朋友来。我们会邀请咱们那席的丁富博士。”
佩佩尔科恩搓起手来。
“绝对，”他道，“太好啦。妙不可言。快抓紧，年轻的朋友！听见啦，您！咱们要组成一个小团体。咱们一块儿玩儿，一块儿吃，一块儿喝。咱们将感觉到，咱们……绝对，年轻的朋友！”
汉斯·卡斯托普乘电梯上了二楼。他敲门叫出来费尔格，费尔格又从楼下的静卧厅里的躺椅上拽起来魏萨尔和阿尔宾先生。在大厅里还找到了帕拉范特检察官和马格努斯夫妇，在小客厅里找到了施托尔太太和克勒费特小姐。也就在这房间中央的枝形吊灯底下，摆上了一张大牌桌，四桌用椅子和小搁桌围了起来。荷兰绅士对每一位参加者都表示欢迎，致词的时候目光黯淡而和悦，神情十分专注，以致额头上的皱纹又变成了阿拉伯花饰。总共有十二位牌友入座，汉斯·卡斯托普夹在威严的东道主和克拉芙迪娅·舒舍夫人中间；已经摆好牌和筹码，因为大伙儿一致同意玩儿上几把“二十一点”；佩佩尔科恩郑重其事地唤来小个子服务员，向她要了些葡萄酒，一种1906年的夏布里产白葡萄酒，第一次先来个三瓶，再加上些甜食，应时的南方果干儿也好，现成的糕点也好。好吃好喝的全端上了桌子，老头儿惬意快活得直搓手，接着又慷慨陈词，说的话虽仍支离破碎却煞有介事，因此以使大伙儿感受其人格魅力而言，他事实上完全成功了。他把两手抚在左右邻座的小臂上，翘着指甲尖尖的食指，成功地使大家注意了那高脚玻璃杯里金黄而又清澈的葡萄酒，注意到了那用马拉加葡萄榨制的糖，还有一种面上散满罂粟子儿的椒盐面包圈；他称这种面包圈为神赐之物，说时优雅而又果断地一挥手，把任何想反驳他，说他言过其实的想法都扼杀在了萌芽状态。他第一个坐庄，可是不久便把庄让给了阿尔宾先生。如果我们理解得不错的话，他是嫌当庄妨碍了他随心所欲地享受。
看得出来，赌钱对他是次要的事。对他而言，玩儿牌不是为了赢钱，根据他建议最少下注的五十拉本对他微不足道，但对多数的牌友却已经可观。帕拉范特检察官的脸因此一会儿红，一会儿白，施托尔太太也是一样；因为到了十八点是否还继续跟进，对她来说便成了生死抉择。眼瞅着阿尔宾先生照例又冷冷地甩来一张大牌，施托尔太太更吓得哇哇乱叫，佩佩尔科恩却乐得笑开了怀。
“您叫啊，您叫啊，夫人！”他说。“声音尖利而充满活力，发自内心深处——您快喝点酒，把心滋润滋润，好重新……”说着给她斟上酒，给邻座和他自己也斟上酒，又新要了三瓶酒来，并且跟魏萨尔和内心荒凉的马格努斯太太碰了杯，因为在他看来，这两个人最需要得到提神鼓劲儿。事实上那酒果然显出了奇效，转眼间所有人的脸都通红通红，唯一的例外是丁富博士，他的脸始终保持黄色，一双细眯眯的老鼠眼黑得如同墨玉，而且充满厚颜无耻的喜气。其他人也不示弱。帕拉范特检察官目光迷茫地向命运发起挑战，在并不多么有希望的头张牌上一下押了十法郎，再脸色苍白地跟了一把，结果却赢了钱，因为阿尔宾先生盲目相信自己会摸到一个A，来了个孤注一掷，最后成倍地赔了出去。真叫震撼人心啊，而且不只是对引起震撼的玩家本人。全桌牌友都感同身受，连阿尔宾先生也未能免俗，尽管他自称蒙特卡罗大赌场的常客，冷静审慎足以与赌台上的操牌手媲美，却也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情绪。连汉斯·卡斯托普也玩得很起劲儿；克勒费特小姐同样如此，舒舍夫人同样如此。大伙儿改变了玩儿法，玩儿起了“修铁路”“我的阿姨，你的阿姨”以及危险的“比分差”。幸运之神不断刺激神经，人们爆发出阵阵的欢呼，绝望的喊叫，怒气的宣泄，以及歇斯底里的狂笑，都是那样地真实，那样地发自内心——在祸福无常的人生中，也只能够如此表现吧。
不过呢，这伙人心灵的高度紧张，面红耳赤，瞳孔长大眼睛放光，或者这个小圈子情绪亢奋、呼吸急促和失魂落魄的表现，却并不只是甚至主要不是由赌博和饮酒引起的。这一切一切，更多地归咎于在座者中间那个天生的统治者的影响，得归咎于他们中这个“大人物”的影响，得归咎于荷兰绅士佩佩尔科恩的影响。他把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那双动作丰富优雅的手中；此时此地，他通过自己威严的表情，黯淡的目光，紧皱的额头，有力的话语，将所有人都拖进了魔障。他说了什么呢？他说的话莫名其妙；而他喝得越多，越莫名其妙。可是人们的注意力都系在了他那两片嘴唇上，都微笑着，高高扬起眉毛，冲着他用拇指和食指弯曲成的圆圈点脑袋；与此同时，他的另一些指头则像矛尖似的直指天空，威严的脸上表情迅速变换，使得人们的情绪都毫无反抗地听其支使，狂热的程度远远超过这伙人通常能容忍的限度和习惯。如此地被支使，叫个别人感到力有不支。至少是马格努斯太太已感觉到不适。她眼看就要晕到，可却坚持拒绝回房间去，而只同意在沙发上躺一躺，让人在她额头上敷了张湿毛巾，在那里休息了一会儿又重新回到牌桌。
佩佩尔科恩断定她的不中用是因为营养不足。他高举着食指，用支离破碎的大话，对自己这个见解作了展开发挥。他解释说，人必须吃东西，认真地吃东西，以便适应生活的要求，说完便为大伙儿再要了些饮食，要了些个小吃：猪肉、肉片、舌头、鹅胸脯、烤肉、香肠、火腿——一盆一盆肥美可口的肉食，还配有黄油球、小红萝卜和绿色香菜，真是色香俱全，像一块块迷人的花圃。尽管在此之前已用过不用讲也挺丰盛的晚餐，大伙儿仍旧高高兴兴地享用起来，谁想到佩佩尔科恩还没吃几口，却宣称这简直是“饲料”，而且因此勃然大怒；勃然大怒哩，就表明统治者性格的捉摸不定，变化无常，足以吓破人的胆子。是啊，他甚至暴跳如雷，有人竟敢出来替食堂辩护；他硕大的脑袋气得膨胀起来，用拳头捶打着桌子，宣布一切一切统统是混账垃圾——对他的说法大伙儿只有瞠目结舌的份儿，到底他是施舍者和东家，有权利对自己施舍的价值下判断。
不过呢，他的无名怒火尽管不可理解，却极适合他的模样，汉斯·卡斯托普私下里就不得不承认。它一点没使他的脸变丑，一点没使它变小，相反在他的不可理喻之中——没谁心里把这情况与他喝酒太多联系起来——倒像使他显得更加大模大样，更具有王侯的威严，以致在他面前没谁不低下头，没谁敢再去吃一口桌上的东西。只有舒舍夫人，只有她能安抚自己这位旅伴。她抚摸着老头刚捶过桌子停下来的船长般的大手，讨好地对他说，菜不行可以重要嘛，他如果乐意，如果厨子还没走，可以来份热菜。“我的宝贝儿，”老头回答，“——好吧。”一点没费力气，完全不失体面，只是吻了吻克拉芙迪娅的手，他便下了台，从暴跳如雷回复到了平和状态。他为自己和他的客人要了包馅儿蛋卷——一人一份上好的香菜蛋卷，让大家都能适应生活的要求。下订单的同时，给厨房送去了一张一百法郎的大钞，作为员工们加班的酬谢。
当几大盆热气腾腾、黄绿相间的菜肴端上桌子，温软的蛋香味和奶油香味在室内渐渐弥漫开来，舒适享受的气氛便也得到了完全的恢复。大伙儿动起刀叉，开始享用美食，既与佩佩尔科恩一起，也受着他的监视；他呢，打着优雅的手势东拉西扯，要求人人都注意倍加珍惜这神的赏赐。他还为大伙儿要了荷兰的杜松子酒；他要求在座的所有人都怀着极其虔诚的心情，饮用这种清澈透明，混合着杜松子微粒，散发出谷物香味儿的酒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