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廷顾问贝伦斯怎么也不是疗养院的所有者和主人——尽管人们很可能产生这样的印象。在他的头顶和身后存在着一些看不见的力量；这些力量以机构的形式出现，只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自身的面目：一个董事会，一个股东会，当它们的成员也许是不错的，约阿希姆以名誉担保；尽管付给医生们的工资很高，经济管理的原则也再自由不过，股东们每年仍可以分得丰厚的红利。也就是说，宫廷顾问并非一位独立不倚的汉子，只不过是个代理人，是个职员，是一些更强大的力量的亲信。诚然，他是这类人中的头号人物和最高代表，是全院的灵魂，对于整个组织都有着一定的影响，管理处也不例外，虽说他作为主任医师，对院里经营管理的具体事务自然是超脱的。他出生在德国西北部，据说多年前来任这个职位既违背他的心愿，也与他志趣不合：他是让他妻子硬拖上山来的，可她的遗骨早已安息在达沃斯村的公墓里——公墓风景如画，在右面山坡上紧靠谷口的地方。她是个很可爱的女人，尽管根据贝伦斯住宅中到处摆着的照片以及墙上挂的他这位业余画家亲手绘制的油画判断，她是高傲的，而且弱不禁风。她在为他生下一男一女两个小孩以后，柔弱的身子发起烧来，便来到山上，可是不出几个月便体力耗尽，一命呜呼。人们说，贝伦斯原本把她当做上帝，所受的打击就太沉重了，有一段时期不只郁郁寡欢，简直成了个怪人，常在路上吃吃吃地傻笑，一边手舞足蹈一边自言自语，引起了过往行人的注意。后来，他没回自己的老家，而是留在了此地：显然是因为不想与妻子的坟墓分开，但起决定作用的较为实际的原因却是他自己也染了点儿病，按照他的科学的观点，他干脆就属于这里。于是他便定居下来，作为一位医生，作为与那些他要照料的疗养客同病相怜的人；像他这样的医生并非置身事外，从健康人自由的立场与疾病作斗争，而是本身就带着它的征候——这是一种奇特的情况，但绝非个别，本身无疑既有它的许多优点，也有它的可虑之处。医生与病人亲密无间的伙伴关系显然值得欢迎，常言道只有受苦人才能成为受苦人的领袖和救主。可另一方面，一个本身就受到暴力奴役的人，他是否还可能具备战胜暴力所必需的真正精神力量呢？自己就不自由，还能解放他人吗？一位生病的医生以简单的直觉来判断已属悖论，已是一个矛盾现象。他关于疾病的专业知识，会通过切身的经验而得到丰富和提高呢，或者更多的是被搅浑扰乱了呢？他无法与疾病划清界限，受着它的牵制，不能坚决与它作斗争。即便再小心慎重，也不能问一个本身就属于病人的人，是否还真能专心为他人治愈疾病，或者至少是不让他们病情加重，就跟一个健康人那样……
在与约阿希姆东拉西扯地谈论“山庄”疗养院及其医务主管时，汉斯·卡斯托普以自己的方式提出了上述疑虑和部分思考。可约阿希姆却指出，压根儿没谁清楚贝伦斯自己今天是不是还有病——多半他早已经痊愈啦。他在此地开业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他自行开过一段时间诊所——并且很快就以敏锐的听诊师和可靠的气胸师出了名。后来，“山庄”将他弄到了手，从此他便很快与疗养院化为一体，难分彼此……那儿，在大楼西北翼的后边，是他的住宅——克洛可夫斯基博士的家离得也不远——那位老派贵妇人似的护士长，塞特姆布里尼狠狠挖苦过而汉斯·卡斯托普才只匆匆见过她一面的那位，就是她在操持老鳏夫小小的家务。此外宫廷顾问身边便没有任何人了。他的儿子在德意志帝国的大学里念书；女儿已经出嫁，嫁给了瑞士法语区的一位律师。小贝伦斯有时假期回来探望父亲，约阿希姆住院期间已见过一次。这下子可好，约阿希姆讲，院里的女士们大为激动，体温升高了不说，还因争风吃醋在静卧厅中酿成了许多的吵嚷和争斗，与此同时，克洛可夫斯基的心理分析室门前便特别拥挤……
为了便于助理大夫从事个人的治疗活动，专门为他安排有一个房间；这个房间跟大检查室、实验室、手术室以及透视室一起，都设在照明良好的大楼地下室中。说是地下室，因为从底楼通下去的石台阶确实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但是这个印象的产生却几乎完全基于错觉。首先，底楼本身相当高；其次，大楼整个都是依山建在倾斜的地基上，“地下室”中的那些大房间朝着前面，可以看见花园和山谷，只是由于石台阶的作用和影响，这些情况才被人忽略了。因为人总以为下了台阶就到了低于地面的地方，不知道在下边仍处于地面上，或者准确地讲充其量也只低于地面一二英尺——一天下午，汉斯·卡斯托普陪表哥到“那下边”去量体重，上述情况就使他产生了一个滑稽可笑的印象。地下室里像所有医院一样明亮而洁净；一切都包裹在白色之中，门全闪着白色的漆光。克洛可夫斯基博士诊室的房门也如此。门上面用图钉钉着这位学者的名片，要进去还得下两级台阶，因此使人觉得里边是间贮藏室什么的。门开在从上边下来的右侧的走廊尽头，汉斯·卡斯托普在过道上走来走去地等候约阿希姆时，对这扇门特别地注意。他也真看见谁走了出来，是一位他最近碰见过但还不知道名字的女士，一个额前覆着一片发卷、带着副金耳环的玲珑娇小的女人。只见她低低地弯着腰爬那两级台阶，一只手拽着裙子，另一只戴着戒指的小手拿手绢捂着嘴，同时却抬起一双大而苍白的眼睛茫然凝视空中。她迈着急促的碎步，衣裙窸窣地奔向楼梯，可到了跟前又像想起什么似的突然停住，调过头重新奔跑起来，一直弯着腰，捂着嘴，消失在了地下室里。
在她进去的一瞬间门敞开了，看得见里边比外面白色的走廊上暗得多：显然，这地下室内像医院一般的洁白明亮到不了里边去。汉斯·卡斯托普发现，在克洛可夫斯基博士的心灵分析室中，笼罩着一派半明不暗的神秘气氛。
席间对话
在那色彩鲜明的餐厅中用膳时，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颇感觉到几分狼狈：他那次独自外出散步时闹上了脑袋打战的毛病，现在还没有好，活像一个老态龙钟的人。这毛病偏偏一吃饭就差不多要发作，一发作起来就不可收拾，无法掩饰。除去那不能总是保持硬挺的高贵的竖领之外，他还想出各式各样的办法来遮盖自己的弱点，例如适当地多活动脑袋，不断地转来转去与左右两边的人交谈，或者在送汤勺进嘴里时用左小臂顶着桌子，使身体坐得更稳，或者在休息时支起胳膊肘，用手掌托着下巴，虽然这在他自己眼中显得粗鲁无礼，只在不拘小节的病人中间才可以为之。不过，一切的一切都很讨厌，常常完全倒了他吃饭的胃口，而他本来却是挺重视这一日数餐的，特别为了席间紧张热烈的气氛，以及许多值得一观的场面。
这种他努力想克服的令他丢脸的现象——汉斯·卡斯托普也清楚——不只有其身体的原因，也不单单怪山上的空气特别和他适应气候水土的艰难，而且也表现出他内心的某种不安，也跟席间的紧张气氛以及那些值得一观的场面本身有着密切的关系。
舒舍夫人几乎每次吃饭总是迟到；在她来到之前，汉斯·卡斯托普会一直不停地挪动双脚，怎么也坐不安稳，因为他在等待那伴随着她进来而响起的那一下子玻璃门的咣啷声，并且预料到自己将因而浑身一震，脸孔冰凉——这已经成为规律。刚开始时，他每次都扭过头去，以愤怒的目光伴随那不拘小节的迟到者走向她在“好样儿的俄国人席”上的座位，甚至于还会冲着她的脊梁骨，从牙齿缝中挤出一声低低的咒骂，一声愤怒与不满的呼喊。现在他不这么做了，而是脑袋更低地垂到汤盆上，甚至咬着嘴唇，或者有意识地、故作姿态地把头转到一边；好像他再也生不起气来，再也没有去进行指责的自由，而是自己对那讨厌的事情同样负有责任，因此也同样对不起其他人似的——一句话，他感到羞耻；说他为舒舍夫人感到羞耻纵然不完全准确，但他在人前确实感到了自身的耻辱——本来他可以免去这种感觉，因为全餐厅没谁注意舒舍夫人的劣迹，关心他汉斯·卡斯托普由此而感到的羞愧。大概只有一个人例外，她就是坐在年轻人右手边的女教师恩格哈特小姐。
这可怜巴巴的女人看出来，由于汉斯·卡斯托普对那摔门的声音格外敏感，与她挨着坐的这位年轻人对那俄国女子久而久之便产生了某种特殊的感情。可是，如果仅此而已，也谈不上他们之间有了那种关系。归根到底，倒是他那假装的——而且由于缺乏演员天才和训练而装得很蹩脚的无所谓的样子，才不但不能表明他跟人家没有多少关系，相反倒说明关系很大，说明他与她的关系已经进展到了相当高级的阶段。恩格哈特小姐常常不为自身抱任何的奢望，而是无私地对舒舍夫人一赞再赞——可怪就怪在汉斯·卡斯托普虽然不是马上，但不久就完全看清和识透了她这火上加油的伎俩。是的，他对此甚为反感，但是却又并不因此就少受些影响，保持住自己头脑的清醒。
“咣啷！”老姑娘道，“就是她，您不用抬头便可断定谁进来啦。当然，她正在往里走——瞧她那姿态多么动人——简直就像只溜到牛奶盆子跟前去的小猫咪！我愿意和您调一调位子，使您能无拘无束地、舒舒坦坦地观察她，跟我现在一样。我才明白，您不乐意老是把头转向她——上帝知道，她要是看见您这样，会怎样得意哩……现在她在向她的那伙人问好……您真该往那边瞧瞧，看着她实在叫人高兴。当她像眼下似的说说笑笑，脸上便会出现一个酒窝儿，但并非每次都有，只是在她愿意的时候。是啊，真是个小宝贝儿，真是个娇生惯养的千金，所以才那么随随便便，是不是？这样的人儿你就得爱，愿也罢不愿也罢；须知她们的随随便便令人恼恨，而这恼恨却只会更加激起你对她们的爱慕，如此禁不住地既是恨又是爱，那才叫幸福啊……”
女教师捂着嘴窃窃私语，不让其他人听见，同时她那老处女的脸颊上一片绯红，使人想到她的体温一定已大大地超出正常。她那一通富于挑逗性的说道，却硬是钻进了汉斯·卡斯托普这可怜虫的骨髓和血液里。有某种身不由己的感觉使他需要由第三者来为他证实，舒舍夫人端的是个迷人的女性。此外，年轻人还希望从外界得到勇气，去委身于那些使他的理性与良知都激烈反抗的感情。
至于这些谈话的实际效用，是微乎其微的；恩格哈特小姐不管多么卖力气，她却并不知道舒舍夫人的任何详细情况，她了解的疗养院中每个人都了解。她不认识人家，不便夸口她们彼此是熟人；唯一使她在汉斯·卡斯托普眼前面子上增光的，是她的家在柯尼斯堡，也就是说离俄国边境不远；再就是她能支离破碎地讲几句俄语——一点儿可怜巴巴的资本罢啦；可汉斯·卡斯托普却准备把它们当做是她与舒舍夫人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她没戴戒指，” 汉斯·卡斯托普说，“我看见她没戴结婚戒指。这是怎么回事？她可是一位已婚妇女，您告诉我？”
女教师陷入了窘境，好像不讲清楚就不行似的；面对着汉斯·卡斯托普，她仿佛成了舒舍夫人的发言人。
“这个请您别问得太仔细，”她说，“婚，她肯定是结过了。对此不可能有任何怀疑。她自称夫人，并不像一些年纪稍大点儿的外国小姐似的只为提高身价，而是如我们大家所知道的，确确实实在俄国的什么地方已有个丈夫；这是此地尽人皆知的事实。她在娘家用的是另一个姓，一个俄国姓而不是法国姓，结尾叫什么阿诺夫或乌可夫来着，我已经听见过，只是又忘记了。您想知道，我再去打听就是；此地知道她娘家姓啥的人肯定不少。戒指？不，她是没戴戒指，这我也注意到了。我的天，也许它不适合她，也许它使她的手显得肥。或者她认为戴结婚戒指，戴那么个扁平的箍箍，是小市民习气……她才不会那么婆婆妈妈喽 ……不，她生性太豪爽……我清楚，俄国女人全都有那么点儿自由豪放的脾气。再说了，戴上戒指总显得有些个一本正经和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味道。它乃是身不由己的象征，我想说；它将女人变得像个修女，成为一朵摸不得、碰不得的贞洁的蒲公英。我毫不奇怪舒舍夫人不喜欢这样……一位如此妩媚的女性，正值青春年华……显然她没有理由和兴趣，让每个去向她表示爱慕的先生都立刻感到她已受着婚姻的约束……”
伟大的主啊，瞧女教师已经扯得多远！汉斯·卡斯托普盯着她的脸，吃惊非小；她呢，也不怕他看，只是显出来几分尴尬。随后，两人都沉默了一会儿，以便喘口气。汉斯·卡斯托普一边吃东西，一边克制脑袋的颤动。他终于又问：
“那丈夫呢？难道他一点也不关心她吗？他从没上山来看过她？他究竟是干啥的？”
“公务员。俄国公务员，在一个异常偏远的省份，达吉斯坦，您知道吗，在最东部，在高加索的那一面，他奉派上那儿去了。是的，我可以告诉您，这山上的确还没任何人见过他。而她呢，住进来也已经两个多月了。”
“这么说，她在这儿已不是第一次？”
“哪儿的话，已经第三次了。其间她也是住在别处的类似地方——反过来，她倒有时候去看他，但不经常，只是每年一次去住上一段时间。他们过着分居生活，可以这么讲；她有时候去看他。”
“是啊，是啊，她病了嘛……”
“不错，她是有病。然而还不那么严重，没严重到她必须经常住疗养院，没严重到必须与丈夫分居。必定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也许高加索后边的达吉斯坦，那个野蛮而又遥远的地方她不喜欢，说到底也不奇怪不是。然而她那么一点儿也不喜欢与丈夫待在一起，想必跟他本人也有些关系。他姓一个法国姓，却又是地地道道的俄国官吏，是那种很粗俗的角色，您可以相信我。这号子人我见过一个，长着一张红彤彤的脸，一部铁灰色的连鬓胡子……极端贪污腐化，而且全都有喝伏特加，也就是烧酒的嗜好，您晓得……为了顾面子，他只要些小菜，几个盐渍蘑菇呀，一片鲽鱼呀什么的，可另一方面酒却无节制地灌，还美其名曰小吃哩……”
“您把一切全推到他身上，”汉斯·卡斯托普说，“可我们并不了解，他们夫妇不能生活在一起，是不是也有她的责任。咱们必须公平。依我看，她那么不懂礼貌地将门一摔……我不认为她就是个天使，请您别见怪；对她，我也不过分相信。可您呢，却有失偏颇。您彻头彻尾地向着她，对事情的看法充满成见……”
他时不时地这么来上几句，带着与他的本性格格不入的狡狯，想造成一种假象，仿佛恩格哈特小姐对舒舍夫人的崇拜，并非他清清楚楚知道的那么回事，倒成了一个与他无关的滑稽可笑的事实；而他超然独立的汉斯·卡斯托普，反可以站得远远的，来对可怜的老处女进行嘲讽奚落。他心中有数，他的女帮手将容忍和喜欢他这样混淆事非，颠倒黑白，不会冒任何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