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制度方面，卷之三《礼乐》和卷之六《事例》有数十条材料，涉及到礼乐、贺仪、巡狩、丧礼、祭祀、律令、职官、考绩、科举等许多方面。明初首任翰林院学士陶安，对于明代礼仪制度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凡国家制度礼文，多安所拟”（《礼乐》）。如“陶安与省臣李善长等进郊社宗庙议，请分祭天地于南北郊，冬至祀上帝于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岁从祀。夏至祀地袛于方丘，以岳镇海渎从祀。宗庙则四代各为一庙，皆南向，以四孟及岁除凡五享。孟春特祭于太庙，孟夏、孟秋、冬、岁除，则合祭于高祖庙。社稷宜祭以仲春、仲秋上戊日。皆从之。”（同上）对于明代中后期，帝王早朝只“言事八件”的原由，《事例》记述说：“自太祖相传，列圣临朝，每至日昃，不遑暇食，惟欲达四聪以来天下之言。英宗以幼冲即位，三杨（指杨士奇、杨荣、杨薄）虑圣体易倦，因创权制，每日早朝，止许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诸阁下，豫以各事处分陈上，遇奏，止依所陈传旨而已。英宗既殂，三臣继卒，无人敢复祖宗之旧者，迄今遂为定制。”另外，卷之四《纂修》叙述了明代律令的撰修过程：“吴元年，初置翰林院，首召陶安为学士，时方招四方宿儒集阙下议礼，命安总之。诏修律令，安为议律官。十二月甲辰，律令成，令刊布中外。洪武元年正月，《大明律》刊修，分吏、户、礼、兵、刑、工，《大明律》亦如之。……八月乙卯，上念律令尚有轻重失宜，有乖大典，命儒臣四人同刑部官将《唐律》，日写二十条取进，上择其可者从之，其或轻重失宜，则亲为损益，务求至当。六年十月，复命刑部与本院审定《大明律》。七年二月律成，学士宋濂撰表以进。二十二年八月，更定《大明律》，初命本院同刑部官将比年律条参考折衷，以类编附，曰名例律，附于断狱下。至是将载诸篇首，颁行之。”从这段记载，既可了解明律前后经二十余年，反复修改的基本情况，也可看出《大明律》与《唐律》的关系，是研究古代法律史的重要材料。
由于《玉堂丛语》以馆阁文人为重心，故文化方面的材料随处可见。如卷之一《文学》类，记翰林待制、太常寺丞张羽与一批文人结诗社，号称“十才子”，反映了当时文人相互弘扬提携的风气。对于著名文人的著作情况书中也多有记载。如“与杨基、张羽、徐贲齐名，世以拟唐初四子”（《文学》）的翰林编修高启，列出了他的《姑苏杂咏》、《娄江吟稿》、《史要类抄》等十部著作。“与宋景濂、刘三吾齐名”（同前）的翰林学士张以宁，则列出《翠屏稿》、《淮南稿》、《南归纪行集》等五部著作。尤为突出的是，《文学》类详细列出翰林学士杨慎撰著的《升菴全集》、《升菴诗集》、《南中集》等七十余种著作，和编纂的《蜀艺文志》、《选诗拾遗》、《全明诗抄》等八十余种书籍，简直就是杨慎著作的总目。此外，书中还有编修《永乐大典》的重要人物陈济情况的记载：“朝廷修《永乐大典》，大臣有言陈先生济者，以布衣招至，为都总裁。时合内外词臣暨太学儒生，众数千人，繙阅中秘四库书，浩瀚填委。先生至，则与故少师姚公、尚书郑公、祭酒学士数辈，详定凡例，区别去取，莫不允惬。而六馆执笔之士，凡有疑难，輙从质问，先生随问响答，未尝觝滞。疏抉剖析，咸有源委，非口耳涉猎者可比。故一时之人，无不服其该博。”这段记载虽主要记载陈济一人，但对于了解《永乐大典》的撰修情况也大有助益。
《玉堂丛语》中还有许多涉及宗教、天文、中外交通等多方面的材料，限于篇幅不再胪列。
二、是《明史》的史料来源之一
清朝编修《明史》时，除了取材于明代实录、典志、专门史书外，也吸收了大量传记和杂史的材料，《玉堂丛语》也在其内，只要稍加比照即可看出。
《明史》采摘《玉堂丛语》的材料分为两种情况。其一，直接引用，稍加润色。如《明史》卷190《杨廷和传》，记载他削裁冗员的事：
……已而诏下，正德中蠹政釐抉且尽。所裁汰锦衣卫、内监局旗校工役，为数十四万八千七百，减漕粮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其中贵、义子、传升、乞升一切恩悻得官者大半皆斥去。中外称新天子圣人，且颂廷和功。而诸失职之徒衔廷和切骨，廷和入朝有持白刃伺舆旁者。事闻，诏以营卒百人卫出入。
《玉堂丛语》卷之二《政事》的文字是这样的：
……已而诏下，正德中蠹政釐革且尽，中外加额，称新天子圣人。而所革锦衣等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为数十四万八千七百，减漕粮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其中贵、义子、传升、乞升一切恩悻得官者殆尽。失职之徒衔廷和切骨，入朝有持白刃恫喝于舆傍者。事闻，诏以营卒百人为廷和出入卫。
略加对照即可看出，两书记载内容完全相同，有些句词完全一致，只是个别字句稍有变动而已。
再如，《明史》卷176《商辂传》，记商辂指出汪直督西厂擅权横行，危及国家的议论：
辂正色曰：“朝臣无大小，有罪皆请旨逮问，直擅抄没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边城要害，守备俄顷不可缺，直一日械数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留守大臣，直擅收捕。诸近侍在帝左右，直輙易置。直不去，天下安得无危？”
《玉堂丛语》卷之四《侃直》中的文字如下：
文毅（商辂的谥号）正色曰：“朝臣无大小，有罪皆请旨收问，渠敢抄劄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门锁钥，一日不可缺人守者，渠一日擒械数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诸近侍，渠敢擅自换易。此人不黜，国家安乎危乎？
上述议论，二者记载中的渊源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
《明史》采用《玉堂丛语》材料的另一种情况，是不录原文，浓缩概述。如《玉堂丛语》卷之二《筹策》类，记文渊阁大学士宋讷上《安边策》，基本载录了原文：
宋讷献《安边策》曰：“今海内既安，蛮夷奉贡。惟沙漠胡虏，未遵声教，若置之不治，则恐岁久丑类为患边圉。若欲穷追远击，又恐六师往还万里，餽运艰难，士马疲劳。陛下欲为圣子神孙万世之计，要不过谨备边之策耳。备边固在乎屯兵，实兵又在乎屯田，屯田之制，必当法汉。本始年中，匈奴帅十余万骑而南，欲为寇，汉将赵充国乃将四万骑，分屯缘边九郡，而充国统制期间。则当时之筹画区分，概可想见。我朝诸将中，勇智谋略岂无如充国者哉！陛下宜选数人，每将以东西五百里为制，随其高下，立法分屯。所领卫兵，以充国兵数斟酌损益，率五百里屯一将，布列沿边之地，远近相望，首尾相应。耕作以时，训练有法，遇敌则战，寇去则耕。此长久安边之策也，又何必劳师万里，求侥幸之功，以取无用之地哉！”上嘉纳之，遂令边军皆屯田，且耕且守，著为令。
而《明史》卷137《宋讷传》，只对《安边策》做了概括叙述。其文字如下：
讷尝应诏陈边事，言：“海内又安，惟沙漠尚烦圣虑。若穷远追击，未免劳费。陛下为圣子神孙计，不过谨边备而已。备边在乎实兵，实兵在乎屯田。汉赵充国将四万骑，分屯缘边九郡，而单于引却。陛下宜于诸将中选谋勇数人，以东西五百里为制，立法分屯，布列要害，远近相应，遇敌则战，寇去则耕，此长策也。”帝颇採用其言。
这样的例证还有很多条，但无需赘列，仅此也足以说明《玉堂丛语》确为《明史》编撰时的史料来源之一。
三、可补《明史》记载的不足
《明史》编纂时，按照清代统治者的思想和要求取材，把许多具体的、反映历史真实的材料删去了，而在《玉堂丛语》中却多有留存。因此，《玉堂丛语》所记的内容有不少可弥补《明史》的欠缺。
如《玉堂丛语》卷之四《献替》类中，载录了翰林编修陈音《保治疏》的主要内容。这篇上疏从“养君德”、“进人才”、“开贤路”、“辟异端”四个方面阐述了陈音对国家治理的意见，言简意明，论辩有力，是研究明代政治思想的具体资料。但在《明史？陈音传》中，只引用了“进人才”的部分言词，其他一概阙如。再如，《明史》卷7《成祖本纪》与《玉堂丛语》卷之四《调护》，均记载了明成祖死于榆木川后，秘不发丧，收集军中锡器，镕为殓具，载以龙舆，“朝夕上膳如常仪”的情况。但在《玉堂丛语》的记载中，却多出了“锡工尽除，以灭其迹”的内容。这一情节可能是在修《明史》时，为掩盖统治者的暴行而删除了。幸赖《玉堂丛语》的载录，才使后人得以更多地了解当时的情况。
另外，《玉堂丛语》还保存了不少重要的，但《明史》未载的材料。一度执掌朝政大权的首辅张居正，曾归葬父亲。他在路途的所作所为《明史》一字不载，而《玉堂丛语》卷之八《汰侈》类却有具体记载：
张居正奉旨归葬，所经由藩臬守巡迓而跪者，十之五六。居正意未慊，檄使持庭参吏部尚书礼，至是无不长跪者。台使越界趋迎毕，即身为前驱，约束吏卒，干陬饬厨。传居正所坐步舆，则真定守钱普所创，前重轩，后寝室，以便偃息，旁翼两庑，各一童子立，而左右侍为挥箑炷香，凡用卒三十二舁之。始所过州邑邮，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居正犹以为无下箸处。而普，无锡人，独能为吴馔，居正甘之，曰：“吾至此仅得一饱耳。”此语闻，于是吴中之善为庖者，召募殆尽，皆得善价以归。
由于张居正在明代历史上处于很重要的地位，对他给予历史的评价是明史研究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因而，这段史料对于全面评价张居正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再如《玉堂丛语》卷之二《筹策》类，简录了兵部侍郎王邦瑞的《请罢中贵人监军疏》。疏中指出：“今国家所患者惟虏，所最甚患者唯卒弗振，臣以为斯二患者，非深患也，所谓深患者，唯在中贵人典兵权耳。”并举例说：“乃者胡马来，臣调团营兵，令出城击胡，而十二营半空”。“空无人者，则乃中贵人所为耳。外语藉藉，咸以有为输钱脱更之弊，是本用监军，反用蠹军矣。”因而，“请罢中贵人，勿使更滥戎机，亦保躯善后之图也。”这是切中时弊的议论。卷之七《规讽》类，记载了吏部左侍郎何文肃“见时政阙失，致书于翰学彭华”的关于用人的大段论述。书中指出当时“但见升一官，进一秩，士论輙譁然，曰某以亲旧当道得之，或曰某以通书政府而得之，某以纳贿权门而得之”，致使“巧宦者悉皆超擢，自守者往往沦弃”。提出了“奖恬退，抑奔竞，以振名教于风颓俗靡之际”的主张。上述这些言论都是研究明史的重要资料，可是《明史》却未加采录。
还需提及，卷之六《科目》类中，对明代状元情况作了分类统计，具体列出了“会元登状元者八人”、“状元曾登解元者十一人”、“状元入阁办事者十一人”、“状元官学士者二十三人”、“状元兼学士衔者五人”、“状元兼殿学士衔者一人”、“状元赠三官者一人”、“状元有谥者二十七人”、“状元三主会试着二人”、“状元两主会试者二人”及“状元加上柱国一人”。每类下均列出了名单，有的还进一步作了介绍。这无疑是对研究明代科举制度很有帮助的统计资料。
综上所述，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玉堂丛语》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研究明代历史不可不读。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增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