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帝王贵族都喜好玉石，而尤以明清为甚。明代时，“良玉集京师”，宫廷“御用监”下专设有玉作坊，从事玉器制作。清代的乾隆皇帝也嗜玉如命，糜费巨资，以求精品。所谓上有好之下必有甚，好玉之风风行全国。赵汝珍在《古玩指南》中对清代官场士大夫的爱玉风尚有一段淋漓尽致的精彩描述，他写道：“凡京中之中上等社会人物无不腰缠累累玎玎珰珰者，居则以玉为消遣之品，行则以玉表示富厚之征，朋友相见必以所得之玉相夸示，集会谈话必以玉为主要论题。居家无玉宛如非士大夫之宅第，服饰无玉直同非完整之衣履，身上无玉似不便与友朋相会，无玉之知识直不能插入友朋集体集会之谈话。玉之重要如此，故社会人士无不竭力求之者。”
官员们之所以尚玉，因为玉是他们财富和等级名位的“护照”，是一种变相的“名片”。古代官场每每以貌取人，以衣待人，官员们自然不可等闲视之。玉总是与金相提并论的，和财宝有关，汉字中与玉旁有联系的字都代表财富。官员佩的玉越好，表示他的财富越多，地位也越高。古时玉作为封官拜爵之用，国君和诸侯以及大臣，所执的玉就各不相同，以示爵位级别的高低。官场尚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玉是美好的象征，人们把玉比为修身的标准和个人的品德，具有一种社会道德的含义。《礼记》中记载的孔子语：“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镇密而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重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以玉比作君子的德行，代表君子的仁、义、礼、智、忠、信。《春秋繁露》则说得更为明确：“公侯贽用玉，玉润而不污，至清洁也，故君子比之于玉。玉有瑕秽，必见于外，故君子不隐所短。”所以《礼记·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官场中的士大夫官员们很自然地爱玉、尚玉、佩玉，玉比自己的德行，以显示自己品行端直，心洁如玉，是堂堂正正的君子。屈原出於污泥而不染，遭受奸臣小人的打击，故在《九章》中感叹：“怀瑾握瑜兮，穷不知所示。”以美玉比自己的德行。屈原是位忠臣，自然可以以玉自比，而官场中的奸臣、酷吏往往以玉作比，标榜自己，这纯粹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扇，本是消夏驱夏之物，后来也被认为可以表现一个人的风度和才学。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智人诸葛亮就手执一柄鹅毛扇，潇洒自如，从容指挥千军万马，谈笑间破敌攻城，一副儒将风姿。羽扇纶巾遂成为文人高士的象征。魏晋南北朝时，在扇面上绘画、写字已相当普遍，官员们常以手持名家书绘的扇子来表示自己高尚文明的修养。历史上就流传着书圣王羲之题扇的轶事。王羲之见一位老太婆叫卖六角扇，但买者甚少。王羲之于是取过扇，各写了五个字，老太婆叹息字太少，王羲之说，没关系，只要到官衙前叫卖，并说是王右军写的，就能卖百两黄金。老太婆半信半疑地照办，果然官员们竞相购买，卖得百两黄金。范晔、陆探微、顾宝元等名书家、名画家，也经常为官员，甚至皇帝书绘扇面。折扇自宋朝从日本从传入中国后，在士大夫中广为流行。他们手持白扇，踱四方步，轻摇徐扇，自感风度翩翩，学富五车，于是玩扇的风气愈来愈浓，成为官员们必备之物。书画扇的风气也日盛，官员不惜重金求购名家扇面上的只字片画。苏轼、明四家、画中九友、清扬州八怪、金陵八家的扇面手迹是官场中公认的精品，最为时髦。由于扇在官场中主要不再是引风逐暑之物，而代表身份地位和才学，因此制作也越来越精美。扇面用槌金、洒金、泥金、乌金、发笺、矾绢等材料制成，扇柄下还饰有用伽楠、沉香或汉玉小玦及琥珀、黑水晶等名贵之物精雕细刻而成的扇坠，以及彩色流苏。官场士大夫们中形成喜扇之风，人皆好之，随身携带，必不可少，以显示自己满腹经纶，精通文墨。《知寒轩谭荟》中记载，清光绪年间官员们“所持皆此物”。
玉、扇都是官员士大夫所喜好的，古玩更为官场时兴。古玩包括很多，诸如秦砖汉瓦、铜镜、古印、鼎彝、古瓷、古书画等。历代上自宫廷、豪门贵戚，下至一般的官员，都爱好古玩，讲究古玩。官员爱好古玩一则为附庸风雅，当然官场中也不乏能真正鉴赏品玩之人；另外这也是消极避世，明哲保身的万全之策。封建社会中，皇帝家天下，独断专行，官员虽吃皇俸，代管百姓，可也不敢轻易谈论朝政，一言不慎，便可能带来血光之灾，甚至祸灭九族，行为也受到官箴的诸多限制。于是玩古玩便成了一种极好的消遣方式，乐得清闲。
古玩在官场中除此之外，还别有他用。古玩虽小虽旧，但价值连城，因此收藏古玩极利于招财敛宝，保值十分方便稳妥，而且又利于洗钱。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官吏有了钱明目张胆地购田置地，不被御史参奏一本也要被社会非议。而古玩是没有定价的，价值一千元的东西，或许一元就能买到，官吏收藏有数倍于他俸禄的古玩，也说得过去，为事理所容。因此收藏古玩成了官吏隐藏其不义之财的好办法，成了作官的一种诀窍，为历代众多的官员所采用。官吏升迁不定，全凭皇帝一句话，随时得听候调拨。在京师任职时有钱就买田置地，如要外调，事情就麻烦了。这古玩体积小，重量轻，只需往箱子中一放就可赶赴新任，比黄金珠宝还方便。正由于官员好收藏古玩，且古玩体小价昂，因此有人别辟蹊径，使其成了求职办事的敲门砖，以代替孔方兄。古时官场总是和钱相连的，贿赂之风盛行。贿赂官员用现钱终觉难堪，且容易被别的官员抓住把柄，以古玩代钱就是一种可行的好方式，故风行一时。《水浒传》中的生辰纲便是梁中书送给当朝权贵蔡京的大批古玩。反映明代社会习俗风情的《金瓶梅》中也写道：西门庆为巴结蔡京，送给其门生山东巡按御史宋松原一个古玩炉鼎，而当上了清河县的千户，管理一方治安。
官场收存古玩成风，因而也出现了大量古玩店。何彤云在《赓缦堂杂俎》记道：“京师琉璃厂，列肆如云，古董居其大半。”古玩店中有些十分有名。如“博古斋”、“德宝斋”、宜古斋”、尚古斋”以及“广文斋”等。这些古玩铺通过古玩与官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不准公开买官时，某个官职有了空缺，价值一万元，想补缺的人直接用钱买官有失雅观，于是卖官的人就把不值一文的破铜烂铁送到古玩铺，要价一万元，而求缺的人就以一万元通过古玩铺买下。如此一转折，受贿卖缺的蛛丝马迹就被抹掉了。任何参奏，任何调查都不能获得犯法的实据。因此古玩也就成了卖官买缺的媒介，官场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东西。
官场中人都极重体面，他们虽富，但也会遇到手中现钱不够的时候。上当铺有损官面，向别人借也欠妥，最好的办法是以古玩来救济。如某官缺钱一千元，于是就把价值二千元的古玩送到古玩铺中，请其代为出手，开价一万元，声称已玩腻了，另外寻得了珍品，手中尚缺一千元，请求借给一千元。古玩商深谙其道，知道这价值二千元的古玩要价万元，是绝对卖不出去的，但有此作抵，也乐于借给官员一千元以作周转之用。这种方法既弄到了钱，又不露穷像，官员们对此十分满意，故遇手头周转不灵时常用此法。要知道，败坏家业，暴露家道衰败，古人是很以为耻的，何况是作官之人。
重要官吏的升迁任命大权都操在权臣之手，各省的督抚身在京外，消息闭塞，对权臣的爱好、忌讳、喜丧之日有所不知，或把握不准。而由于权臣收存古玩时，常与古玩商接触，古玩商也就深得其信任。名戏《一捧雪》中汤裱褙正是如此，而受到奸相严嵩赏识。于是，各省的督抚就暗中嘱托古玩商为他们探听，为他们周旋。古玩商对各朝臣知之甚详，因此周旋自如，办事水到渠成。清末时，外省官员对京中朝臣的一切应酬都完全由古玩商代办了，其花费多少银两，送了些什么古玩，外官都一概不知，只是到年终的时候开一笔总账付款而已。因此全国的重要官员无不以购买古玩，结交古玩商为晋爵保禄的台阶。赵世珍在《古玩指南》中感叹道：“一般谋差求缺之辈必于古玩商场求出路，不精熟于古玩能于官场中立足耶？”由于古玩对官场影响颇大，因此以至有些古玩商甚至操纵官员的任命。古时候，科举考试只重考试，不太重资历。当一介穷书生连中三元，候缺等待下放时，需要大量的钱财应酬，而穷书生囊中羞涩，哪来那么多钱。于是古玩商出面代为包办，一切所需的费用均由其垫付。等到大功告成，穷书生得到任命后，古玩商就派账房先生去收成本和利息。倘若食言，那穷书生即使得到了任命，由于古玩商从中作梗，也上不了任，吃不上官俸。因此一些渴望步入官场的人都纷纷巴结古玩商，以谋求鼎力相助，并许诺事成之后重酬回报。
总之，收存古玩官场之风，是官员附庸风雅，公余消遣，积钱保值，送贿受赂，升官谋缺，进身保禄的方法。古玩成为官场喜好之物，也就身价百倍，日渐昂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