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多被后人诟病，盖因其玄妙深远，令人不知所云。王导称之为“共谈析理”，“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琴赋》）。魏晋士大夫开清谈之风并登峰造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魏晋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即使是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也不能心安理得。官场倾轧，礼教束缚，动辄得罪的恐惧感笼罩士大夫心头。孔融被杀，嵇康被诛，使得阮籍佯狂，刘伶纵酒。他们言语紊乱，不知所云；行为怪诞，难明其义。士大夫阶层明哲保身，也沾染上那种气息，假装疯疯颠颠或者整天清谈，闭口不言国事天下事，不评论他人过失。这种“忍”功练得最出色的要算阮籍了。他一生从不评价任何人，连皇帝都感叹他的谨慎，可见阮籍对官场的险恶是有切身体会的。
清谈之风从“竹林七贤”开始。西晋初，阮籍、嵇康、山涛、刘伶、向秀、王戎、阮咸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世说新语》）。据考证，竹林七贤在竹林的主要活动为清谈。他们手持麈尾（一种大鹿的尾巴制成，像扇），采取主客问答式，一边下棋饮酒，一边畅诉幽情。有时在清谈过后，他们还服用丹药。这种丹药是黄精之类的东西，对人有害，但服药最凶的嵇康却深信丹药可以长寿。据信，嵇康脾气暴躁与服药大有关系。“竹林七贤”倡导了清谈之风，以至于在晋朝士大夫中，如果谁不会清谈，谁就被视为凡夫俗子。所以，连热衷于功名的大将军钟会也写了部《四本论》。写完后，想请嵇康指教指教。到了嵇康门前，怕嵇康取笑他，又不敢拿进去。灵机一动，把书从墙外扔进嵇康家，拔腿就跑，哪还有一点大将军风度。在东晋，每到天气睛朗的时候，士大夫们就相邀到新亭宴饮，自然少不了清谈，清谈的内容多半是怎样豪情万丈地收复中原。后世诸如李白、苏轼等人皆喜清谈，其逸闻趣事很多。
其实，清谈并不只是谈玄，还涉及其他方面的内容，如文学、艺术、道德、为人等。从《世说新语》中记叙的言谈来看，大都不是玄言。清谈是使谈话尽量脱离世俗，但难免不涉及世俗，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很多启迪。清谈之风在历代士大夫阶层一直存在，说明投入宦海之士都希望在清谈中，暂避苦不堪言的官场。历代名士的清谈很多，有的风趣幽默，有的暗藏机锋，有的清谈典雅，有的意气横生。总之，其中饱含智慧、学识和经验，读起来妙不可言。
风趣幽默。魏晋的郝隆，一天到院中仰卧，别人问他为何如此，他答曰：“我晒腹中书。”一付恬淡悠闲的神态跃然而出。东晋和尚支道林，讨厌贵族，尤其憎恨那些不学无术却又专横跋扈的王室子弟。一次，他见过一群王室子弟之后，有人问：“那群王室子弟怎样？”支道林不动声色地说：“见了一群白颈鸟，只听见他们呱呱乱叫。”北宋的苏东坡，文学上得意，官场上失意。他既受到保守派的攻击，又受到改革派的排挤，时有“高处不胜寒”之感。一次可能是又挨了攻击，闷闷不乐地回到家中。突然，他指着自己的肚子问一婢女：“你说我里面装的什么？”婢女曰：是诗书。”苏东坡不答，又问另一婢女：你说是什么？”婢女曰：是满腹的智谋。”苏东坡不悦。其妾朝云曰：“是满肚子的不合时宜。”苏东坡终于哈哈大笑起来。苏东坡之所以能“一蓑烟雨任平生”，与他的幽默风趣是分不开的。有人问晋代的殷浩：“为什么我要升官的时候，就梦见棺材，要发财的时候，就梦到屎尿呢？”殷浩答曰：“可能是因为官本腐臭，所以梦到棺材；可能是因为财本粪土，所以梦到屎尿。”风趣地讽刺了追求功名和钱财的人。
暗藏机锋。历代名士都是饱读诗书饱尝人生之人，他们的谈话往往包含一些令人深思的道理。东晋宰相王导，年轻时精明强干，政绩卓着，到了晚年，变得不太过问政事。年轻的官员议论纷纷，叹息丞相已经老糊涂了。王导听见后，自言自语地说：“你们都说我糊涂，但到了我这个年纪，你们定会怀念我的糊涂。”其中，暗藏的机锋岂非仕途的险恶？东晋戴安道隐居会稽山，以琴书为伴，他的哥哥却追求功名。宰相谢安问：“为什么你们兄弟俩的志向如此的不同呢？”戴安道曰：（我）不堪其忧，（兄）不改其乐。”很明显，他不能忍受的是什么，是追求功名时人格的堕落，所以他只能追求他的理想
寄身山水。殷洪乔任太守时，其乡人托他带一百封信去，殷洪乔在一座桥上，将信全部扔进河中，自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世说新语》）。根据殷洪乔的话，可以分析出，信乃是乡人写给殷洪乔下属的。借助殷洪乔交信，乡人以后自然能得到其下属的照料。殷洪乔显然讨厌这种市侩作风，以为要发达只有靠自己的才能，因此说：“沉者自沉，浮者自浮。”另外，不难看出，其乡人所以那样干，必定是当时官场作风如此，拼命巴结上司以求升级。机锋是佛教用语，后世名士精谈时，以语中暗藏机锋为妙。一次，苏轼与佛印游山。苏轼见一座山峰峭拔，秀丽可爱，就问佛印那是何峰，佛印曰：乃飞来峰。”苏轼问：为什么不叫飞去峰呢？”佛印曰：“一动不如一静。”看似闲谈，其实是在委婉地劝告苏轼：难道喧嚣嘈杂的官场能比清新秀丽的自然舒适吗？
清谈典雅。这是名士清谈中的一种主要风格，名士都愿以清淡典雅的言语来展现自己的气质。嵇康被押赴刑场之际，神气不变，要了一把古琴，悠然弹起《广陵散》，曲终叹曰：“以前有人想学此曲，我未传授，从此《广陵散》要失传了。”临终竟只关心一首曲，如此雅量，不愧为真名士伟丈夫，但同时不也是对凡俗尘世的一种蔑视吗？晋代王徽之有一次雪夜吟咏诗句，突然想到戴安道那里去清谈，随即命仆人撑船到会稽戴家。哪知到了戴门前，王徽之突然命令返回。仆人不解，王徽之淡淡地说：“我本来就是乘兴而来，现在尽兴了，为什么硬要进去呢？”东晋士大夫的情趣可谓令人忍俊不禁，但他们的散漫生活却令后世名士所向往。苏轼深得晋人三味，他不仅在官场上混，还充分利用时间游离于官场之外，找人清谈，丰富生活。相传苏轼曾问幕下士：“我词何如柳永？”幕下士答道：“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这段话典雅地道出了苏柳词风格的区别。
意气横生。历代名士颇多才华，但常常耿耿不得志，故而他们的举止显得狂傲不羁，言语意气风发，千载之后读之，亦凛凛有生气焉。阮籍的母亲病逝，其神志如常。埋葬之日，阮籍蒸了一只肥猪，饮酒两斗，然后向母亲告别，大叫一声：“穷矣！”仰天一号，吐血数升，废顿良久。只两字，其压抑之深可想而知。嗜酒的刘伶放达不羁，经常光着身子站在屋里，维护礼仪的官员进屋取笑他。他说：“我以天地为房子，屋子为裤子，诸位怎么跑进我裤子里来了？”众人狼狈不堪。晋华世茂谈到他的人生理想是：“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其颓废至此。而那些所谓的上进之士又是怎样的呢？东晋大臣在新亭集会，有人叹曰：“虽然我们这边风景好，北方风景却又不同。”众官相视流泪。丞相王导勃然大怒：“我们应该共辅王室，克复神州，怎能作楚囚对泣呢？”王导的话可谓是对软弱官吏的当头棒喝。唐代的李白以豪放的胸襟和远大的志向闻名千载，他对奸诈的权贵也极为蔑视，即使在其清谈中也不加掩饰。开元时，他谒见丞相，信上署名曰：“海上钓鳌客李白。”丞相问：“先生钓巨鳌，以何物为线？”李白答曰：“以风浪逸其情，乾坤纵其志，以虹霓为丝，明月为钩。”丞相问：以何物为饵？”李白答曰：以天下无义气丈夫为饵。”丞相悚然（赵德麟《侯鲭录》）。关汉卿一生游戏风尘，对官场中人多有得罪，各种威胁接踵而来，但却激起了他的千丈豪情，在《南吕·一枝花不伏老》里，他咏道：“我是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一粒铜豌豆，凭子弟们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洋洋洒洒，痛快淋漓，振聋发聩，非关汉卿谁能出此豪语。
清谈多精辟之作，也有附庸风雅的愚蠢之谈。清初的士大夫阶层，很羡慕前人的清谈妙语，因此常聚在一起作俊雅之言。一士大夫提起话头：“当今天下，戏曲的泰斗当数南洪北孔。南洪乃洪昇，北孔乃孔尚任。”另一士大夫反驳曰：“不然。当今天下，我倒知道二人，此二人乃南辕北辙。”众皆大笑。此人毫不变色：“笑什么？南‘元’乃元好问，北‘辙’乃苏辙是也。在下与他还有一面之交呢？”见识之浅陋可见一斑。
清谈本是士大夫阶层为逃避官场的繁杂和险恶的一种方式。如果专心事之，对己对国都有害，轻则祸及其身，重则国破家亡。南朝梁名士徐摛、庚肩吾喜清谈，尤其谈诗，简文帝萧纲受其影响极大，他们共创了轻靡绮艳的“宫体”。结果大臣侯景趁他们不理国事之时，灭了梁朝。无独有偶，南唐冯延巳虽官居要位，但对北宋咄咄逼人的威胁视而不见，不思励精图治，却同中主李璟、后主李煜沉湎于清谈，耽于填词，结果亡国。
清谈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就不得而知了。但对于厌倦仕途的士大夫来说，不啻为轻身之举。苏轼有诗云：“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岂非士大夫的心声？
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是我国书法艺术史上一件充满色彩的精品。它也是一篇骈散结合、叙事、写景、抒情融为一体的优美散文：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文章的诗情画意，以及那曲水流觞的故事深深地吸引着历代的文人雅士。
《兰亭集序》记的是东晋永和九年的事。暮春之初的二月三日，王羲之和当时的达官贵人，名士谢安、孙绰等四十二人，在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的兰亭，按照“修禊”的习俗，借着宛转的溪水，“流觞”饮酒，吟诗咏怀。这些人中，王羲之等人各赋得四言，五言诗各一首；有人各成诗一首；另外有人混迹在名士群中宴游，一首诗也凑不出来，只得各“罚酒三巨觞”。《兰亭集序》就是王羲之为当时作成的几十首诗写的序言。
“曲水流觞”同王羲之等人的雅集宴饮，其实并非首创，他们不过是袭用了古代修禊的习俗，不过这一次集中了一批喜欢舞文弄墨的名士，和一些附庸风雅的士大夫，多了一些文人情调罢了。
修禊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周代。每年春天，三月的“上巳”日，女巫在河边举行仪式，为人们除灾去病，叫作“祓除”，也叫“修禊”。因为修禊是在河边的活动，又演变成了临水宴饮的风俗，修禊的古老巫术仪式逐渐让位于活泼的宴游了。达官贵人或文人骚客更免不了要赋诗行令，既然是临水宴饮，又索性变些花样，把酒杯放在弯曲环绕的小溪流里，让它随波泛流，酒杯漂到谁的面前，谁就拿起来一饮而尽，称之为“曲水流觞”。
王羲之等人给这个群众性的节日赋以了文人的情调，后世士大夫们都乐于响应这种风流，直到唐宋，朝廷还一直重视修禊日的活动，皇帝经常在这一天赐宴，赐钱给文武百官，并且官修游船画舫，以助游兴。然而，这样一来，雅则雅矣，这种活泼泼的节日活动最后缩小到士大夫的圈子里，成了中国古代官场中的中国古典式的“沙龙”。在北京故宫乾隆花园，中南海，谭柘寺，香山等处，都有亭子与微型的水渠在石基上凿成的迂回曲折的沟槽相结合的景观，封建皇帝将这些亭子题匾，名之曰“禊赏亭”流水音”流杯亭”等。据统计，类似的景致，在全国不下几十处。这就是“曲水流觞”沦为封建官场“沙龙”的明证。
士大夫的“曲水流觞”自是风雅，其实，没有曲水，官场的宴饮之风自古就很盛。宴饮之中当然更离不开美酒了。自古以来，豪门贵族就好酒，古书说：“尧舜千钟，孔子百觚，子路尚饮自榼，古之贤圣，无不能饮。”今人熟知的“竹林七贤”一个比一个嗜酒，《晋书》说：山涛（七贤之一）饮酒量至八斗”。刘伶更是纵酒无度，《晋书》说：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带一个扛锄头的人随时跟着，申言醉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有一天，酒瘾来了，就向他的妻讨酒，其妻把酒藏了起来并砸毁了酒器，哭着对刘伶说：你饮得太多了，这不是养生之道啊！应该戒掉它。”刘伶说：这很好，但我不能管束住自己，你快备酒肉祭神，我在神的面前发誓，就可以戒掉了。”妻子信以为真，准备好了酒肉供于神前，请刘伶发誓，刘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酒病曰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完便将敬神的酒肉全部装入了皮囊，早又醉倒了。唐代的酒中八仙更为今人熟知，《酒中八仙歌》流传千古，竟成美谈：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贺知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车口流诞，恨不移封向酒泉（李琎）。左相日与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李适之）。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崔宗之）。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苏晋）。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洒中仙（李白）。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项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张旭）。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辨惊回筵（焦遂）。
士大夫们嗜酒，由此可见一斑。
酒于中国古代官场是太重要了，酒在历史上甚至为兴邦立国，为名人宿将立下卓着的功勋。东汉孔融在《难曹丞相禁酒书》上说：“酒之德，久矣。古先哲王炎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洛万国，非酒莫以也，尧不千盅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樊哙解厄鸿门，非豕肩盅酒无以奋其怒，赵之斯东迎其王非巵酒无以激其气，高祖非醉斩白蛇无以畅其灵，景帝非醉幸唐姬，无以开中兴，袁盎非醇醪之力，无以脱其命，定国不酣饮一斛，无以决其法……由是观之，酒何负于政哉！”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这都是酒在政治上、官场上起的重要作用。
但正如明代大医学家李时珍所说：“酒，天下美禄也。面之酒，少饮则和血行气，壮神御寒，消然遣兴，痛饮则伤神耗血，损胃亡精，生疾动火……若夫沉湎无度，醉以为常者，轻则致疾败行，甚则丧邦亡家而殒躯命，其害可胜言哉！”殷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逐其间，为长夜之饮”，最后亡国的历史故事，就是因酒而“负于政”的典型。官场上贪杯误事亡身的更是屡见不鲜的了。
当然，有品识的士大夫们还是有别于嗜酒如命的酒徒，非常讲究饮酒的环境。他们认为：花下，竹林，高阁，画舫，幽馆，曲石间，平畴，荷亭是最好的饮地；春郊，花时，清秋，新绿，雨霁，积雪，新月，晚凉是最佳的饮侯；清谈，妙令，联吟，焚香，传花，度曲，返掉，围炉是最妙的饮趣；高雅，豪侠，直率，忘机，知己，故交，玉人，可儿是最绝的饮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