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释权，治军有术
五代时期，是个动荡不定的时期，也是英雄辈出的时期。谁拥有强大的兵力，谁就可以实现自己的野心。在大分裂的50多年间，军校拥立、弑君篡位、互相砍伐、战场厮杀的现象，从未间断过。宋太祖赵匡胤建宋之初，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控制手中握有重兵的将帅，防止兵变的发生，以便永葆帝业。
太祖赵匡胤登基后不久，召见谋臣赵普，向他问道：“自从唐亡以来，几十年间，帝王换了八姓，战争不止，生灵涂炭，是什么原因呢？我想使天下战火永息，兵不再战，为国家作长久打算，应当怎么办？”赵普回答说：“过去的动乱，只是由于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若想改变这种状况，也并不太难，只要削夺其兵权，管制他们的谷钱，收了他们的精兵，天下自然就会安定了。”赵普这一番话，使赵匡胤惊叹不已。赵匡胤很快又说道：“卿言过重，这些弟兄跟随我多年，他们绝对不会背叛我，你太多虑了。”赵普又说：“我并不是忧虑他们本人会背叛你，但万一他们手下的人要拥立，也由不得他们了。”赵匡胤听后，联想到自己亲身经历的那次兵将拥立的场面，顿觉不寒而栗。特别是他想到拥立自己的那些将帅和弟兄，有的是禁军的高级将领，掌握着全国最精锐的部队，如慕容延钊、韩令坤、石守信等人；还有的自恃拥立有功，已经出现不服管制的迹象。于是，赵匡胤下决心削夺他们的兵权。
公元961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明月当空，月光如水。赵匡胤准备了一席丰盛的晚宴，把石守信等几个手握重兵的军事将领请到一起，饮酒欢歌。酒过三巡之后，赵匡胤突然屏退左右，对石守信等人说：“诸位爱卿，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我哪能会有今天？因此，我对你们感恩不尽。不过这天子也并不是怎么好做的，还不如节度使快乐些。从登基到现在，我还没睡过一个安稳觉。”石守信等人忙问缘由，赵匡胤说：“这还不明白？我这个天子的位置，谁不想坐？”诸位将领听后大惊失色，慌忙问道：“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太祖说：“不对，你们虽然没有异心，怎奈你们部下会有些贪图富贵的人，如果有一天，他们也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难道还容许你说不做吗？”将领们听罢，一起跪倒顿首说：“我们没有想到这些，请陛下给指示一条生路。”赵匡胤说：“人生就好像白驹过隙，转眼即逝。人们所追求的不过是多积金钱，吃喝玩乐，再替子孙们攒下些基业，让他们过上好日子罢了。你们何不放弃兵权，出守大藩，选买些好的田宅，替子孙们置备下百世产业，多置些歌儿舞女，天天饮酒作乐，过一辈子，岂不快哉！我还同你们结成儿女亲家，君臣之间，两无猜忌，上下相安，以终天年，这不是很好吗？”
众将领听罢，明白了皇帝的意图。第二天，他们一个个以各种理由提请罢免兵权。赵匡胤表面装得很惋惜，内心却十分高兴，立即应允，对他们假作安慰一番，又送给他们每人大量的钱财，打发他们以节度使的名义，出外镇守去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
石守信等一批掌握重兵的将领军职被解除之后，赵匡胤意识到，如果不对军事机构加以调整，还会有新的军事实力派产生，因此，他着手改组军事机构。北宋初年的禁兵，分隶殿前、侍卫两司，殿前都点检、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是最高的军事将领。赵匡胤夺得帝位，就是利用了殿前都点检这一重要职位。所以，在众将领提出辞职之后，一些重要的军职也随之撤消了。
到第二年石守信请解军职，赵匡胤又撤消了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这样，形成了禁军由官职较低的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分别统领的“三衙”制度。“两司三衙，分天下兵而领之”，改变了过去一人统领三军的局面。三衙权柄虽重，但只有带兵权，而没有调兵权。调兵大权归枢密院，枢密院虽可以调兵，而却没有带兵权。只有皇帝才可命令两院，执掌全部兵权。遇有战事，或者临时命将，或太祖自任主帅。战事结束，兵归宿卫，将还本职。两院互相牵制，皇帝一人从中驾驭，从制度上防止了军事实力派的产生。
“强干弱枝”是宋太祖治军的另一个重要策略。强干是在兵力部署上，把重兵、精兵布防在京师；“弱枝”，就是削弱地方兵力，使地方部队无法同京师兵力相抗衡。为了加强禁军的力量，宋太祖对禁军进行了必要的整顿。他亲自检阅军队，骁勇的挑选为“上军”，老弱的淘汰为“剩员”。“剩员”编制主要用来容纳那些已经失去战斗能力的老弱禁军，让他们去干看仓、守护、清洁等杂役。“去其冗弱”之后，禁军需要大量补充，宋太祖命各州长吏从当地挑选骁勇兵卒，送到京城来，补充缺额。挑选的标准是琵琶腿、车轴身，高度适中，体力强健者。为了做好这一工作，他挑选一些“样兵”分送各州，后来又改用木棒，拿长短来分别等次。这样一来，各地的强兵锐卒，统统集中于京师，组成了强大的禁军队伍。
禁军除了在京师宿卫外，还要轮流外出戍守，即所谓“更戍法”。这样做一方面能避免禁兵日久骄惰，让他们“南北番戍，以劳苦其身，远离其子，使习南北风土之异，而不得坐食于本营”。另一方面，可以造成“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的局面。就是在一个城中驻扎的部队，宋太祖也十分注意“习其筋骨，以戒其骄惰”。驻扎在城东的部队，偏要让他们到城西仓库去领取军粮；驻扎城西的部队，偏要让他们到城东仓库去领取军粮，城南城北也是这样。兵士们挑负着军粮，来回往往要走几十里路。通过这样长期训练，禁军士兵个个身强体壮。
在全国军队的布防上，宋太祖也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当时全部兵士有22万，有10万驻扎京师，10多万分别驻扎各道。这样京师的兵力可以控制外道，防止外道发生兵变。而各道的兵力总和又同京师相等，这样就防止了京师驻军的骚乱，“内外相维”、互相牵制。在京师布兵也是这样，京城内有亲卫诸兵，城外是“诸营列峙相望”，城内的兵和城外的兵力又基本相等，也形成互相牵制之势。这就有力地防止了军事将领祸乱中央的现象产生。
荒年养饥兵，是宋太祖在养兵方面的独创。宋初军队兵士是向民间招募的，尤为特殊的是宋太祖除了及时补充兵员外，遇有荒灾凶年，更是大量招募饥民当兵。宋太祖的这种做法使社会上的动乱因素大大减少，防止了饥民的反抗，从而稳定了王朝的统治。这样的募兵制度，后来一直成为宋朝统治者的传统政策。
北宋用具，主要用于锄地，这种农具在当时的应用十分广泛。
由于宋太祖在军事制度方面采取了以上措施，成功地防止了骄兵悍将对皇权的颠覆活动。
责之既严，待之亦优
五代以来军队中的恶习之一，就是“兵骄而逐帅”。从后周军队脱胎而来的宋军自然也沾染了这种恶习。宋太祖赵匡胤在调整了高级将领的指挥职务后，便以很大精力来训练部队和整肃军纪。其方略可概括为八个字：责之既严，待之亦优。
自公元962年开始，赵匡胤“便常在讲武殿上，校阅禁兵操演。兵士们演习的时候，‘刻木为箭镞，裹以毡罽，命强者两两相射，避即捶之，取其不避者。又以木梃为马挝，施韦鞘俾驰骑相击，取其优胜者，各分等级以迁隶之，自是师旅皆精锐。’”。作为皇帝，能够经常做到督训军队，并且如此严格，在历代皇帝中是十分罕见的。
整肃军纪，赏罚分明，这是赵匡胤治军的又一大特色。他对有功、忠诚的将士不惜重本大加奖赏，给以升擢。一些优秀的军校可直接升迁为团练使。每次阅武，发现武艺高强者便优予转资，有的还能“封叙父母妻子”。三年一次大祭祀、端午和冬至等节令，总有赏赐、特支。出外戍边，增加月俸外，还分发各种物品。戍边回来，赵匡胤亲自接见，设宴慰劳。
对于触犯军纪者，赵匡胤的处罚是严酷无情的，即便是为将者也不能幸免。宋军中不准穿着绘彩之类的衣服，违者处以笞责。有军士在作战中畏缩不前，赵匡胤亲自用剑在其皮笠上作一记号，待收兵后一一查验，被查出有记号的人一并斩首，从此士卒莫敢不尽死。公元971年冬季，禁军川班内殿直每人多领赏5000钱，聚众喧哗。赵匡胤当场下令斩首40多人，军官分别杖责黜降，并解散了川班内殿直。公元960年，将军罕儒遭北汉军袭击，尤捷指挥石进德坐视不救，致使罕儒军全军覆没，赵匡胤将石进德军的29员将领全部处以死刑。
为了笼络民心，赵匡胤十分重视约束部队。大军每次出征，他都要告诫将领：行营所至，毋得焚荡庐舍，殴掠吏民，开发丘坟，剪伐桑柘，违者以军法从事。灭南唐前，太祖赵匡胤对领兵元帅曹彬千叮万嘱：“切勿暴掠生民，务广威信”，“城陷之日，慎无杀戮”，并下令：“副将以下，不用命者斩之！”曹彬牢记太祖的教诲，军纪严明，不侵百姓，从而得以迅速灭亡南唐。
赵匡胤治军之严，成效之大，连敌将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南唐大将皇甫晖受重伤被俘，他在临终前对赵匡胤说，不是臣不忠于南唐皇帝，只是因为两军士卒的勇怯悬殊太大。臣过去多次与契丹军作战，从来没有见到像宋军这样的精兵。的确，在诸侯军林立的五代十国末期，宋军能一枝独秀，所向披靡，靠的就是众志成城，齐整威武，有强大的战斗力。这表明赵匡胤的治军方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削弱相权，官不久任
宰相在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的政府机构里，是一人之下而万人之上的，他统率百官，总掌政务，权倾朝野。相权过重，往往对皇权造成一种威胁。因此，历代帝王总是采取手段，削弱宰相的权力。为加强君权，削弱相权，宋初统治集团采取了很多措施。
一是设置副相削弱宰相权。即在宰相之外，又设置一个参知政事，即相当于副宰相。开始时参知政事只是一个陪衬，并没有什么权力，不用押班、知印，也不设政事堂。后来太祖见宰相赵普专权过重，开始给副相以押班、知印、升政事堂的权力，与宰相轮流充任，使副相地位大大提高。与此同时，宋太祖又采取灵活方式，降低宰相的待遇。在他刚登皇位时，宰相上殿奏事，太祖都让座献茶，商谈国事。后来宰相范质上殿奏事，太祖照例赐座，可开始奏事时，太祖说：“我最近眼睛有些昏沉，请把奏章拿近来我看。”范质便离开自己座位，走近太祖，太祖暗中吩咐宦官，把宰相的座位撤去。从此以后宰相见，也只能站着和皇帝说话了。
二是设置“二府”，分割宰相兵权。二府，指宰相府之外，又有一个枢密院，形成宰相府和枢密院两府牵制局面。在五代时期，枢密院的权力都在宰相之上，是宰相之外复有宰相。宋太祖时，将枢密院权力改为执掌调兵大权，凡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等政令，都由枢密使主持，和宰相对峙。太祖设制，每逢入朝奏事，两府错开，互不相见，各说各的。这样就使皇帝能在双方的奏情中对比分析，掌握实情。从此，分割了宰相的兵权。
三是设置“计相”，分割宰相的财权。旧制时，宰相统辖军、政、财权。宋太祖时，设三司使，夺其财权。三司原属旧制官职，负责盐铁、度支、户部，平衡全国的财政收支。太祖有意提高三司的地位，号称“计省”。由三司主持三司政务，使其地位仅次于宰相，人称“计相”。这样就剥夺了宰相的财权。
另外，宋太祖还采取“官职分离”、“名实不一”的方法，干扰相权，使宰相无法行使统率百官的权力。如侍郎和给事中，并不负责本省的政务。司谏官如果没有皇帝的特旨，也不能过问谏诤之事。连中央政府的三省主官，也只有奉旨才能行使本部的范围之权。即所谓“官无定员，员无专职”，至于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而不知其职者，更是常有的事。在这一制度下，“官”、“职”和“差遣”是有明确区分的。“官”，是品位的一种名称，并无实际的权力，如中书令、尚书令，官位很高，但无权参与朝政。“职”，是具有某种权力的标记，某一职位，具有什么样的权力，但并无固定人员，无论你是什么“官”，只要让你担任此“职”，便具有此“职”的权力。“差遣”，指受到指派，某人可以行使何种职权，这就是具有了实际权力，可以“治内外之事”。如中书令、侍中都是“官”，只有带有上级的“差遣令”，方能担任宰相或行使其他实际权力。“差遣”的变动性很大，一个官员要随时听从“差遣”，接受新职。宋太祖就是通过这样的手段，来削弱宰相的权力的。
宋太祖逐步改由文臣代替军人执掌一州行政。文臣代替武将执掌一州政务，宋太祖也并不是很放心。因此，他任命的知州，前面往往加上“权知”二字，以使他们明白“名若不正，任若不久”，以扼制他们专权的野心和地方势力的抬头。与此同时，在“知州”之外，另增置“通判”一职，这是赵匡胤在经过精心考虑后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是他在削弱相权时采用的手段在地方政权中的继续应用。通判一职在本州中地位相当高，权力也很大，有权过问州中的一切政务，并可同知州分庭抗礼，宋太祖又下令，没有知州与通判联名签署的政令，不能实行，这就使二者互相牵制，听命于中央。
县级机构，五代时期多由军人把持。虽然军人任县令的不多，但由于节度使委派“镇将”，这些“镇将”往往干涉地方政务，县令任免官吏，也往往要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每年利用征集军粮名义，在一县之中横征暴敛。“镇将”们利用掌管盗贼、斗殴之权，肆意欺压百姓，以至形成了“事权旁落，县官失职”的局面。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宋太祖令吏部选派强干官吏，分到各县担任县令，抑制地方军人的跋扈势力。同时又在每县设置“县尉”一职，专门负责一县之内盗贼、斗殴等事宜，“镇将”不得再行插手。从此，县令才真正成为一县之长，总管县境的民政，平决狱讼、催收租税、劝课农桑。军人干预地方政务的现象得到有效的控制。北宋出现了“天下之权悉归朝廷”，“四方万里之遥，奉遵京师”的新型中央与地方关系。
减轻徭役，奖励农耕
北宋建国之初，由于战争需要，曾大力征役民夫，使得百姓负担很重。当政局逐渐稳定之后，北宋即实行了宽减徭役的政策，以便农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
宋太祖时期，明令免除各道州府征用平民充当急递铺递夫的劳役，改用军卒担任。第二年，又免除征民搬运戍军衣物的劳役。若州县不遵令行，百姓可以检举。宋太祖减轻徭役，主要是指那些官吏可以从中私取其利的劳役，还有些是兵役，如他一再减少各县的弓手名额。政府征用的劳役，主要是用来发展生产，特别是修河。宋太祖自己说：“朕即位以来，平常没有别的差役，只有春初修河征用劳役，那也是为民防患。”在平息藩镇、统一南方的战争中，宋太祖每攻下一个地方，除收编一部分精兵外，其余军士一律遣散返乡，派人帮他们修盖房屋，发给耕牛、种子、粮食，鼓励他们积极生产、认真耕作。这样，大批的人力从繁重的徭役中解放出来，进行农业生产，对于宋初社会经济的恢复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