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京中华门外六十里，有一个名叫叶家的普通村庄，今属南京市的溧水县。村不大，约百户。村子的东面有一座小山，高虽不足百米，但山上树木丰茂，望上去倒也有模有样；著名的秦淮河从西边绕村而过，往来船只如梭；处于山水之间的这个小村子，远远望去美丽而宁静。
算起来是三十多年前了，那是我第一次走进这个村子，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村子里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气息。村里当时还没有那种如今在江南乡村常见的两层水泥小楼，民居多为老屋，粉墙黛瓦，村巷幽幽，那些村巷多用青石板铺就地面，而那些青石板早已被历史的脚步踏磨得又光又亮，人走在上面，似乎有一种走在历史深处的感觉。
就在那一次与一位老乡无意间攀谈中，老人叹息着告诉我：“当年长江沿岸，大一点的水码头，哪一个没有我们村的生意呵？可如今，败落了！”
老人的话并非夸张。明、清两代，溧水人以善营中药业而名扬大江南北，在全国中药业的五块金字招牌（北京的同仁堂、杭州的胡庆余、武汉的叶开泰、苏州的雷允上、芜湖的张恒春）中，就有两块是属于溧水人的（叶开泰和张恒春）。而其中的“叶开泰”便是从这叶家村走出去的。
老人还告诉我，他们这个叶家还出过一个大人物，叫叶名琛。
对于叶名琛这个名字，我当时是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读到过他，知道他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两广总督，似乎在历史上的名声并不太好；陌生的是除此之外我一无所知，也不知道他竟是“叶开泰”的子孙，更不知道这叶家村，说来也算是叶名琛家的世居之地。因此当时我就对眼前的这个小村子很是刮目相看；但是，要将眼前的这么个小村子，与一位权倾两广的总督大人相联系实在也有点难以想象。就是叶家村人，甚至叶氏本族本家人，对于这个在商场和官场都曾得意一时的叶家，对于叶名琛，他们已不记得多少了。
我由于特殊原因，每年至少都要去叶家村一两次，但至今从叶家老人的口中所知道的也只有两点：
“乖乖，那年清明节，叶家回乡祭祖，那船队停在秦淮河上，有一里多长哦！”
“那年，长江的水并不大，但叶名琛出世那天，叶家在江岸上的仓库，突然间向江里崩塌了七间——大人物出世，地动山摇呵！”
——除此以外几乎一无所知。
而年轻人，似乎多不愿提叶名琛，因为他们从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中读到过，正是因为叶名琛的轻敌失防，才造成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广州的陷落和中国的失败，他们不愿叶名琛与自己的村子有什么关系，甚至还有点恨他们的这个先辈，觉得他让他们叶氏受辱了。
我是很喜欢从一些民间传说和故事中去揣摩历史人物的，因为那样揣摩出的历史人物，甚至比写在历史中的要生动、完整和真实，但是对于叶名琛，在这上面多年来我一直劳而无功，这不能不逼得我只好一次又一次地走进那些泛黄的史料。
二十多年前，我应邀为故乡编写一本地方史性质的书籍，有了一次集中走进有关叶名琛史料的机会。我从史料上看到叶名琛的一张照片，据说是一个英国人拍的。虽然它存世已百多年了，但竟然还十分清晰。照片上的叶名琛体态微胖，官服翎帽，似乎神情紧张地坐在一张高背椅子上，目光似乎有点怯怯地看着面前的地上，那翎帽戴在他头上似乎太重，压得他头虽然说不上低着，但绝没有昂起，所以一些常用来形容大人物端坐的词语，如气宇轩昂等，绝对不能用来形容这张照片上的叶名琛。总之，我的这个老乡看上去似乎是个老实人，所以我觉得《清史稿》中说他“性木”应该没有大错。就是这样一个人，实在让人很难相信，曾有“以诗文鸣一时”的才华，也有“镇压广东天地会起义，屠杀群众10余万人”的残忍，还有“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狡黠，及其“不食周粟，绝食身亡”的执拗。然而这一切几乎都是事实，叶名琛就是这样一个多义的人。而且随着我越走进历史深处，越觉得，叶名琛的多义其实是早就注定了的。也正是从那时起，我有了一个心愿，想写一写他那注定多义的人生。
的确，叶名琛的人生可谓是多义。
叶名琛，字昆臣，于清朝嘉庆十二年（1807年）十一月生于湖北汉阳，原籍江苏溧水。虽生长于一医药巨商兼官宦世家，但叶名琛自幼勤奋好学，年少时便与其弟叶名沣“以诗文鸣一时”。道光十五年（1835年）中进士，不久即授陕西兴安知府，开始官宦生涯。此后直至道光二十八年（1847）的12年间，他先后更替官职8次，平均一年多一点就升一次，这实在有点令人眼花缭乱，他做过的这些官职，到底是干什么或管什么的，我实在搞不清楚，也没兴趣去搞清楚，所以在此也不必将它们一一列出了，同时我相信读者也与我一样，只需要知道他官是越做越大就行了；同时也由此明白两点：一是叶名琛还是很懂得为官之道的；二是他在那些官位上，一定不乏政绩，至少是没出什么纰漏，否则是不可能获得上司和朝廷如此青睐的。
然而这些还并不能使叶名琛成为一个多义人物。
1847年初，道光皇帝发出了一道圣旨，任命叶名琛为广东巡抚。
对于清廷来说，这只是一道普通的圣旨，说它普通，是因为像这样任命，在清朝历史上有过成百上千次；但对于叶名琛来说，这实在不是一项普通的任命——并不是因为他从此将走上仕途的巅峰，年仅三十多岁就成为真正的封疆大吏，而是从此注定了他的人生将走向复杂，他的生命将注定多义。
二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其中最重要的一款便是所谓的“五口通商”，也就是将中国沿海的五座大城市确定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国人自由进入其中进行所谓的“自由贸易”，并设立领事馆，广州便是首当其冲的一座。但是恰恰就是这座广州，在条约签订后的数年内，英人一直不能进入，原因是在广州郊区发生所谓“三元里抗英”后，是广东民众与英人异常对立，民众“合词请于大府，毋许英人入城”。因此，事实上英国人不但没能在广州设立领事馆，连商船也根本进入不了广州。为此英国多次与清政府交涉，要求践约，但一直未果。也正是因此，当时的广州无异成了一个随时可能再次引爆战争的火药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叶名琛出任这个广东巡抚（后又授两广总督、通商大臣），命运可想而知，一不小心便会被炸个粉身碎骨！
——叶名琛当然不想这样！
从前任身上总结一些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这是叶名琛上任后自然而然经常温习的功课。
林则徐，这是叶名琛不能不时时揣摩的一位前任。这位前任，可谓是第一位在英国人面前雄起的清朝官员，他主张严禁鸦片贸易，并下令收缴英商鸦片于虎门海滩一炬销毁，为此被朝野上下看做是“禁烟派”的代表；面对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他积极组织海防，给来犯英军以迎头痛击，迫使英军不得不放弃对广州的攻击改向北去，为此在鸦片战争中又被朝野上下看做是“主战派”的领袖。然而，最后结果，由于清军在战场上的不断失利，清政府不得不与英国签订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等，割地赔款不在话下；而林则徐本人，虽获得了个民族英雄的美名，但最终落得个充军新疆的悲剧下场。
——叶名琛不想做林则徐。
林则徐的后任是琦善，再后是耆英，他们在看待英国入侵的问题上与林则徐相反，他们竭力主和，不主张与英国人开战。琦善上任伊始便将林则徐设置在虎门和珠江口的炮台等几乎全部废弃（当然这也是英国人的要求），并签订了《穿鼻草约》等，耆英更是一口气签下了《南京条约》、《虎门条约》、《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等，以一味的委曲求全换得了英国人进攻的暂时停歇；然后他们的“主和”却也在朝野上下引起了非议，人们将他们的所作所为看作与投降卖国无异，他们本人在世人眼中也几乎与卖国贼无异，可谓是身败名裂。琦善因签订《穿鼻草约》而在1841年8月被定为“斩监候”，戴着镣铐离开广州，虽然最终没有执行，但那多半是因为他的满族贵族的身份的作用；耆英虽然也曾似乎红极一时，但1848年奉诏入京后，便为这一切付出代价了，官阶被一降再降，由封疆大吏降至“五品候补”，最后的下场竟是被道光皇帝以二尺白绫赐死（当然这是后话）。
——叶名琛当然也不想做琦善、耆英。
他事实上也做不了他们，或者说，他压根儿就没有做的资格和本钱。
叶名琛要在林则徐与琦善、耆英走过的道路间，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第三条道路。这让他想到了另一位前任——徐广缙。严格说来徐广缙应该说是他的同僚，叶名琛被任命为广东巡抚时，两广总督是徐广缙，事实上他便是徐广缙的“副手”。起初他也并不想象徐广缙那样，因为在他看来，徐广缙总督两广数年，但只会一味刷面糊把子，无政绩可言。叶名琛还年轻，在世人眼中，他“以翰林清望，年未四十，超任疆圻，既累著勋绩，膺封拜，遂疑古今成功者，皆如是而已”。但他深知自己一路走过来靠的是政绩，没有了政绩，他的政治生命便到了头。
叶名琛也深知这看似风光无限的两广总督的位置，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坟场。那么，他该怎么办呢？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英国人再次派军舰闯入珠江口，提出践约要求（在此之前，耆英任两广总督时，曾答应英国人两年后答复，现在耆英虽然调离，但两年的期限到了），但是各种矛盾并没有解决，尤其是广州民众与英国人结下的仇怨并没有化解。聪明的徐总督此时干脆来了个顺水推舟，他一不做二不休，来了个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他秘密召集诸乡团练，先后达到十多万人，让他们驾着小船围攻英船，明确宣告众怒不可犯。在徐广缙与英国人会谈时，英国人本准备把徐广缙扣留为人质，但是面对着齐声呼唤、气势震天、群情激愤的十多万民众，英国人害怕了，不但放弃了原计划，而且答应不再提入城之事。英国香港总督文翰照会徐广缙，表示愿重订通商专约，徐广缙趁机提出要将严禁英国人入城的意思写进约定之中。文翰害怕因此阻碍通商大局，竟也同意了这个要求。
整个事件的过程中，叶名琛作为广东巡抚，实际上是两广的“二把手”，自然是积极参与了策划和实施，并且似乎是以他们的胜利而告终，因此，当叶名琛和徐总督一起上疏时，道光皇帝得到奏报后大悦，并在随后的诏书中说：“洋务之兴，将十年矣。沿海扰累，糜饷劳师，近虽略臻安谧，而驭之之法，刚柔未得其平，流弊因而愈出。朕恐濒海居民或遭蹂躏，一切隐忍待之。昨英酋复申入城之请，徐广缙等悉心措理，动合机宜。入城议寝，依旧通商。不折一兵，不发一矢，中外绥靖，可以久安，实深嘉悦！”并封徐广缙一等子爵、叶名琛一等男爵。
此时，叶名琛似乎看到了在林则徐与琦善、耆英之间有一条“第三条道路”，事实也让他相信，只要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一定能既不会让洋人讨得便宜，也不会得罪他们；同时既能让皇帝高兴，也能让自己加官晋爵。
咸丰二年（1852年），徐广缙被调剿办洪秀全太平天国去了，叶名琛于是实授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两广大权集于他一身。至此他自然是踌躇满志，他坚信只要沿着自己设定好的这第三条道路走下去，一定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至少能走出政治坟场。
他后来在写给道光皇帝的一份奏折中不无得意地写道：
默念与洋人角力，必不敌，既恐挫衄以损威，或以首坏和局膺严谴，不如听彼所为，善藏吾短。又私揣洋人重通商，恋粤繁富，而未尝不惮粤民之悍，彼欲与粤民相安，或不敢纵其力之所至以自绝也，其始终意计殆如此。
叶名琛设想的这“第三条道路”便是走群众路线，扬长避短地与洋人周旋。叶名琛沿着他自己设定的这“第三条道路”的确走出了相当远的一段。从1852年到1858年七年的时间里，广州这个本应该是随时会被引爆的火药桶，竟然在叶名琛的“总督”下一直没有引爆；不仅如此，这期间，他主政的两广地区，还成了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最大的饷银提供地（因为随着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后，有着清政府“粮仓”之称的两江地区，实际上已被太平军控制）。
广州异常安静！
叶名琛异常得意！
然而，该来的终将要来，一切的一切！
三
咸丰四年（1854年）广东爆发所谓“红兵”起事，20多万人一起围攻广州，情况危急万分。然而此时，驻守广州的清军主力已调去镇压太平天国了，城内只有一万五千多人，但叶名琛别无选择，他仅以一万五千多兵勇守城，最终居然不仅守住了广州城，而且还将红兵逐出境外。凭借此“剿匪”业绩，叶名琛自然是再次获得了皇帝的表彰和信任，使得他在“总督”的位置上坐得更稳，但殊不知他的人生也就此种下了恶果——那因镇压农民起义而沾满双手的鲜血不但从此再也无法洗净，而且也事实上失去了日后走那自己设定的“第三条道路”所必须依靠的力量。
其实，对于广东发生的这一切，那蛰伏在香港的英国人、法国人等，无时无刻不在观望着。他们岂能永远蛰伏下去——这更是注定了的！
1856年10月8日，一条“亚罗号”的小商船从澳门驶向广州，但是就是这条注定将驶进中国历史中的小船，也注定将改变叶名琛人生的航向。
叶名琛得到举报，“亚罗号”是一条虽在英国注册过的商船，但注册已过期两周，且船主和船员都是中国人，事实上是一条中国商船。这条商船上携带着大量走私物品正驶向广州。
船到广州，自然而然，水师总兵梁国定下令对“亚罗号”进行搜查，结果几乎一切皆如举报人所言，于是下令逮捕了船上的中国船员，并扣押船只。这一切可谓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了。
然而，英国人硬说“亚罗号”属于英国，中方的行径“有污大英帝国尊严”，并就此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此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所谓“亚罗号事件”。事件爆发后，面对英国人的无理要求，叶名琛当然拒不接受。然而，叶名琛哪里知道，这一次英国人要的就是你不接受。
10月14日，英国海军以此为借口掳去了一艘中国水师的官船。21日，英军又在司令西马糜各厘的率领下，乘船攻击珠江两岸的炮台。至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战争的结果众所周知，不必再提，自然是中国又是战败、签约、割地、赔款等，一切都不在话下。
再接下来人们又是一阵痛心疾首。
痛心疾首之余，总要问，这一切谁来负责啊？总得找出一个人来，否则这口气太咽下不去了，也太丢这个自以为是的泱泱大国的脸了，太没法向历史交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