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代非常话语
对科蔡军剑/辑
司号兵
戏剧家洪深在一次会上讲到过：“中大”学生剧团有一次演出，请了一位当地驻军的年轻司号兵在后台吹号作“效果”。戏演到高潮，我军被逼退出驻地营房时，他吹奏降旗号，国旗渐渐落下；接着，日军进驻我营房时，他吹升旗号，日军旗急速升起……这青年军人吹完号，扶住墙哭了，呜咽跺脚，说：“这是我军我民的奇耻大辱！”司幕人员也哭着忘了闭幕；台上演我军连长与战士的演员们泣不成声；台下观众沉重得寂然无声；导演十分着急，台上一位扮演新闻记者的演员突然快步到台口，同时哼出《义勇军进行曲》的前奏，台下台上顿时一片歌声，幕才闭落。
陈垣
抗战时期，历史学家陈垣身处沦陷区，八年间，考史证古，阐发爱国思想。一有机会，便借古骂贼，痛斥日伪汉奸。在抗战胜利后的一次元旦团拜会上，国民党国防部长陈诚以接收大员的口吻说：“抗战期间，北平这个地方没有一点民族意识。”陈垣听了十分生气。立即反问道：“陈部长，你过去来过这里没有？我们在日本人统治下进行斗争，你知道吗？可惜你来得太晚了。”遂起身扬长而去。
营长
在抗战期问担任营长的许德厚回忆说：
战斗中战友被炸飞的人头落在我怀里一次、飞舞来的肠子挂在我军帽上一次、炸断的大腿砸在我身上一次。15天里阵地上是枪炮声滚到一起，震耳欲聋、飞沙走石、血雨腥风。战友们一个个光荣牺牲了，在武装到牙齿的外国侵略者面前，我们全营官兵没有一个是孬种！
无名军人
抗战时期，有一记者碰见一军人自愿去河北组织游击队，军人表示，对于中国的最后胜利，他是有信心的。记者问：“中国打胜以后，你打算做什么事情？”无名军人很冷静地说：“那时候，我已经死了，在这次战事中，军人大概都要死的。”
灵魂
安徽蒙城曾进行过一场激战。日军伤亡很重，中国军队士兵的尸体也倒了一地，鲜血把土地都染红了。守城的周副师长曾率领一团官兵，奋勇抵抗，最后，全部壮烈牺牲。有一位当地的老乡这样说：“死得太惨了，灵魂不散，夜深人静常听见喊口令、唱歌、冲锋的声音，可是走到跟前，什么也没有了。”
抗大
黄仁宇在《黄河青山》中写道：我还在《抗战日报》工作时，就声称要加入国民党的军队。我的一些朋友虽然不见得是共产党员，却建议我改去延安——当时是毛泽东的根据地。他们设立了一所抗日军政大学，林彪是校长。我有一些朋友和同学在那里，因此我对当地的情况多少有些了解。在抗日军政大学，他们显然唱很多歌。有起床歌，有早餐歌，有演讲前唱的歌，有演讲后唱的歌。铺路挖坑时有歌，连上厕所都有歌可以唱。
胡适
正在欧洲游说的胡适，连续接到蒋介石的电话，催请他出任驻美大使。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考虑，他复电蒋介石：“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
消息一传出，日本方面便感到压力很大，代表日本舆论的东京《日本评论》曾建议：“日本需要派三个人一同使美，才可抵抗住胡适。那三个人是鹤见佑辅、石井菊次郎、松岗洋右。鹤见是文学的，石井是经济的，松岗则是雄辩的。”
胡适曾经发愿20年不入政界，20年不谈政治。20年来，政治是早就谈了，“不入政界”一句话，总算不曾放弃。如今国家到了这地步，调兵调到他，他也无法逃避。
陈嘉庚
当抗战已经进行一年多的时候，汪精卫大谈“和平”，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因事未到重庆）以参政员身份，从新加坡向参政会二次会议发了一个“电报提案”，提案只有11个字：“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邹韬奋认为，这是“内容极简，而意义极大”的提案。
傅雷
傅雷于中国太微不足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烽火覆盖的大片世界更是芥尘弗如。傅雷唯一能表现他大勇的地方就是与战火下的上海城共存亡。虽然他曾试图避到云南或什么地方，不过最后他还是留在了那个繁华的孤岛，在日寇的铁蹄下，从自己的小屋把那些英雄们——贝多芬、克里斯朵夫——推到中国大众的面前。“现在阴霾遮盖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
在八年的抗日战争期间，他几乎足不出户。用傅雷的话说是“闭门不出去，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为的是“避免向日本宪兵行礼”。
按照一位评论者的说法，傅雷没有武器，他憎恨武器，他有的是翻译出的作品，他有的是译作中那些伟大的人格以及他们不朽的思想。八年时间他在自己的斗室里开辟了一个比中国、比亚洲、比欧洲，甚至比整个世界都广阔的战场。他的军队是从人类道德精神最深处调集出来的善的力量，那力量始终蕴藏在一切人的心底，不论是好人、坏人、强盗、娼妓、野心家、乞丐、政客、军人、商业人员还是艺术家。
王芸生
1946年，《大公报》的王芸生到日本游历后，对国人发出警告：“今天中国是战胜国，却并不强；日本是战败了，但到它国内看看，尽管贫穷，尽管残破，但无形中总使你感到它有一股子气。”
“日本人是不会忘情于中国的。我们所见到的日本人，差不多都曾到过中国。这些人，当他们吃不到糖时就想念台湾，缺盐时就想念长芦，缺煤烧时，就会想念我们的东北。中日关系总是要恢复的，空洞的胜利之念对将来是无用的。”
海伦·托马斯：让总统们头疼的女人
包丽敏
海伦·托马斯质问了9任美国总统，从肯尼迪到小布什。40多年来，美国人总能从总统记者招待会的现场直播中，看到她从前排站起来，盯着总统的眼睛发问。
当这个女人走近时，总统们就会发抖
2000年小布什上台时，海伦·托马斯事实上已经结束了她的白宫记者生涯，而成了《赫斯特报》的专栏作家。她在2002年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毫不留情地把小布什形容为“皇帝总统”。她也从不讳言“小布什是美国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总统”，并把他称为“谎言家”。
尽管海伦依旧参加总统的记者招待会，但她已被排除在提问名单之外。直到美国当地时间2006年3月21日，这位以拷问总统闻名的老牌记者，终于得到了3年来第一次向现任总统发问的机会。
“我的问题是，你为什么那么想开战？从你踏进白宫的那刻开始……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你说过不是因为石油，也不是因为以色列或其他，那么到底是因为什么？”海伦·托马斯单刀直入问道。
“……我并不想开战，想当然地认定我想开战，恰恰是错误的，海伦——”小布什回应。
“他们并没有对你和我们国家干什么呀。”海伦反驳。
“对不起，请让我说完，让我说完。他们干了！（阿富汗）塔利班为基地组织提供安全避难所，基地组织就是在那儿接受训练——”
“可我说的是伊拉克！”海伦又一次不客气地打断了总统。
这个女人就是这样在白宫新闻发布厅里向一届又一届美国总统发难。“不用怀疑，40多年来，当这个女人走近时。总统们就会发抖。她有刀子似的舌头和利剑般的智慧。”《华盛顿邮报》这样评价“新闻界第一夫人”。
在海伦看来，向总统发问是她作为记者应有的权利。在她的新书《民主的看门狗》中，她进一步写道：“多年来，我总有机会质问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公仆——美国总统。我承认，对这个职位我抱有敬畏，可并不是对占据这一职位的那个人”，因为，“我们的职责不是去敬仰一个领导人多么德高望重，而是不时地把他们搁到聚光灯下，看看他们是否有负民众信赖”。
我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是印刷机的油墨
新世纪以来美国媒体的表现让她失望。海伦·托马斯在新书中禁不住追述往事：“并非出于怀旧，而是出于深切的忧虑。我相信，新闻的黄金时代是在20世纪。”
在那个时代，通讯社的记者们为了寻找一部电话向编辑部口述一条新闻，常常需要跑好几个街区。如今的新闻采集技术先进多了，然而在海伦看来，在这个拥有各种数字设备、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的时代里，对新闻媒体而言，“有些至关紧要的东西却失落了”。
海伦·托马斯是叙利亚移民的后代，是托马斯家9个孩子中的老七。在22岁大学毕业后决定，除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心脏华盛顿外，哪儿都不去。她借口探望堂姐留在了华盛顿。她的家人丝毫没想到，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能从电视里听到历任总统亲切地称呼她“海伦”，看到她的名字变成铅字印在报纸上。
最初，她在华盛顿一家当地报纸打杂。报社里的电传打字机“咔嗒咔嗒”地吐出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讯稿，一听到铃响五下，海伦便跑去取下稿子，飞奔着递给编辑。
后来，她被合众社雇用。在那里，她跑司法部、邮政局、联邦传播委员会等许多部门，每天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往返于各部门的新闻发布会，小到某处一段50英尺的铁轨被挪动，大到FBI打击团伙犯罪。
1960年，肯尼迪当选总统。40岁的海伦调入合众社白宫记者站，开始了她一生的事业——白宫报道。
在白宫记者团中，海伦几乎总是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下班。早上6点，她就到白宫开始工作，喝一杯咖啡，浏览最新的新闻，等着每天早上白宫新闻发言人的“吹风会”。
许多次，她半夜三更接到编辑部电话，然后冲出公寓，跳上出租车，直奔白宫。
几十年里，她总是随时随地出现在总统身边。美国广播公司的《传记》节目，把她称做“总统胳膊肘旁的固定装置”。
肯尼迪总统说，“海伦会是个好姑娘，如果她扔掉手里的笔和采访本的话。”
“据我计算，海伦已在这里工作了1万个早晨，用掉了几千个笔记本，几千支圆珠笔，几千杯咖啡。”克林顿总统在1998年白宫记者团的一次宴会上致词时这样说。
此前，白宫女记者不被允许参加白宫的记者招待会。一次，海伦向肯尼迪抗议：“如果我们不能参加，你也不应该参加。”肯尼迪表示同意。于是，白宫女记者们，从此闯进了男记者的领地。并且，在这块“领地”中，海伦赢得了一种“特权”；她总是以一句“谢谢你，总统先生”来结束总统记者招待会。每当海伦说完这句话时，其他记者的提问便戛然而止。她是第一个获得这种“特权”的女性。
许多年里，海伦总是第一个或第二个向总统发问的白宫记者。1975年，她被推选为白宫记者团团长。成为白宫历史上第一位女团长。
没有人了解每天要面对记者回答世界上各种问题的那种恐怖。
“我驻守白宫报道白宫的时间比任何一个记者都长。”海伦说。她见证了9任白宫主人的寒暑风云。每位她曾报道过的总统，都不能回避自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起延续至今的一项仪式——总统记者招待会。
“每次参加总统记者招待会。我从未失去敬畏感，因为我将向合众国的总统发问——我希望彬彬有礼，但必要的话，也得让他如坐针毡。”海伦在《白宫前沿》中写道。
当她第一个站起来提问时，总会看到总统们不同的肢体语言：“卡特的畏缩”、“里根的低头”以及老布什的“哦不！不要海伦！”
每次参加黄金时间现场直播的记者招待会，这位白宫记者团团长就戴上两只手表，以便把时间准确地控制在30分钟。时间一到，她就站起来说：“谢谢你，总统先生。”
1974年，正值尼克松被“水门事件”搞得狼狈不堪时，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总统特意在会前祝贺海伦成为合众国国际社驻白宫记者站站长：“真是了不起，你是有史以来担此重任的首位女性。”
海伦有些不好意思地轻声说了句“谢谢”。接下来，尼克松第一个点名提问的就是她。“我真希望能表达我的感激，可我是带着尖锐问题来的。”海伦回忆。
在海伦看来，上述所有总统中，小布什政府对新闻的管理无疑是最严厉的。这位总统与她报道过的其他8位总统最大的不同是，“将新闻管理变成了彻底的政府宣传”。
她批评小布什在公共场合演讲时，只挑选意见与他一致的人当观众，观点不同人士或者抗议者都被排除在外。
她批评小布什的新闻发言人，简直就是“只知鹦鹉学舌的机器人”。总是照本宣科，无论记者提什么问题，他“永远在同一页讲稿上打转”。
再也没有像原先那样假定着总统跑，把一个个问题扔过去的情景了。
“我怀念那个时代。”这位老人说。
那时，记者们可以近距离接触到总统及其家人，和白宫官员展开真正的交谈。记者们会被约翰逊总统邀请到白宫楼上的家庭生活区共进午餐，或者与他一起到牧场骑马。海伦可以一边被蚊虫叮咬，一边观看卡特总统与记者们打垒球。记者们还能在白宫碰到肯尼迪3岁的女儿卡萝琳，问她：“你爸爸在哪儿？”卡萝琳回答：“他正光着脚丫在楼上发呆。”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如此接近一位活生生的总统，看着他的一举一动。”海伦写道。她跟以前的白宫记者们说起来，大家都感叹。再也回不到从前的那些岁月了：杜鲁门总统在晨曦中散步，一群记者和摄影师如影随形。
1984年，海伦·托马斯获得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第四权力”奖时，里根在贺词中说：“你不仅是一个优秀的、受尊敬的专业人士，你也已经成为美国总统的一部分。”
1992年，在老布什与克林顿的总统竞选辩论中。年逾古稀的海伦，穿一身大红套装，用她那些犀利的问题，轮流拷问两位总统候选人。
而在1995年，“新闻界第一夫人”75岁生日这天。当政的克林顿总统送给她的生日礼物是为时15分钟的独家专访。
克林顿亲自捧起生日蛋糕，让这位拷问过他无数次的女记者吹生日蜡烛。这位总统还举起海伦的录音机，对准她，开玩笑地对她进行了反采访：“托马斯小姐，这么多年来，你听着这么多位总统闪烁其词，语焉不详……你是怎么忍下来的？”
白宫里另一次“反串”记者角色的是第一夫人帕特·尼克松。当51岁的海伦终于摘下“嫁给工作的女人”这一外号，与65岁的美联社驻白宫记者道格·康奈尔订婚后，帕特抢先向记者团宣布了这一消息。第一夫人笑得合不拢嘴，说：“我终于抢在海伦之前发布了独家新闻。”
1998年，白宫记者团设立了海伦·托马斯终身成就奖，海伦成了第一位获奖者。
白宫似乎终于把她“删除”了
2000年5月，海伦在克林顿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了最后一次“谢谢你，总统先生”，随后从合众国国际社辞职，结束了40年的白宫记者生涯。
在此岁月里，她目睹了每任总统的荣耀，也看到过他们的黯然。在老布什预料自己将败给克林顿的那个大选日，记者们一起陪着老布什去购物。海伦看见，这位总统买了钓鱼竿和乡村音乐的CD，“像一位即将退休的人”。在克林顿母亲去世时，她也目睹了克林顿巨大的悲痛。
1973年，在尼克松的4名高级助手因“水门事件”辞职的那天晚上，海伦碰到了总统。他弓着背，脸色灰白。
她在自传中回忆了这一幕，并深深被这出悲剧打动了。虽然“我常说我从不在总统身上浪费同情，他们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她还是为这位总统祈祷了，也为她的国家祈祷。
如今，这位女记者再也不用每天清晨到白宫上班，喝杯咖啡，构思那些尖锐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