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逸事
周恩来的最后传奇
史哲/文
1976年1月，联合国总部“破例”给已故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降半旗。那时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103个，但却有130个国家的党政领导人发来唁电、唁函；几乎所有重要国家的报纸、电台都在第一时间播报了这一消息；更值得世人瞩目的是，联合国《旗典》中规定的哀悼领导人的降半旗仪式，第一次应用于一位现职去世的国家领导人，甚至突破了《旗典》中关于降半旗最多两天的规定，一个星期的时间联合国总部上空没有升起任何一个会员国的国旗……
显然，对周恩来的认可超越了政见、超越了时空、超越了意识形态……早已不仅仅是“外交家”三个字所能够承载的。
今天的人们并不确切地知道，总理去世后的传奇是如何成就的；围绕这位中国总理的去世，联合国究竟讨论了什么……但联合国大会至少在两点上达成共识：一是这个领导人为本国人民和全人类作出过巨大贡献；二是他身后没有留下遗产。这两点，周恩来当之无愧。
我们无法一一细数周恩来为这个国家作出的贡献，但在老一代人心中，他是集聚了这个民族的无数优良品德的化身，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人们知道他是一个好总理，从他的身上，人们知道什么样的官员才是“人民公仆”。
对于这个世界，周恩来留下的典故也非常多，关于杜勒斯的拒绝握手的故事，在万隆会议的睿智，至今在非洲偏远的部落依然有人能发出“周恩来”三字的汉语发音……至少，他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至今仍被视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可能选择之一，也成为中国对于国际关系最大的贡献。
至于他的遗产，今天这也已经不是秘密。
据1976年总理去世后，负责整理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工资收入和支出账目的人回忆，周恩来的收入只有单一的工资和工资结余存款所得的利息，别无进账。而支出项目也主要集中在伙食费、党费、房租费、订阅报纸费、日用开支以及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捐赠等。
据统计，总理的工资是400.80元，邓大姐的工资是347.50元。从1958年到1976年，一共是161442.00元。用于补助亲属的共36645.51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这两项支出约占两人总收入的1/4。其中的主导思想是自己拿工资来补助，就可以减少国家的负担。至于总理的积蓄，总理也曾做了规定：凡是积蓄够5000元，没什么用，就交党费。就这样，总共交了14000元。总理1976年1月份去世以后，两个人总共才积蓄了5100元。所以说，两位老人非常俭朴。
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去世时所留给这个世界的。
他一生都在嘲笑贵族
鲁先圣/文
不论是研究欧洲哲学思想史还是欧洲文学，你都不可能绕过他。如果是研究欧洲戏剧史，你就更不可无视他的存在，因为他一生创作了50多部戏剧，其影响几乎与英国的莎士比亚齐名。
在法国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中，为了避免封建专制势力的迫害，他曾先后以一百多个笔名发表反封建作品，其中，“伏尔泰”是人们最熟悉的一个笔名。他的作品以尖刻的语言和讽刺的笔调而闻名。他说：“笑，可以战胜一切。这是最有力的武器。”伏尔泰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旗手，他毕生都在讽刺嘲笑那些道貌岸然的贵族，被誉为“思想之王”、“欧洲的良心”、“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
伏尔泰本名是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1694年出生于巴黎一个法院公证人家庭。他天资聪慧，从小就热爱文学。中学毕业后，迫于父命曾进入一所法科学校学习，但他立志当文学家，后来便成为一名无业文人。1717年，他因写讽刺诗嘲笑影射宫廷的淫乱生活，被投入巴士底狱关押了11个月。但是，他在狱中首次以“伏尔泰”为笔名创作了悲剧《俄狄浦斯王》。出狱后，该剧的公演使他一举成名。
伏尔泰才思敏捷，多才多艺。1725年，因写讽刺诗嘲笑宫廷贵族遭受贵族子弟的毒打，并再次被关入巴士底狱。获释后他被驱逐出境，不得不流亡到英国。3年后他回到巴黎，积极开展启蒙宣传。他先后创作了歌颂民主共和制度的历史剧《布鲁特》和反对宗教狂热的悲剧《查伊尔》，系统地向法国人民介绍了英国的哲学、文学、政治理论和政治状况。该书一出版，立即被当局查禁并当众焚毁，巴黎法院下令逮捕作者。他逃至法国和荷兰边境的女友爱特莱侯爵夫人的庄园，隐居15年。在这个时期，他依然保持着自己旺盛的士气，发表文章猛烈抨击封建制度和教会统治，嘲笑宫廷贵族的无知和糜烂。
有一天他忽然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便说：“我没有王权又有什么关系？我有一支笔。”是的，他在肮脏的乡下客栈里伏案疾书，他在冰冷孤独的乡下客房里创作出了无以数计的六韵步诗歌，他的稿纸布满了他在格林威治寄宿的屋子的破地板，他把墨水飞溅到普鲁士皇家住宅的地毯上，还用了大量印有巴士底狱监狱长名字的私人信笺。
他的名气越来越大，许多达官贵人为了沽名钓誉，纷纷同他交往，如普鲁士皇储腓特烈（即后来的腓特烈二世）；法国还于1746年让他进入法兰西学士院。但是，后来他发现包括腓特烈二世在内的封建统治者并不是真正赞同他的观点，他决心不再与任何君主往来。
他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为一位被法国法院残害致死的新教徒卡拉鸣不平，并最终迫使法国政府为卡拉平反。伏尔泰的坚决斗争唤醒了越来越多的法国民众，摧毁了教会的威信，为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铺平了道路。
由于伏尔泰的威信越来越高，封建统治者为了迎合民众的需要，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1778年2月，84岁的启蒙泰斗伏尔泰被巴黎人民作为伟人迎进了巴黎。当时巴黎全城轰动，公众对他的欢呼致敬远远超过对帝王形式上的礼遇。巴黎剧院首演他新写的悲剧《伊兰纳》，演员们在舞台上抬出了他的大理石半身像，并为它举行了加桂冠仪式。这是他一生事业和荣誉的顶点。
到了巴黎以后，伏尔泰因过于激动，加之尿毒症发作，被迫卧床。但他仍然坚持口述最后一部五幕诗体悲剧《伊雷娜》。剧本虽写得平平，但演出时，巴黎和凡尔赛反应都十分强烈。王后出席了演出，伏尔泰也拖着病体临场领略这最后的荣誉和幸福。
这一年5月30日，他在佛尔纳因病逝世。伏尔泰死后，先是葬于香槟省一个小礼拜堂内；1791年法国大革命期间，人民把他的遗骸运到巴黎著名的先贤祠重新安葬，当时他的灵车上写着这样的句子：“他教导我们走向自由。”伏尔泰创作了许多著作，他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宗教迷信，宣扬自由和平等的原则，主张人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他很有名的一句话：“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是我誓死保卫你说话的权利。”代表了他对于言论自由的主张。
“伏尔泰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个时代。”这是雨果对伏尔泰的评价。他的名字至今仍是世界上一切不愿战争、反抗暴力、捍卫民主自由的人们的崇拜对象。
孤独者爱因斯坦
王玉新赵伟/文
爱因斯坦的人生在我们今天看来称得上是辉煌的，但他却是孤独的，他一辈子生活在深深的孤独感中。他说：“我实在是个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亲近的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到一定距离并且需要保持孤独。”
在今天，所有的人都在赞颂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伟大神奇，不只是宇宙空间的飞行和研究，就是在计算器领域，信息的存储，也都离不开他的理论。但在相对论刚刚创立的时候，他却为了他所追求的真理，把自己置于孤独的境地。
由于相对论的创立触动了占统治地位的经典物理学，引起传统观念和势力的阻挠。先是物理学界和哲学界，后来又加上政治势力，都对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论进行排斥和反对。科学被卷进了政治。
1920年，更大规模的敌视行动开始了。柏林大学的学生在爱因斯坦讲课时蓄意捣乱，爱因斯坦愤然离校。后来，柏林出现了一个专门攻击相对论和爱因斯坦的魏兰德组织。他们撰写文章，发表演讲，收买科学家，辱骂爱因斯坦。德国实验物理学家、190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勒纳也对爱因斯坦进行恶毒攻击。魏兰德更是疯狂，居然在报纸上说“要杀死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被迫离开柏林。
1921年10月，爱因斯坦赴日本讲学，11月中旬途经上海，接到一份电报，得知瑞典科学院已经决定授予他1921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为此，瑞典科学院评奖委员会受到来自德国科学界的指责，批评他们的行为太“轻率”了。作为一代科学大师，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他的祖国被人为变成了疯狂的野兽，杀戮仿佛变成了唯一的正义事业。他为此陷入深深的痛苦中。
他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保持了自己的操守。在一个为军国主义的暴行辩护的《文明世界的宣言》上，有93个科学家签名，另一个反战宣言《告欧洲人书》，只有4个人签名，其中之一，就有爱因斯坦。
在普鲁士科学院的会议厅里，爱因斯坦身旁的两把椅子是空的，没有人敢靠近他。他这样一个物理学家，被视为危险分子，他的周围充满了敌意。
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国家元首，从此，德国反对相对论的运动更加气势汹汹。正在美国的爱因斯坦对德国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他公开宣布不再回德国。4月1日，德国普鲁士科学院开除了最享有盛名的、堪称国之瑰宝的院士爱因斯坦。1933年5月10日午夜，在一片欢呼声中，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书籍被投进柏林国家歌剧院广场中央的火堆里。后来，一位从柏林来的朋友给爱因斯坦带来一本棕色封面的画册。画册的第一页就是爱因斯坦的大幅照片，并附有罗列罪行的说明文字，文字下面的括号里有4个小字：尚未绞决。
他的祖国抛弃了他，他周围的知识分子抛弃了他，他成了一个孤独者。
爱因斯坦的家庭和朋友也并不能成为他心灵的栖息地。爱因斯坦从不按传统习俗行事。传统习俗很浪费时间和精力，而爱因斯坦的工作首先要求他的却是时间和精力的付出。所以，他身上有许多不为人理解的怪僻：他常常忘记带家里的钥匙，即使在结婚当天，婚礼结束后，他和新娘返回住所也不得不喊房东开门。在生活上，他不修边幅，头发蓬乱，以致来求见他的年轻人不敢相信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移居美国后，生活有了很大改观，但是装束依然不变：一件浅灰色的毛衣，衣领上别着一支钢笔，甚至连面见罗斯福总统时也不穿袜子。
他平时生活简朴，因此剃胡须时只用安全刀片和水。朋友建议他使用剃须冷霜，他说：“只要刀片和水就行了。”朋友为了说服他，就送了他一管剃须冷霜。第二天，爱因斯坦好像有了什么重大发现，他洋洋得意地说：“你知道，它不扯胡须，使人感觉好极了。”冷霜用完了，他就又用刀片和水了。
他以拉小提琴为娱乐，却是一个不太高明的提琴手。他很少演奏现成的乐曲，而是喜欢拉即兴创作的准莫扎特主题，从中得到乐趣，得到科学的想象力。他用的也是一把廉价的小提琴。朋友赠他一把稍好些的提琴作为礼物，他却说：“琴太好了，我不配使用。”
有个匈牙利钢琴家名叫尼里基·哈齐，由于时运不济，人地生疏，被迫在一家餐厅当钢琴伴奏者。美国的核物理学家、氢弹之父冯·卡门觉得很可惜，认为应该给他一个显露身手的机会。于是，他举办了一个欢迎爱因斯坦的宴会，特意把南加州的一大批艺术家和音乐会代理人请来听哈齐的演奏。晚上，大家请哈齐弹了几首曲子。这时，爱因斯坦的夫人心血来潮，要她的丈夫拉小提琴和哈齐合奏，大家对这个提议感到非常高兴。没想到，哈齐愤怒地大声嚷道：“我从来不为任何人伴奏！”说着，就真的不弹了，哈齐也就失去了为美国音乐界重视的机会。而爱因斯坦却兴致勃勃，照拉不误。大家为爱因斯坦热烈鼓掌，而把那位钢琴家忘得一乾二净。
爱因斯坦是绝对的理论家。他对自己理论的实际应用没有丝毫的兴趣。他的E=mc2也许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公式——它表示任何已知物质中未释放出来的能量。但是爱因斯坦不愿意沿着大街去看一个反应堆制造原子能。他的光电理论获得了诺贝尔奖，他却认为这一系列方程式相对来说并不重要——他也没有丝毫好奇心去观察他的理论是如何使电视成为现实的。
爱因斯坦永远不能理解的一个难题是他的名声。他创立的理论十分深奥，只能使当时很有限的少数科学家感到激动，但是他的名字却在文明世界家喻户晓。他对自己造成的这种现象困惑不解。他说：“我有过好主意，其他人也有过。但是我的幸运在于被接受了。”社会公众如同洪水暴雨似地对他表示关注使他感到困惑。人们想会见他，陌生人在大街上会停步向他凝视和微笑，科学家、政治家、学生和家庭主妇写信给他，甚至他身上的东西，哪怕一颗扣子，也成了别人的圣物。以色列人民还请他去当总统。他永远不能理解为什么他受到这种关注，为什么要把他作为与众不同的人突出出来。
一头卷曲的白发，一件普通毛衫加一只烟斗，加州理工学院人人都知道这个形象是谁。由于要求他写自传的人络绎不绝，爱因斯坦只好要求冯·卡门想个办法让他避开。卡门为他在洛杉矶奥列薇拉大街安排了一个住处，那是条艺术街，街上行人以留长胡子、穿羊毛衫而远近闻名，因此，他走在大街上从未碰上过麻烦。结果谁也没有认出这个人就是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为人坦率，心口如一，直言不讳。一次，他应邀出席一个“面向全国”的广播节目，有个播音员发现了这位科学巨匠，就擅自宣布爱因斯坦要向全国听众发表讲话。爱因斯坦非常反感，立刻站起来说：“我没有话要讲，因此讲不出什么话。今后如有话讲，再来向各位奉告。”说完，立刻就坐下了。
他拒绝著名作家的来访或很有成就的画家为他画像，很少有例外情况。只有一次他改变了态度。一位画家请求为爱因斯坦画像，自然被他拒绝：“不，我没有时间。”画家坦率地说：“但是我需要使用靠这幅画所得的钱啊！”爱因斯坦回答：“是这样。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当然可以坐下来让你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