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蜡烛燃尽了。
袁啸勇没有再续一根蜡烛，我们眼看着最后的烛花在烛泪中跳跃，一点一点挣扎着燃烧。烛泪在凳子上流淌。袁啸勇的甲亢般眼珠上，泪水也在流淌。
屋子一下子暗下来。
爱。
一个男人，苦苦地追随一个女人，追随了十九年，没有睡过一回，在我们这个社会，说出来有谁会相信呢？
爱。
如今还有多少人愿意说这个词？在我们这个八百七十万人口的城市，被顽固的汉腔汉话包围的城市，“爱”读“挨”，我们都共同地认为，“爱”就必须“挨”。“我爱你”，用武汉话说，会读成“鹅挨泥”。我们把“爱人”称呼为“伙计”，我们把情人称呼为“情况”或“乔子”，我们把谈恋爱的人称呼为“对子”。无论是东湖岸边还是黄鹤楼上，人们不想、不敢甚至羞于说这个词——爱。
但是在一个堆满废水杯、废器皿、废木板的杂物间，这个年纪已经四十岁，在武汉没有工作，没有住房的光棍汉，却脱口而出。
我们在黑暗中沉默着。袁啸勇的话像一颗坚硬的石子，飞过来击中了我的脑壳。我的脑壳有点眩晕。
为了一单生意，我们可以长途奔袭上千里、上万里，为了爱，我们能吗？
为了一个合同文案，我们可以彻夜不眠，我们可以进行数十万字的调查分析，为了爱，我们能吗？
为了拜会一位领导，我们反复侦察他的时间、地点，估摸观察着他的心情，精准到位地表达着我们意图，为了爱，我们能吗？
我们坐在房顶上，那颗在我们头顶上热烈闪耀的，逐渐下落到肩上、腰间，最后落到脚下的失去热力的温软的太阳，是我们曾经拥有的爱吗？
我们把一杯满室飘香的浓茶喝淡，那即将被我们倾倒出去的茶垢茶渣，是我们曾经清澈入肺的爱吗？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这只流干的蜡烛，还是那支见证我们巴山夜雨，还是那只陪伴我们共剪西窗的蜡烛吗？
眼睛慢慢适应了黑暗，对面袁啸勇的形象慢慢凸显出来。低着头，佝着腰，泪水已经没有了。
我给他点一颗烟。
还有一年呢？我说。
袁啸勇有点茫然，抬起头呆望着我。
我们毕业有二十年了，就算你跟着马小蝉跟了十九年，那还有一年呢？还有一年你在干什么？我问。
是还有一年，他说，我们毕业后的第一年。
我们毕业的第一年，你在干什么？我说。
他似乎很难以启齿，很迟疑。好在我们呆在黑暗里，看不见他的表情。
他猛抽一口烟，最终下了决心似的，说，那一年我和岳绪英呆在一起。
岳绪英？我诧异说。
是的，岳绪英，他说。
是那个跟着马小蝉学说普通话，差点挨你拳头的岳绪英吗？我说。
是她，他说。
你跟着她干什么？我问。
我跟着她，跟了一年，我想挽救她，但最终没有成功，他说。
她怎么了？我问。
他顿了一顿，鼓鼓气，说，她自杀了。
我怔住了。
二十年来，陆陆续续听到的同学们的消息里，谁谁升了局长了，谁谁开了公司买了车了，听到同学们的死讯，还是第一次。
自杀？为什么自杀？我说。
他低下头沉默不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