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7年3月其父曾麟书去世，曾国华兄弟回籍奔丧。因曾国华已出嗣叔父曾骥云，故在1858年3月复出山入李续宾部。李与曾国华是儿女亲家，故两人关系十分密切，“益相与讲求戎政，晨夕咨议”。这时，九江为湘军所攻陷，太平军主力已退出江西。曾国华与李续宾率军转战鄂皖，先后攻陷麻城、黄安、太湖、潜山、桐城、舒城等地。曾国华见军势甚急，深感不安，认为“常胜之家，气将竭矣，难可深恃”。所以，他“时时与李君深语悚切，以警其下；亦以书告予盱上”。1858年7月，太平军自枞阳会议后，各将领按预定计划分别进军。8月，陈玉成、李世贤率部攻安徽庐州（今合肥)曰9月，陈玉成、李秀成两军在滁州乌衣、江苏江浦小店、浦口大败清兵，彻底摧毁了江北大营，恢复了天京与江北的交通。随后，清军大举犯皖，曾国华、李续宾部湘军在连陷潜山、桐城、舒城之后，急攻三河镇（今属肥西)，逼近庐州。太平军三河守将吴定规告急，陈玉成率军兼程赴援，抄湘军后路，李秀成部继进，庐州太平军守将吴如孝等亦合捻军南下断湘军援兵之路。11月7曰，曾国华、李续宾率部先取攻势，互有伤亡。14日，陈玉成部太平军逼攻曾国华、李续宾湘军大营，双方展开决战。15日，曾国华与李续宾“并命同殉”。
对于曾国华的死，曾国藩感到非常痛心。他在家书中表示，要为曾国华作哀辞、墓志、家传等文，并建议曾国荃也应作文以抒其意。他的理由不仅仅因为曾国华死得惨烈，死后多日才收殓到尸骨，更重要的是曾国华在“生前于科名之途太蹇，死后又有阙憾”盂，所以他要为弟弟立传使其扬名于天下。
他虽自幼就曾接受传统的家塾教育，但因辅助父亲操持家务受其影响，最终只得了一个捐监生功名。
曾国潢（1820-1886年)。原名国英，字澄侯，族中排行第四。曾麟书第二子，捐监生出身。他比长兄曾国藩小九岁。而比其弟曾国葆大八岁。这样，在兄弟五人中，长兄在外读书做官，他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其他四个兄弟中的长者。所以，他比其他几位弟弟懂事得早帮父亲料理家务所占去的时间当然就多一些。
诚然，最初就父亲曾麟书来说，并非有意留下曾国潢持家务农，也希望曾国潢像其他几个儿子一样，科举成名，飞黄腾达，为曾族一门光宗耀祖。从而，曾国潢自幼就在父亲的塾馆读书学习。但他的天分不算很高又因过早地担负起照顾祖父母及辅助父亲大人的家务重担，所以在科途奋斗中并不是一帆风顺。1842年，在曾国潢二十二岁的时候，他就有意离开家乡到外边去边教书边习科举之业。对此，曾国藩在家书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首先肯定曾国潢在详尽的来信中表明的志向，“其发奋自励之志溢于行间”。进而，他开导曾国潢：你想出外，这是什么意思呢？无非是说“家塾离家太近，容易耽搁，不如出外较清净耳”。然而，出外如果专心从师问学，那么没什么影响；如果是出外边教书边习举业，则“耽搁更甚于家塾矣”。关键的问题是，一个人如果能“发奋自立”，那么，“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大约过了三个月时间，曾国潢经父亲允准与曾国葆到衡阳从师问学。曾国藩反复嘱咐他说：“但取明师之益，无受损友之损也。”而且，还必须做到“从师必久而后可以获益”，如果一年换一个地方，“欲求长进难矣”。在约半年的从师问学过程中，曾国潢的确下过一番苦功，但求效之心太急。长兄曾国藩又在家书中告诫他：“此事断不可求速效。求速效必助长，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只要能有耐力、有恒心坚持日积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终久必有豁然贯通之候；愈欲速则愈锢蔽矣”。在长兄的多方开导之下，曾国潢注意掌握学习方法，并在诗文方面用功较勤。过了一年多时间，曾国藩对曾国潢在做诗方面的长进感到非常高兴，同时又告诫他：“须有志有恒，乃有成就耳。”再过整整一年时间，曾国潢等应试不中。为了让弟弟们有个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曾国藩决定让四个弟弟中的一两人到他身边去深造。
1845年10月下旬，曾国潢与曾国华双双来到京城，在长兄的督教之下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在这一年多点的时间里，曾国潢在学业上有了大的长进。
曾国藩在家书中叙述说：“四弟、六弟皆有进境”；“四弟近日读书，专以求解为急，每日摘疑义二条来问”。同时，他又为“男煮药求医及纪泽教书，……独任其劳”。而且，在书法方面，曾国潢的进步也很快。1846年11月中旬，曾国藩因朝廷有“诰轴用宝”，决定让曾国潢亲自将诰轴送到父亲大人手中。然而，曾国潢不愿放弃温习举业的大好时机而南归。曾国藩于是仿照曾国华捐纳国子监生之例，为其捐此资格，“四弟亦欣然感谢，且言愿在家中帮堂上大人照料家事，不愿再应小考”。从此之后，曾国潢专心辅助父亲曾麟书照料家事，再也无意于科举之业了。
他牢记长兄的嘱托，尽心辅助其父操持家事，在父亲去世之后为解除兄弟们治军从政的后顾之忧付出了心血。
自曾国潢于1846年底从北京回到家乡之后，曾国藩在家书中反复叮嘱他，要在家里好好帮父亲、叔父管理家事，时时不离祖父左右。并且希望他在细心料理家事，督促弟弟们读书的同时，“须时时看《五种遗规》冶榆，以培育自己主持家计的素质。“现在我不在家，一切望四弟做主。”此后，如果家中兄弟不和，妯娌不睦，后辈骄恣不法，都是你曾国潢这个做大弟的罪过。他反复告诫曾国潢责任重大，应当以身作则为子侄做出个好样子：“我家将来气象之兴衰，全系乎四弟一人之身。”曾国潢牢记长兄的嘱托，尽心于家事，并且处理得很有条理。在服侍祖父曾星冈方面，他估女到尽心尽孝。1848年7月起，曾星冈已瘫痪在床，手足不能动弹，曾国潢日夜伺候不离左右。他在给长兄的家书中表示：“其中不无艰难处”，但“为子孙应该如是也”愚。在督促诸弟读书做人方面，他则细心加以开导，毫无烦躁之情。1848年9月上旬，曾国潢去信给在省城的曾国荃和曾国葆，“伏望沅弟凡进场一切，或考或引见”，在仪表方面必须讲究，诸如要穿体面的衣服，到学院门口时须坐在轿子内不要轻易下轿：“一则可以静养片瞬，一则锋芒不使先露，免旁人生忌心”。1851年7月中旬，曾国华、曾国葆面临乡试，曾国潢写信给他们，反复叮嘱说：“此时正当考试，应酬甚繁，又值炎天，两弟宜少渡河，保养身体，待乡试鏖战也。”弟弟们的学习和生活用品，他都想方设法及时送到，尽到了父兄应尽的责任。在帮助父亲大人在乡间的交往应酬方面，他也尽力而为，妥善处理。所以，曾国藩在家书中赞赏他“忠信见孚于人，可喜之至”，并且怀着兴奋的心情托付曾国潢：“此后近而乡党，远而县城省城，皆靠澄弟一人与人相酬酢。”在教育子侄读书做人以及婚嫁各方面，他更是花费了巨大的心血。
1851年1月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于广西后其影响很快波及湖南。湘乡境内相继发生多起小规模的会党起事，曾国潢立即帮同父亲曾麟书组织乡团，并配合湘乡知县前往镇压。当然，曾国潢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操持家务上。正如他在给曾国藩的书信中表示：“弟初学农学圃颇能领略田园真趣。”1852年底，曾国潢随兄曾国藩前往长沙助理训练湘勇，兼治饷糈之事，后来又随同到衡阳训练湘军。他办事老练细致，深得曾国藩赞许：“澄弟自到省帮办以来，千辛万苦，巨细必亲。在衡数月，尤为竭力尽心。”因其父曾麟书中风瘫痪，曾国潢只得离开军营归家尽心侍奉，同时兼办乡团。其父于1857年去世之后，曾国潢全面主持家务。为使在军中的兄弟们无后顾之忧，他在督课子侄、谨守半耕半读的家风方面尽力按照兄长的嘱咐去做。因此，曾国藩在1860年2月的家书中动情地指出：“余敬澄弟八杯酒，曰‘劳苦最多，好心好报。冶此后，曾国藩在家书中反复多次告诫曾国潢，一定要督教子侄辈在用心读书的同时学做好人，绝对不能稍涉骄奢之境。同时，又多次提醒曾国潢，千万不要干预地方公事，亲友乡民有急难者要尽自己的一切能力予以照顾周恤。总之，一定要做到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越到晚年，曾国潢对兄长的教诲之言理解越深，在治家方面的成效也就越大。曾氏后裔之所以大都成为有用的人才，尤其是曾纪泽等兄弟辈能够做出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业，在一定程度上与曾国潢对他们在青少年时期给予的多方关照、耐心督教是有极大关系的。
【附录】
一曾国藩兄弟的叔父曾骥云
他比曾国藩只长四岁，故“少年叔侄如兄弟”，感情异常融洽。
曾骥云（1807-1860年），字高轩，派名毓驷。本来，他还有一个哥哥叫曾鼎尊，字毓台，年仅二十四岁就因病离开了人世。所以，曾国藩只有一个叔叔，加之曾骥云只比曾国藩年长四岁，年龄的接近，使他与曾国藩的关系很好。幼年时期，曾骥云与曾国藩“兄弟”般相处，叔侄一起上学读书，一起到山上砍柴，一起玩耍，关系非常密切。曾骥云处处关怀呵护曾国藩，曾国藩则一直像对待父亲那样尊重曾骥云。即使是离开家乡到县城求学，或是到省城读书，或是在京城做官，或是转徙各地从政治军，总是在家书中关心着曾骥云的身心健康、起居生活。尤其曾骥云欲将曾国华过继为抚嗣这个问题上，还是通过曾国藩做母亲的思想工作来解决的。曾骥云十八岁时与本邑罗氏结婚，因罗氏长期患病不能生儿育女，便想把曾国华过继给自己做儿子。他的父亲曾星冈也多次主张将曾国华立为曾骥云抚子，但江氏就是不同意。1839年，曾国藩从京城回家探亲期间，曾骥云“以见嘱托”，希望侄儿做做工作，促成此事，以了却一桩心事。在传统封建社会，一个人如果无后代，不仅老来没有依靠，而且是对祖宗的最大不孝，所谓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在封建社会长期形成一种对妇女歧视的观念，只有女儿不算有后代。
曾骥云不仅无儿子，也没有女儿，这就使得他对过继之事看得特别重。曾国藩深深同情叔父的处境，于是对母亲江氏“再四劝谐”，最终促成其事。曾骥云对侄儿给予他的帮助感激不已，常常将曾国藩读书做人，从政治官之事引以为自豪，并且为解除曾国藩等侄辈们的后顾之忧，他主动与哥哥曾麟书密切配合，担当起照顾父母、训育孙辈的重任。这些事曾国藩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始终对叔父怀有一种感佩钦仰之情。在家书中，他反复告诫诸弟和子侄辈，以叔父曾骥云孝友居家为楷模，将祖父曾星冈制订的家规、形成的家风，在谨守的同时加以发扬光大。如在《诰封光禄大夫曾府君墓志》一文中，重点提到祖父曾星冈卧病期间，叔父曾骥云与父亲曾麟书尽心尽力的事例，“明旦，则季父入侍，奉事如府君（按：指父亲曾麟书）之法。”正是在父亲和叔父的感召影响之下，“久而诸孙、孙妇，内外长幼，感化训习，争取垢污襦袴，浣濯为乐，不知其有臭秽”淤。又在《台洲墓表》一文中，对叔父曾骥云生平行谊作出高度评价，希望子孙后代学习效法：“季骥云，推甘让善，老而弥恭。”曰曾骥云自将曾国华过继为抚子后，心情感到特别愉快，曾家几乎上上下下的事情他都尽心尽力，儿孙辈都对他敬重有加。
本来，他希望曾国华锐意功名或居乡耕读，以享天伦之乐。但当1856年曾国藩困守南昌，形势异常危急之时，曾骥云毫不犹豫地派遣曾国华赴援江西。1858年，曾国华随兄曾国藩等因父亲曾麟书去世回籍守制，守制未满又在曾骥云的催促下在曾国藩重新出山之前奔赴前线，全力参与湘军合围安徽境内太平军的战斗，与李续宾统帅5000多人进驻庐州附近重镇三河镇。因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仓促出兵，被太平军击毙于乱军之中。曾国华之死，对曾骥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使之身心状况急剧下降。对此，曾国藩在家书中反复叮嘱曾国潢等人，要做到“推祖父母之爱以爱叔父，推父母之爱以爱温弟之妻妾儿女及兰、蕙二家”。并希望曾纪泽、曾纪鸿、曾纪梁、曾纪渠、曾纪瑞等子侄辈，“轮流到老屋久住”，要求大妹、二妹即国兰、国蕙等“亦轮流常去”看望安慰叔父曾骥云以尽孝心。
他不仅热心族中公益事务，而且为人低调、乐善好施，在乡间威望较高、口碑极好。
可能是由于侄儿曾国藩的发迹，也可能是由于本人无血脉后代，曾骥云对曾氏家族公益事业全身心投入，善待乡邻，周恤乡邻，把钱财和功名看得比较淡薄。
1838年底，曾国藩从京城散馆回湘乡，至1839年底离湘返京这一年时间，曾骥云与侄儿曾国藩就许多问题交流了意见，并且付诸行动。这其中由他在1834年发起修订大界曾氏族谱之事，因已到了扫尾阶段，不少重要资料的收集和款项的筹措需要解决，于是他请曾国藩相助。曾国藩在1839年夏秋这半年多时间里，先后与叔父曾骥云走访了衡阳、郴州、永兴、耒阳、新化、清泉、宁乡、邵阳、武冈等地，为续修大界曾氏族谱“清查源流”，收集资料，筹备资金，尽心尽力，不辞劳苦。曾骥云在这段时间，不仅充当侄儿的向导，而且成为续修大界曾氏族谱重要资料之收集者。因在是年夏间，曾国藩曾专程到宁乡访问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曾衍咏及子曾白庐、曾仙舫等，向正在复修宁乡曾氏通谱的曾衍咏等寻访曾氏家族源流及重要资料，故在是年底曾国藩从湘乡启程赴京途中，曾骥云又专门陪同曾国藩到宁乡再次拜访曾白庐、曾仙舫等人，重订曾氏续修族谱史事，并议定续谱刊行后，“每丁出钱百三十文”在宁乡曾姓中发行数百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