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以后作文“务求才情横溢，气势充畅，切不可挑剔敷衍，安于庸陋”。这是因为，一个人的学识“初基不可不大也”。曾国葆在向长兄请教读书之法的同时，还常常求教做人之道。这正合曾国藩心意。他在一封家书中充分肯定曾国葆“天性笃厚”，但他又指出：“季弟信亦谦虚可爱，然徒谦亦不好，总要努力前进。”读书与做人、修业与进德，两者关系不可分离，都应有远大的进取心。1847年曾国葆已满十九岁，但尚未取得功名，心中不免有点消气怠慢之情。对此，长兄曾国藩又给他指出，“此万万不可”。他在以当时许多名人中举、中进士时年纪已较大的事例加以开导之后，鼓励其“步步前行，日日不止，自有到期，不必计算远近而徒长吁短叹也”榆。在长兄的细心教诲之下，通过自己的努力，曾国葆终于1848年8月参加府试考取第九名，取得诸生身份。但从此时后，曾国葆厌弃举业，不肯继续入学深造。他居家乡一边自学经史、练书法、作诗文，一边侍奉老人，照料家务。并在给长兄的信中表示，要在自学中做点真正的学问，同时修养自己的品行。曾国藩对此并不表示反对，认为“季弟有志于道义身心之学余阅其书，不胜欣喜”。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圣贤，但“绝不系乎读书之多寡”。他告诉曾国葆，“诚有志于此，须熟读《小学》及《五种遗规》二书”。此外，其他有关书籍能读固然好，不能读也无妨。“可以为天地之完人，可以为父母之肖子”。1851年9月，曾国葆虽勉强参加院试，但成绩不佳，从此之后他就在家进行自学。他在给曾国藩的书信中说：“窃以为人不可不常看圣贤之书，以为持身处世之本。”认为如迎合科场去读1853年初，曾国藩奉命在湖南省城长沙办理团练。曾国葆随同视事，并率练勇赴常德、宁乡等地镇压会党起义。曾国藩训练湘军于湘潭、衡阳时，曾国葆极力推荐杨岳斌、彭玉麟之才，可以用为水师统领之职。第二年，曾国葆率湘军一部初战于岳阳，兵败。“贞干自引咎，言诸将无罪”淤。随后，曾国藩统率湘军水陆各营出境援战湖北、江西等地，曾国葆则离开军营返回家乡。在一些经商朋友的鼓动之下，他开始做起了小本生意，往来于衡阳、湘乡、湘潭、长沙等地。对此，长兄曾国藩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在1858年8月28曰的家书中指出：“季弟生意颇好，然此后不宜再做，不宜多做，仍以看书为上。”在曾国藩看来，做生意容易把人的心术变坏，还是半耕半读靠得住。读书即使不去应考，也可以使人养成良好品行，变化人的气质。是年11月中旬曾国华战死于三河镇后，曾国藩又在家书中反复叮嘱曾国葆：“明年出外，尚需再三筹维。若运气不来，徒然怄气。帮人则委曲从人，尚未必果能相合；独立则劳心苦力，尚未必果能自立。”如果真正能够做到委曲求全、吃苦耐劳，“则家庭亦未始不可处也”，希望他能放弃经商致富的打算。
曾国葆经过仔细考虑，决定弃商从军，为兄曾国华报仇，与农民起义军为敌。曾国藩得知这一消息后又在家书中询问：“季弟决计出外，不知果向何处？”并明确告诉他，如果要出山，就须选择好人：“今曰办事之人，唯胡润之、左季高可与共事。此外皆若明若昧，时信时疑，非季弟所能俯仰迁就也。”希望他能做到“择人而事，不可草草”。随后，通过与两位在外从军的兄弟的商议，曾国葆于1859年春自湘赴鄂投奔到湖北巡抚胡林翼即胡润之麾下由胡遣令率一千人自黄州转战潜山、太湖。后又入曾国荃大营，率所部攻安庆，设计招降太平军将领程学启。1861年，太平军陈玉成部与捻军配合，构筑营垒于菱湖与安庆城内之军联成一气。曾国葆受命筑垒于菱湖以东，与湘军水师配合作战，经激战攻陷安庆城。随后，太平军死书、死读书，并没有什么益处。曾国葆的这一观点，得到了长兄曾国藩的支持，父亲曾麟书也不表示反对。
他曾随长兄曾国藩训练湘军，随后又经商数年；1858年为兄曾国华报仇，复出山与农民起义军为敌。
陈玉成部与捻军采取一致行动，重兵设防集贤关，以袭湘军后路。曾国葆奉命会合彭玉麟水师扼守菱湖，断绝太平军粮道。是年9月，湘军攻克集贤关。曾国葆因功授同知衔。1862年2月，曾国葆受命率部进击三山。因太平军在此地重点设防，曾国葆陷入援绝境地，“乃以计招降三县义民之陷贼者，噢咻而厉使之。得四千人，编伍约法，用破鲁港，克繁昌，下南菱、芜湖”。而其兄曾国荃率部于此时亦先后攻克东西梁山等地，“兄弟复会师，进薄金陵之雨花台”淤。曾国葆因功又被清廷特赐迅勇巴鲁图名号。由于长期征战各地，曾国葆自挥师抵驻雨花台之后，病情加剧，拟奏请回籍养病。但太平军援军大举开进雨花台附近，曾国葆被迫带病督战，围解之后病逝于军中。“至大破援贼，晋阶知府。命下而弟不及见矣！”事后，“追赠按察使，照军营病故例议恤”。对于曾国葆的病逝，长兄曾国藩深表哀痛。除为其撰墓志铭外，还在挽联中情意深切地说：“大地干戈十二年，举室效愚忠，自称家国报恩子；诸兄离散三千里，音书寄涕泪，同哭天涯急难人。”
弟弟曾国荃三人到省城长沙城南书院读书深造，并托在那里设馆任教的罗泽南加以督教。
大约在1843年秋，曾国华等进入长沙城南书院就读。在此之前，曾国华曾写信给大哥曾国藩表示愿去京城读书曰但曾国藩建议先到城南书院学习一段时间再说。与此同时，曾国藩给父亲去信说服他下决心送几位弟弟到长沙去读书。他的具体理由是：“诸弟在家不听教训，不甚发奋。”其原因大体说来就是，他们“总不愿在家塾读书”。如果让他们“年年株守家园，时有耽搁”。加之，“大人又不能常在家教之，近地又无良友，考试又不利”，这样对他们在学业上的长进是没有好处的，从而“总愿堂上六位大人俯从男等三人之请而已”。同时，曾国藩对曾国华的现有学习状况做了一个大约而中肯的评价，并且希望他能专心致志于学业。他首先肯定曾国华有才华、有学识，“六弟之信，乃一篇绝妙古文。排W似昌黎，拗很似半山”。平时看曾国华的文章，并无“大奇特者”，而今天看到此信内容，才知道“吾弟真不羁才也”。
他在心里感到非常高兴。进而，曾国藩对曾国华的某些观点提出了批评。他说：“信中又有荒芜已久，甚无纪律二语。此甚不是。”曾国华在信中流露出对父亲的不满，认为他们在家塾读书时，父亲并没有严格督教他们。曾国藩严肃指出：“臣子与君亲，但当称扬善美，不可道及过错；但当谕亲于道，不可疵议细节。”希望他接到这封信后，“立即至父亲前磕头”。曾国华在给长兄的信中又说：“弟之牢骚，非小人之热中，乃志士之惜阴。”对此，曾国藩“不胜惘然”。他反复劝慰曾国华绝对不要存有这种想法，“科名迟早，实有前定，虽惜阴念切，正不必以虚名萦怀耳”。并耐心告诫曾国华，此后须做到“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骛”。而读经又须有耐心必须“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史之法，则“莫妙于设身处地”。总之，“经以穷理，史以考事”，除此之外，“更别无学矣”。希望他“立即下省肄业”。
在省城，不仅有罗泽南可以作为老师，而且郭嵩焘等都在长沙，可以向他们请教于。当曾国华等到达长沙城南书院就读之后，曾国藩又给他一个人专门去了一封信，耐心指导读史、学诗、习字的具体方式方法。
然而，曾国华到省城读书之后，并未听从父兄的告诫专心读书，仍然眼高手低，急急于功名又不下苦功。更有甚者，曾国华从偏僻的乡村来到繁华的省城之后，贪图享乐的花花公子哥儿的习气抬头，竟然私自作主将女婢娶为妾。曾国华本人在给曾国藩的书信中陈述其理由说：“内子（即夫人）柔儒无威可畏，弟坐是沈沦二十年，今拟增置一妾。”从而，曾国华愈益不思发愤用功学习，应试名落孙山。对于曾国华的举动，家里的人都表示出不同程度的反对意见。曾国潢告诫曾国华，对他纳妾一事不以为然，“因乡试在即”，不能分散精力曰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曾国潢说：“温弟娶妾，大半要在乡行事”。由于专注于讨妾，荒废学业，以致“六弟今年闱内之批‘语涉浮泛”。
曾国荃、曾国葆两个弟弟对曾国华沉溺女色、不思学业的行径也感到不安。据曾国葆在长沙城南书院读书时写给曾国藩的信可知，叔父曾骥云对曾国华这位继子的所作所为深表忧虑。曾国葆说：“叔父大人即于二十四在家起身，二十七早到书院，和颜悦色，婉言劝温兄不宜买丫头作妾”，但曾国华就是不听，我行我素，以致荒废学业，一事无成。曾国华不仅不从自身找原因，反而因应试不中大发牢骚。对此，曾国藩以长兄的身份予以严厉批评，多方开导。他在1844年6月给诸弟的家书中指出：“六弟笔气爽利，近亦渐就范围。然词意平庸，无才气峥嵘之处，非吾意中之温甫也。”他询问曾国华，今年是否应试，罗泽南师的意见如何，万一参加考试不中，则当专心致力于“先辈大家之文”，再不能不思上进了。他严厉告诫曾国华：“年过二十，不为少矣”，应该懂事了，知发愤专学了。“若再扶墙摩壁，役役于考卷截搭小题之中，将来时过而业仍不精，必有悔恨于失计者，不可不早图也”。曾国藩在给父母大人的家书中也明确指出：六弟所寄京之文章，我看后实在觉得不好。他在省城读书两年，不见长进，“男实忧之而无如何”。他分析了曾国华不长进的原因主要是骄傲气习严重，“中无所有而夜郎自大”。针十对曾国华应试不中反生“因愤废学”的言行，曾国藩则去信鼓励他：“然及此正可困心横虑，大加卧薪尝胆之功，切不可因愤废学。”可是，曾国华虽仍在省城读书，但始终缺乏恒心，很难约束自己专心于学，进步不大。
1845年8月3日曾国藩在给父母大人的家书中表示，如果今年四个弟弟万一应试不中，则请征求他们的意见，如有愿意到京城去的，“不妨来京一游”。是年应考，曾国华等仍未中试，于是在父亲的允准下，他和二哥曾国潢于是年10月23日到达京城。在长兄曾国藩的督教之下，开始用功读书，学业有所长进。据曾国藩在1846年2月间给父母的家书中禀报说：“六弟近曰文思大进，每月作四书文六首、经文三首，同人无不击节称赏。”淤他在给曾国荃、曾国葆的家书中也说：“温弟时文已才华横溢，长安诸友多称赏之。”进而，他对曾国华和曾国潢二人的优长劣短做了评述：“论文则温高于澄，澄难为兄；论书则澄高于温，温难为弟。”由此可见，曾国华在京城数月，读书颇为用功，进步较快。但他急于功名的念头很强烈，经与长兄商议得允准，于1846年5月报捐国子监监生。
取得这一入学资格，曾国华得以在是年7月23日“在国子监考到”，取列第一百零一名；8月16日参加录科考试，取列百余名之内。取得资格之后，曾国华不久即参加乡试，但名落孙山，不能成为举人。对此，曾国藩认为不必忧虑，并写信给父母进行安慰说：“六弟初次下场，年纪尚轻，尤不必挂心也。”是年11月曾国潢有事离京南归，曾国华则仍在京读书。1847年8月中旬，曾国藩写信给在湖南的三个弟弟说：“六弟近来气性极和平，今年以来未曾动气”，就是懒得很。1848年2月中旬曾国华离开长兄直接督课，另拜在京城开馆授徒的黄正斋为师。曾国藩对他的前途深感不安，在家书中告诉在家乡的弟弟们说：“温弟自去岁以来，时存牢骚抑郁之意。……故举业工夫大为抛荒。间或思一振奋，而兴致不能鼓舞，余因是深以为虑。”只有看下半年他能否应试中试再定行止如仍不能中试则劝他回老家。过了十个来月，曾国华因应考又不得有结果，遂于是年11月14日离京南归。
回到家乡之后的曾国华虽仍参加过科考，但因下工夫不够，总是不能如愿。曾国藩多次在家书中指出：“温弟则实自弃，不得尽诿其咎于命运。”命运是靠人来主宰甚或改变的，但他眼高手低，吃不得苦中苦，目的没有达到，不痛切自省，反而怨天尤人，“温弟所处，乃读书人中最顺之境，乃动则怨尤满腹，百不如意，实我之所不解”。然而，他还是劝导曾国华反躬自思，猛然内省。这样的话，“不唯平心谦抑，可以早得科名，亦且养此和气，可以消减病患”。此时，曾国华已是三十岁的人了，自然对科考一事彻底失去了信心，在性情方面，则逐渐趋于平和。
他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之后就曾在家乡举办团练又曾率勇赴江西镇压会党，最终被太平军击毙。
1851年1月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爆发，并且以势如破竹之功迅速挺进湘南。这时，曾国华与仲兄曾国潢在家乡举办团练以自卫。1852年底，长兄曾国藩奉命赴长沙举办团练，弟国荃、国葆均同赴长沙协助曾国华与曾国潢则来往于湘乡和长沙之间，组织团练以靖家乡秩序，实则尽力镇压湘乡、衡阳交界之地的零星农民起事。
1855年11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部自湖北通城入江西。当地农民起义军纷纷加入太平军，势力曰益壮大。曾国藩所部湘军无法招架，瑞州、临江、袁州、吉安等地相继被太平军攻占。次年3月，樟树镇、抚州、建昌等地亦相继为太平军所有。曾国藩曾亲临前线督战，但也无力扭转失败之局，“凡江西土地，弃之贼中者为府八，为州若县若厅五十有奇，天动地岌，人心惶惶，讹言一夕数惊，或奔走夺门相践死”于。湘军被困于江西，不能与外边通消息，曾国藩曾遣死士潜出搬援军，途中大都被太平军截阻。湘军危急，长兄曾国藩危急。曾国华闻讯后，立即从湖南至武昌请胡林翼拨派援兵赴赣。据曾国华本人在给父母大人的家书中说：“男自揣本无带勇之材，而此次之冒昧任事，实因胡中丞、李都转之勤恳。而大兄在江西适逢警急，男若故为安坐，殊失急难之义。故与中丞密商急作援江之举也。”是年春，曾国华受胡林翼之命为统领，与刘腾鸿、吴坤修、普承尧等率五千人进击湖北、江西。先后攻陷咸宁、蒲圻、崇阳、通城、新昌、上高等地，于8月19日驻兵瑞州城外。至此，江西之围稍解。曾国华即于9月初赴湘军大营所在地南昌与长兄见面。曾国藩后来在家书中对曾国华评价说：“温弟少时性情高傲，未就温和，故吾以温甫字之。六年，在瑞州相见，则喜其性格之大变，相亲相友，欢欣和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