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同处亚洲，国际环境、社会历史背景相似的中国和日本在对待洋务、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上表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久远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具有漫长历史的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其影响力和排斥力太大了，传统文化中落后的、不适合于时代的一面让人们很难认清楚其虚弱的本质。与此同时，清朝初年开始的禁教闭关政策，又使得中国人长时间不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失去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步发展的机会。从而，在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很难用理智的态度去审视中西文化的优长劣短。曾国藩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以理智的心态去审视中西方文化的优长劣短，能够以务实的学风去思考现实和未来。尽管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定扞卫者，但他对传统文化并非一味盲从。换言之，在曾国藩那里，守道与救时并举，理学的辽阔远大和湖湘文化特有的学风宽容、学术平等的精神与坚韧不拔的品德，使得他在面对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那种日益明显、不可逆转的趋势时，对异质的西方文化的输入有着一种相对平和的心态，采取了一种较为理智、较为适度的文化选择。首先，曾国藩觉得中学有变革的必要。他说：“君子之存心也，不敢造次忘艰苦之境，尤不敢狃于所习，自谓无虞。礼俗政教，邦有常典。前贤犹因时适变，不相沿袭。……岂有可泥之法，不弊之制？”至于“器械财用，选卒校技，凡可得而变革者，正赖后贤相时制宜，因应无方，弥缝前世之失，俾曰新而月盛”。在曾氏眼中，中学不仅存在弊端，而且有必要因时加以更新。其次，曾国藩认为对中学加以变革的途径就是向西方学习。在认识到中西文化存在落差的基础上，曾国藩将对国事的忧虑转化为对国事的某种规划，“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这样，在曾国藩那里就形成了一个以义理为体，以经济为用，以船炮制造为“下手工夫”（湖南方言，即基础工夫），用以徐图自强的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理论体系。再次，曾国藩对西学输入的合法性和具体步骤作了郑重声明：“况今日和议既成，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与此同时，他明确认识到：“驭夷之道，贵识夷情。”在外交大局上，他坚持“理势并审体用兼全”，在“盘根错节之区，尤贵有适时应变之具”虞。这就明显地体现出曾国藩抛弃了“天朝上国”的盲目虚骄之情，把西方列强当做既可学习又须竞争的对手看待。他把林则徐、魏源等人的“师夷”思想从议论层面付诸实践，发起旨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达到了“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久之利”的认识水平。总之，曾国藩在那种以“谈洋务为耻”的顽固守旧氛围之中面对现实，反躬自省，勇于承认中国文化有不如西方文化之处，从而首倡学习西方文化中的某些长处。
在他的积极倡导、主持下，制造出中国第一艘兵轮和第一台车床，炼制出中国近代第一磅火药和第一炉钢水，造就出中国近代一大批技术工人和一部分工程技术人员；首次翻译出版西方近代科技等方面的书籍数百种，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首次奏请清廷选派幼童到美国留学，开启了中国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的先河，产生了像詹天佑那样的伟大的铁路工程师……尽管人们对曾国藩的洋务主张和事业成败评价不一，但它毕竟促使中国近代士大夫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对价值观念等问题的理解有了新的提高。更为重要的是，曾国藩等人将魏源倡导的学习西方物质层面的“西技”扩大到了“智”的层面。他所讲的“师夷智”包含有翻译“西书”、学习西方精神文化或制度文化的内容。毫无疑问，这一中西文化的取舍模式已经达到了时代的水平，符合当时中西文化交流、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演变的特有轨迹。这是使我们不得不对曾国藩刮目相看的第一个事实。
清朝行武定天下，八旗、绿营兵的确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清王朝的日益腐败堕落，这些军队装备简陋，技术低下，战斗力很差，逐渐失去了昔日的朝气，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已经显示出其致命的弱点，在最初同太平军作战的几年中更暴露出它们的腐败无能。曾国藩以书生从戎，儒将领军，改革军制，独创湘军，扫除绿营颓风，克服了清军“败不相救”的弊病，大大提高了湘军的战斗力。经过十多年的南征北战，终于镇压平定了声势浩大的太平军、捻军等农民起义，为清王朝渡过前所未有的难关，延长六十余年的寿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从此，改变了汉人不能领军、参政的局面，首开了满汉执政的先例。然而，我们认为这还不是曾国藩在军事方面影响深远的主要原因所在，更重要、更关键的原因在于曾国藩以儒学中的道德观念、纲常伦理去治军，去培植个人势力。从此以后，在一般领军从政之人的心目中便自然地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要使自己的地位长久不衰，永世流传，就必须有兵权；要有兵权，就得培植自己的军队，使之绝对服从、绝对忠于自己；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封建的纲常伦理、道德规范去教育下属，影响、驾驭和控制兵将，同时还必须用自己的人格、言行去感化、激励下属，汇聚绝对服从指挥、驱使的军事政治势力。曾国藩之所以能够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封建的纲常伦理去吸引、组建、治理湘军，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起广大湘军士兵为维护封建统治而卖命捐躯的热情，从制度上、思想观念上吸引、积聚绝对服从自己指挥、调遣的私有势力，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清朝咸丰、同治这一过渡时期，尽管西方文化已经不断输入，但在中西文化冲突之中，曾国藩所选择的传统道德观念、价值尺度和行为方式，在当时很大一部分封建士大夫乃至一般民众中仍然有着固有的诱惑力。他在组建湘军和治理湘军的过程中，既继承了传统又对之加以改造，如改世兵制为募兵制，招收乡野朴实之人为兵勇，选择读书人为营官，用仁义礼教去陶冶、维系军心，用勤劳、仁爱、严肃精神去训练部属等等，均体现出既继承传统又超越传统的组军、建军和治军特色，获得了预期的效果。这是使我们不得不对曾国藩刮目相看的第二个事实。
人们常说，近百年的中国外交史，是一部充满血和泪、充满屈辱和悲愤的历史，同时又是一部在屈辱和悲愤中不断清醒、不断理智、不断抗争的历史。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清中央朝廷为了维护满洲贵族阶级的根本利益，不惜采取妥协投降的对外方针，以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来换取专制政体的躯壳曰二是曾国藩等实力派督抚大员从维护清王朝的根本利益出发，面对列强环逼的境况，认识到弱国无外交的严酷现实，坚持以妥协温和为主体的对外方针，通过谨守不平等条约的方式，为其自立自强的长远大计求得一个相对和平安静的国际环境，以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曾国藩在生时执行的这一对外方针政策，其理论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值得肯定的，但在实践过程中却又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出现了问题。其妥协温和的外交方针政策在具体对外实践中往往有利于西方列强得寸进尺地获取更多更大的侵华特权。随着中国近代社会半殖民地程度的不断加深，这种对外妥协温和的色彩也就越来越明显。曾国藩虽不是外交家，但他是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在对外交涉事务中他虽曾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抗争，在某些方面也维护了国家民族的利权，但在主要方面他却因昧于国际形势和缺乏国际外交知识，而将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信”那一套运用于外交。曾国藩的这种思想和主张，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基本属性，从而也就很自然地影响到他身边的人乃至他的后辈们。这是使我们不得不对曾国藩刮目相看的第三个事实。
处于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地位的儒学，在中国近代虽然走到了它的尽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但是其中封建的人生哲学，在曾国藩身上仍然得到了尽情的发挥。他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以与时倶进的现实主义态度，勇敢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为使中国儒学适应近代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即维护传统而不守旧，继承传统又超越传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信”、忍辱退让、发奋向上、刻苦自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传统伦理道德精神，经过他的改造和发展，体现出“礼学经世”的时代面貌，这些无不散见于他的着作、他的言论和行动之中，无不渗透于当时社会的各个精神领域，对时人和后世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他的手下之所以能聚集众多人才，他的军队之所以听他的指挥，至死为他效劳，他的亲朋戚友、子弟师长之所以信任他、颂扬他，都由于他的人生哲学符合了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理和口味。在他死后一百多年中，诸多政客、文人如李鸿章、郭嵩焘、梁启超、胡适、蒋介石等人，都对他交口称誉，视之为楷模。就连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也曾崇拜、称颂过曾国藩，把他称做中国历史上“探求大本大源”的第一人。这是使我们不得不对曾国藩刮目相看的第四个事实。
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务事中，家庭教育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令人头痛、难以下手的大问题。曾国藩权绾四省，位列三公，拜相封侯，谥称“文正”，然而他寒窗数十年，从军十数载，备尝艰辛，深知名誉、地位、家业的确来之不易，因此渴望自己的儿孙显赫万世，家族永不衰败。但是，那些达官显宦家庭之子女，不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困守父辈留下的基业，就是挥霍滥用，吃喝嫖赌，欺压下民，横行市井，不思上进，使得家业荡尽。曾国藩为此深感忧虑不安，他冷静思索，费尽心机，从封建传统文化中寻找根据，经过自己的理解、消化，独创了一套治家理论和方法。他温言细语，言传身教，谆谆劝导他的子女立志为人，知书达理，不求做官发财，不以优越地位自居。虽然这些理论和方法主要是封建阶级的那一套，但谁也不能否认他在教育子女方面获得了完全的成功，谁也不能否定其对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人士的影响。曾纪泽和曾纪鸿虽然出身显赫，但他们都没有变成“衙内”或大少爷。曾纪泽诗文书画倶佳，又自学通英文，成为清末着名爱国外交家；曾纪鸿不幸早死，但在研究古算学方面也已取得相当的成就。不仅曾国藩的儿子个个成材，曾家的孙辈还出了曾广钧这样才华横溢的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宝荪、曾约农、曾昭抡、曾昭燏这样有影响的教育家和学者，曾氏后裔中像曾宪植、曾宪杰（厚熙）这样有影响的政治家、艺术家和专家学者更是不计其数。据有关部门调查统计，当今曾国藩兄弟的后代遍布世界许多个国家和地区，且多为科技、文化教育工作者，有的还是世界着名的科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