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内涵及中国文化的特点
在这里，我们首先碰到而又必须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是：究竟什么是文化？它的定义如何确立？因为自近代以来，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人们都热衷于文化问题的研讨，可以说有多少人研究文化，就有多少种文化定义，所以，谁要讨论文化，谁就得首先申明他对于文化定义的所指。
正因为如此，我曾着意检索过有关“文化定义”的诸多资料，然而留在我脑海里的却是这样一个种类繁多、概念模糊的印象：有人说，文化就是文学艺术；有人说，文化就是文物、文字；有人说，文化就是学术、教育、出版；有人说，文化就是广播、电视、报刊；有人说，文化就是思想、人格、道德观念；有人说，文化就是“生活的样法”；有人说，文化就是人类古来的一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情况呢？关于这个问题，有的人作了分析考察，认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和国度，文化的内容及其表现形式也是不同的，从而导致人们从各自的文化模式出发，为我所用或随心所欲地给文化下了不同的定义。我认为，这的确是一个基本的原因，但还不是根本的原因。根本的原因在于：人们认识问题、分析和考察问题所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同，从而也就必然导致人们对文化进行定义的差异性。
众所周知，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历史现象。那么，它是通过什么形式反映出来的呢？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我们对文化的定义试图作出如下的阐释。
客观事实表明，人类实践活动具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其结果便是形成不同的社会历史现象。第一，人们为了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便要进行改造自然界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实践。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之上，又产生了交换、流通、分配和消费等各种形式的经济实践，其结果便是形成了社会生活的各种生产和经济现象。第二，在经济生活的基础之上，又产生了各种政治实践，包括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以及当权集团和反对派的政治活动，其结果便形成了国家机构、军队、法律设施以及阶级斗争、党派活动等一类政治现象。第三，还有一类社会现象，它们由物质生产、经济和政治活动派生而来。这类现象是由人们的精神生产所创造出来的。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主要特点是具有意识。而意识则是人脑活动的结果，其特征就是能够反映人以外的客观存在。马克思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淤人们经常用各种思维形式来反映自然界和社会的客观存在，也就是进行精神生产，获得各种知识，以满足自己生活的各种需要。这种精神生产及其产品，以及为了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而产生的各种传播精神产品的手段、工具等，便构成了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文化现象。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因而，从上述基本理论出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文化是指人类精神生产的领域，是人们观念形态的反映，是人们意识的结果。它的基本内容应包括这样几个层次：一是哲学、政治思想、宗教、道德观念、文学艺术、美学、科学（科学思想观念和科学理论）等；二是传播和反映这些观念形态的方式和手段，如文字、教育、新闻、出版、图书馆等；三是群众日常活动中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生活要素，如风俗习惯、衣着、饮食、居住、礼仪等。总之，文化是精神生活领域的社会现象，是反映社会意识形态的社会存在。因此，我要明确告诉读者，在这本书里我正是持着这种文化定义来叙述和分析问题的。
历史告诉我们：不同的国家与民族，有不同的文化。那么，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究竟是什么？它具有什么特征？因为这个问题不是本书所着重研究的对象，所以在这里只就我个人的认识作一个概括性的介绍。
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很早就形成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和严密的宗法制度，封建制度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与此相适应，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占据统治地位的则是儒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儒学既是中国文化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文化构成的主干，其核心则是忠孝节义等纲常伦理。这种封建的纲常伦理，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是“万古不易之常经”，是“万事之根本，百川之源头”。中国古代的这种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具有它固有的单一性、凝聚性和稳定性，对外来文化，或是抵拒排斥，或是吸收消融。我认为，概括起来讲，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这样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是对“个人人格的实现与完成”。中国人很讲究“人格”，不希望自己只是没有价值的社会成员，而希望个人有个人的价值，受人尊重，并且自重。第二是对“伦理价值的充实与发扬”。不管一个人的思想是如何地走在时代的前列，他也不能否认或抛弃中国人对家庭以及对亲情的重视。中国人在朋友关系上讲道义信用，在家庭关系上讲父慈子孝，是因为在其中可以得到自我的满足。第三是由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要求实现个人的人格和承认家庭的价值，所以特别重视对礼乐方面的了解和追求。中国人喜欢讲礼，也喜欢在生活中构筑和谐，在艺术中获得美感，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长处。第四是具有“爱好和平与忍耐的美德”。中国人有大同世界的理想，对邻邦不轻易使用武力，对社会和自然界的各种艰难困苦一般都能忍耐到极点。这些都体现了儒学的基本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而产生的以政治伦理为总体特征的文化，注重的是政治社会的和谐统一，人际关系的协调，而对于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和科学精神的弘扬不太关心。综观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演变的历程，其表现形态和实际功效主要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与西方文化重视人与自然的对立不一样的是，中国人特别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明显地表现出重人事轻科学的非理性倾向。譬如，《周易》中讲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道”是无形的、精神的东西，而讲究具体器物技艺的“器”则是有形的、物质的东西。这种思维观念，深刻而又长时间地渗透于中国人的思想言行之中，很难将其改变。这种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是，具有与讲求科学精神、突出个体本位、崇尚能力竞争、主张开拓求新的特色鲜明的西方文化不同的固有耐久性和连续性。因此，在近代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虽然逐渐败下阵来，但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它的许多方面仍然被保存了下来，某些糟粕则对西学的传播、对新文化的产生起着阻碍的作用。
什么是中国近代文化？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的基本特征又是什么？这是我们必须继续探讨的一个问题。
自1840年英国用大炮打开古老中国的大门以后，随之而来的便是西方文化的传播，从此便开始了中国近代文化兴起和发展的艰难历程。在这里，我们要首先明确的一个问题是，中国近代文化兴起和发展的进程与欧洲大不一样。欧洲在14世纪至16世纪期间，曾经发生过文艺复兴运动，掀起了“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从而为资产阶级文化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奠定了基础。然而，中国近代文化的萌发，并未经历过这样的准备阶段，而是在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殊环境和条件下，将近代文化从西方移植过来而产生的。在西方文化输入之时，中国正被以儒学为主体的封建文化所支配，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未能进行批判和剔除，而是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被迫地、仓促地吸取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有关文化。这种不同于欧洲文化的发展道路，也就决定了中国近代文化的特性。中国近代文化的特性是什么？我们认为可以用“古、今、中、外”四个字来进行概括。这就是说，中国近代文化既有古代传统文化的遗产，又有反映时代特色的新要素；它既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又保持着许多中国文化自身的特点。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渗透、影响、吸收和斗争，造成了中国近代文化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我们这里所谓的“中”，指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它包括了“古”；“外”指的是西方文化，它基本上代表了“今”。因此，中国近代文化既包括了很大一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也包括了一部分西方文化，从而形成一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文化。它既有封建主义的文化，也有帝国主义的文化，还有无产阶级的新文化。总之，这种中西文化之间的斗争、制约和融合，乃是中国近代文化的基本特征。
在上述中国近代文化这种“古、今、中、外”的多面而复杂的体系中，既有健康的、进步的、积极的一面，又有腐朽的、落后的、消极的一面。有人主张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只要对它健康的、进步的、积极的一面进行研究就行了，而把那些腐朽的、落后的、消极的东西拒之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范围之外。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妥的。因为，一部中国近代文化史，实际上就是在新与旧、正面与反面相互依违和相互扬弃的过程中兴起和发展起来的，如果只对它健康的、进步的、积极的一面作孤立的分析考察，这种研究就没有比较，因而缺乏完整性。所以，我们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和历史主义相结合的态度来对中国近代文化史作整体考察。本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把曾国藩作为一个文化人，以他的思想素材为依据，透视其观念意识在文化上所反映出的基本特征，以及同中国近代士大夫乃至一般国民的思想意识之间的内在联系。
二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不能撇开曾国藩
能不能因为曾国藩镇压过农民起义，是清朝封建统治的卫道士，就把他排除在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范围之外呢？不能。前文已经申述，对于中国近代文化史上腐朽的、落后的和消极的（况且曾国藩的言行也不尽如此）一面，也必须纳入整个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范围，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态度。现在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研究、能不能研究的问题，而是要弄清楚为什么要研究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的问题。只要我们细心地分析中国近代文化多面而复杂的发展过程中的若干事实，就会使我们不得不对曾国藩产生的影响刮目相看。
鸦片战争引发了中国社会的转折，也引发了中国文化的转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是，在中国文化急剧转变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它刚开始转变的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守旧的正统士大夫们对时势虽然表示出惶恐、忧虑和不安，但他们顾面子，放不下架子，仍然将自己置身于传统文化的封闭状态，沉沉昏睡于“天朝至上”、“礼仪之邦”的迷梦之中，津津乐道什么“仁之至，义之尽，天理人情之极则”的圣道要遍行于西方。于是，他们“自命为正人”，“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他们“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盂。人们明明知道中国的大刀长矛抵挡不住西方坚船利炮的进攻，但往往会将纯自然科学的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的高度加以评判，譬如视科学技术为“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奇技淫巧这种传统观念仍很流行，以至于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近代中国时代演变的命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得不到主流社会的广泛认同。相反，在邻邦曰本，《海国图志》一再重版，“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道理几乎家喻户晓。日本主动向西方学习，并在明治维新中做到西化而不同化，终于在19世纪中后期逐渐跻身于世界资本主义强国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