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龙也是显示龙瑞的一种形式。在中国古代的梦典里，梦见龙均为大吉大利的贵梦。有“梦见乘龙上天，三代富贵”、“梦见黑龙者家大富”、“梦见龙子，贵子大吉”等等说法。
当然，古人在大自然即艺术作品（包括梦中）之外所见的，只能是龙的模糊容合对象——蛇、鱼、鳄、马之类，所谓征兆祥瑞的神性，以及我们谈到的种种神性，也都是人们的想象、寄托、赋予和认为。由于造神和敬神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甚至可以说是人类赖以活下去的手段之一，那么，人们对神的想象、寄托、赋予和认为就是必然的、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要的。
7．兆祸
既然龙的神性是人们的想象、寄托、赋予和认为，那么就既可以让它“征瑞”，也可以让它“兆祸”。——这倒也符合辩证法，其根据是现实的验证和历史的、道德的评价。
相传夏朝末年，有两条龙来到王庭，自称是“褒之二君”。夏后通过占卜得“漦而藏之吉”。于是，待龙离开后，就将龙遗留的“漦”即口水和唾沫，装在木匣子里收藏起来。这个木匣子一直传到周厉王末年，厉王打开观看，一不小心，使龙漦洒流于庭，无法清除，眼看着化为一只“玄鼋”即黑色的鳖，爬到王府里去了。一个童妾恰巧碰上了这只鳖，于是受孕，到周宣王的时候生下来一个女子，这个女子便是以“烽火戏诸侯”而祸亡周朝的褒姒。史家评论说，“周之幽、厉，皆悖乱逆天，故有龙鼋之怪”。这个传说最早见于《国语·郑语》，当是比较早的关于龙具备“兆祸”神性的记述。
据《墨子·非攻》篇载称：古时三苗地区曾经大乱，“天命殛之”。于是，“日妖宵出，龙生于庙，犬哭于市”。有学者研究后指出，导致“三苗大乱”的原因，很可能是一次地震之类的自然灾变。动物对地震等自然灾变比较敏感，往往在灾变发生之前就表现出异于常态的行为。所谓狗在大街上哭嚎，龙（当然是其模糊容合对象鱼、鳄、蛇等）在庙堂上出现等，就是这样的动物前兆。如此看来，龙具备“兆祸”的神性，倒和科学规律在一定程度上相吻合了。
然而，更多的情形则与自然灾变无关。如《汉书》记汉惠帝二年正月某日，“有两龙见于兰陵廷东温陵井中”，“龙贵象而困于庶人井中，像诸侯将有幽执之祸”。后来果然“吕太后幽杀三赵王，诸吕亦终诛灭”。京房《易传》中也有“有德遭害，厥妖龙见井中”和“行刑暴恶，黑龙从井出”之说。这些说法，无疑是建立在历史评价和道德评判基础上的附会。
说到自然灾变，人们会联想到公元1976年，即中国农历的戊辰龙年。这一年，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唐山大地震，几十万人丧生；几位国家领导人也在这一年相继去世。是龙年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吗？非也。这只能视作一种巧合。我们可以上推，1964年，1952年，1940年，都是龙年，但也没有发生什么了不得的大灾大难。
龙兆祸的神性，在民间传说中多有表现。《一统志》载，某村民得一白鳝，打算烹而食之，有老人对他讲：这是湘江里的龙，不可杀食，否则祸及一方。此人不听，认为老人是胡说，自己照食不误。结果第二天，“一村俱陷”。《北梦琐言》载，某地燃芦荻烧死一龙，只有龙角不化，村民就将其作为宝贝收藏起来。后来一位姓高的官儿出价强取，有人便说，姓高的要招祸了，怎么可以强取不祥之物呢？不久，高果然被诛杀。
8．示威
龙的性情中，也有凶猛威厉、乖张易怒的一面。我们概而称之为“示威”。
《周史》载，徐州某县井中龙出，有母子三人同时目睹，三人“即时皆卒”。死了三个人还不算，还要“澍雨漂沫”，使城中人不得不“济之以筏，登城以避水”。《夷坚志》载，一龙出现在开封县茶肆，被役卒看见，“杀而分其肉”，十余日后，龙复仇，“大水犯都城，高出十丈，自西北牟驼冈至万胜门马监，民居尽没”。同书中还记有某人“断妒龙狱”，引起龙怒，“平江大风驾潮，漂溺数百里，田庐皆被其害”。《朝野佥载》载，唐人王景融葬父时挖到龙窟，大如瓮口。景融俯身窥望，忽见一股黑气如烟直上，冲其目，遂失明，“旬日而卒”。《录异记》
载，荆州当阳县某井中有龙窠，某县令到任后，常系马于井旁，并将种种脏秽之物倾倒于井中。一年后，此县令和他的马全变成了瞎子。
重庆江津四面山上有一片水面，原为小溪，现称“龙潭”。发生于1927年的地面陷塌，使湖泊出高山。而民间却另有说法：这里原来有座寺庙，庙墙上用炭笔画了一条龙。某一天，一个调皮的牧童对着龙身撒了一泡尿，龙不堪其辱，便动怒发威，使雷雨交作，山崩地陷，造成这片湖泊。而那座庙也沉入湖底，成为名符其实的水下龙宫。
龙之示威，盖源于龙的模糊容合对象的习性和危害。如湾鳄凶残伤人，蛇类阴毒咬人，雷雨使江河水涨成灾，龙卷风卷走人畜树木，泥石流冲毁房舍田园，等等。古人对这些现象不会有科学的解释，只好以“龙怒”、“龙怨”、“龙报仇”、“龙做孽”等说之。
1998年，在长江、嫩江、松花江流域发生特大水灾的时候，有人就说过“龙王爷发怒了”的话。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看，这样的话并非没有可取之处。
龙是掌管江河湖海、雨晴涝旱的水神，将其视作自然界的象征和代表没有什么不可以。龙神发怒，也就是自然界在发怒。长期的乱砍滥伐，使森林覆盖率急剧减少，水土严重流失，泥沙大量沉积，河床日益增高；加之环境污染，臭氧层遭破坏，导致气候异常，降雨集中——龙，也就是自然界，不发怒、不示威，才是怪事！
9．比帝
比帝是龙后起的神性，即龙可以用来比喻、象征人间帝王皇权的神性。此神性的获得，盖由于经过几千年的吸纳、综合、演进，到此时，龙的形象已趋于成熟，龙身上所具备的种种神性已经强大且彰显，这些神性和“帝王性”多有吻合之处：龙潜飞自如，无挂无碍，自由来去于昊天潢池，自然而然地就充当起天地间的信使：既可直达天廷，向天帝报告人间的情况；又可以从天廷下来，传达天帝的旨意。帝王称“受命于天”，是天的儿子，代天帝而管理人间。于是，龙的通天的神性和帝王们代天牧民的帝王品格在这儿扣在一起。于是，帝王们都成了“真龙天子”。龙有兆瑞的神性，是能够给天下人带来好处的神物。帝王们也都认为自己的君权是神授的，自己是人民的大救星，肩负着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使命，具备着布德于四方，施惠于万民的神力。因此，帝王们差不多都感觉良好，认为自己的王道德政，和龙的吉祥嘉瑞是一致的，同功同能的。龙还具备着善变、显灵、示威的神性，它时而怪诞，时而灵异，潜显无时，变幻莫测，也有发威迁怒、张牙舞爪、凶恶狞厉的一面：这一切都是帝王们所需要的。
龙成为人间帝王比附、象征的对象，大约是从秦始皇开始的。秦始皇嬴政因其残暴而有“今年祖龙死”（《史记·秦始皇本纪》）之咒，“祖”有“始”的意思，“祖龙”，即“初始的龙”、“第一个龙”。汉高祖刘邦为了实现君临天下的理想，编了一个自己是“真龙天子”的神话：“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通。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史记·高祖本记》）。从此，大凡想做帝王的人，都效法这位“始作龙者”，编造出了各式各样的“帝王龙”的神话。如王莽要“当仙成龙”，汉光武帝“梦骑赤龙”，南朝宋武帝见“五色龙章”，唐太宗有“龙凤之姿”，等等。直到辛亥革命后，袁世凯还做了一回恢复帝制的“金龙”之梦。
从宋代起，龙的“比帝”的神性得到强化，元、明、清三代明文规定了皇帝对龙纹，尤其是五爪大龙的垄断权，龙遂被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因僭用龙纹、触犯“龙颜”，被重罪处罚，甚至丢掉脑袋者，不绝于书。如乾隆年间，清廷观天象的人忽然发现天上的紫微星暗淡了——这是有人要篡夺皇位的征兆。巫师们紧张地卜算了一番，算出此人在东南方向，即山东曲阜一带。最后经过确认，定在孔子的第六十九代孙孔继涑身上。乾隆皇帝立即派人赴曲阜查抄孔继涑的家。查抄者发现其家堂屋屋脊九间连在一起，这当然是犯禁的，即令立刻拆断。接着又去挖他的祖坟，发现其父母墓室左右各埋着一条像龙的大虫子，每条都缺一只爪。巫师解释说，只待龙爪生长齐全，孔继涑就要篡夺帝位作“真龙天子”。于是，孔继涑一下子变成了罪人，孔氏家族也赶快将其开除出族籍。孔继涑后来发愤研究书法，曾有法帖行世，晚年病死在北京。这位圣人后裔死后身上还背着山一样重的罪名，棺材朝家乡运的时候，也要锁一道铁链再锁一道铁链，再再锁一道铁链，而且不准埋进孔林。
认为龙是帝王皇权的象征，进而认为龙是农耕文明，即黄色文明的象征，和以工业化、信息化、民主化为特征的当代文明格格不入，应该被列入批判、抛弃的对象。——这是全盘否定龙文化者的主要观点。
不错，在中国漫长的阶级社会里，龙的确是帝王皇权的象征，这当然是需要认真分析清理的。但是，第一，龙起源于距今八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甚至更早，是原始先民对身外自然力神化的产物，也就是说在阶级社会到来之前，劳动人民就把龙创造出来了。帝王皇权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的产物，龙的出现自然与帝王皇权无干。第二，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由于龙身上具备着通天、善变、显灵、征瑞、示威等神性，遂被帝王们看中，拿去做了自己的比附象征物。随着帝王从历史舞台渐次退出，龙也就失去了象征帝王皇权的意义，遂以吉祥物的面貌和身份，回到了劳动人民中间。第三，即使在阶级社会，龙在象征帝王皇权的同时，也没有和劳动人民断绝关系。事实是宫廷有宫廷的龙，民间有民间的龙。帝王贵胄戴龙冠，穿龙袍，坐龙椅，乘龙辇；平民百姓玩龙灯，划龙船，喝龙茶，打龙拳。两种龙尽管有交错、有互渗，却也同时并进了数千年。第四，还应当指出，龙作为帝王皇权的象征，对龙的地位的提升、影响力的扩大、世界各国对龙的了解和认识有正面作用，并非一无是处。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倒也显得痛快潇洒，但难免失之于简单、粗率和偏激。对龙而言，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择优认同，有扬有弃，弘扬正面内涵、积极意义，而不是揪住负面的已经认识清楚的东西不放。
将龙和当代文明对立起来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龙是一个象征符号。所谓象征，一种情形，是以A，来代表、比喻、暗示B；另一种情形，是以A，来代表、比喻、暗示B、C、D、E、F、G……龙属于后一种情形。也就是说，将龙可视作A，帝王皇权可视作D，除D之外，前面还有B、C，后面还有E、F、G……我们不能因为它代表、比喻、暗示了D，就连B、C、E、F、G……也同D一块抛弃。很多象征符号都不是封闭的、僵化的，而是开放的、发展的、充满生命活力的。我们中华民族创造、选择龙（当然还有凤）这样的象征符号，花了七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漫长时光，它凝结着、寄托着亿万中国人的智慧和理想，体现着五分之一地球人的心理认同，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和情感纽带。如果谁能创造出一个新的能让海内外华人都认可的象征符号，来代替龙，从理论上讲，当然可以，问题是至今还没有出现。
2008年奥运会吉祥物设计组的某专家曾提出“中国龙过于威严，缺乏亲和力”的观点。龙的确有威严的一面，但也有和悦喜庆的一面。从远古到当今，威严的缺乏亲和力的龙有，和悦的不乏亲和力的龙也有——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见到过许多和悦可爱的新龙形象，如中国建设银行的“龙博士”、河南濮阳的“世纪新龙”、中央电视台少儿节目中的“跳跳龙”等。而且，对艺术造诣高深、思想观念也能与时俱进的中国艺术家，设计出吉祥和悦的、新颖独特的龙的形象当不算什么难事。所以，以“中国龙过于威严，缺乏亲和力”为由，将龙排除在奥运吉祥物之外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总之，龙是一个凝结着中华文化精华从而魅力无穷、具有广阔开放的襟怀从而新新不已的系统，是可以涵纳、融合各种文明的全色彩象征，也是一种包括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在内的全时态象征。龙的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的基本精神没有过时，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现代化建设，以及当代人的精神和生活依然有积极的、正面的意义。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是，努力找到古老的、传统的龙文化同当代社会的共通点、贯穿线、结合面，从而给这个得到广泛认同的、不可多得的文化符号注入新颖鲜活的内容，如文明龙、科学龙、环保龙，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