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号航站楼？”司机问。
“二号。”
五一之后，首都机场启用了3号航站楼。我乘坐的东航班机仍在二号。
与我想象的不同，新旧机场在半路便分道扬镳。然而，即便在二号航站楼，仍可深切感受到新机场的恢弘气势——原本水泄不通的临时停车场，如今只零零落落停了几辆出租车。入口的感应门都处在休眠状态。
难道此路不通？拖着行李，心里一阵嘀咕。然而，只是我的少见多怪——走到门口，依旧是客客气气的“芝麻开门”。
机场大厅格外宽敞。记忆中也是第一次，无须排队就换了登机牌。
随身行李的管理更加严格。电脑之类都得验明正身。
找到登机口，还剩下大把时间。国人大约都不习惯这样顺畅快捷的服务，十多排坐椅上已满是等候的旅客。无奈选择了一个背向登机口的座位。放下书包，才发现自己正与几百个陌生人“面面相觑”，感觉十分滑稽。
戴黄色旅游帽的“夕阳旅游团”总是机场里最兴奋的群体——古怪的方言，高声的谈笑，还有相互交换、不停传递的零散点心。
有许多沉默的独行者。穿西装打领带的中年男人，剃平头穿球鞋的青年男人，或者是谈生意，或者是跑业务。这样的人，大多吝惜表情；被注视的时候，亦是毫不躲避。
少有孩童，单身女人亦少。
机场本是看人的绝佳场所，但一路上左顾右盼，都没有欣赏到悲欢离合的经典演绎。或许是早班飞机的关系——缠绵的人还不愿醒来，出门的人已下定决心。
以前读安妮宝贝的随笔，发现她总是在地铁站对某些棱角分明的陌生脸孔想入非非。然而，这个喜欢棉布长裙、喜欢光脚球鞋、喜欢海藻般黑色长发的女人，就像一株不可攀折的暗夜罂粟；没有她的冰冷，没有她的妖媚，便没有她的在海水与火焰中穿行的灵感和勇气。
我只有无聊。
或许还有人与我一样无聊——却不知他或她的无聊思绪，会将我勾勒成什么模样。一个穿红色直筒裤的若有所思的女人？由此想到陈丹燕笔下那个“戴绿帽子的扬着下巴的女人”，离题更远。
就这样坐着，端详，被端详；想象，被想象。时光飞逝。
晴空万里。空中飞行一小时五十分。
邻座是个健谈的男人。对于他的闯荡生涯，只能礼貌聆听、友好回应。
十年前，初中毕业，他孤身离家，开始第一份工作。
——原来这个“饱经沧桑”的男人远比我小。
两人都有片刻的尴尬，一笑了之。
下了飞机，友人送我回家。
“你怎么又逃学了？”父亲虽然欣喜，却还不忘“教训”。
是啊，是啊，短短两年回家七次，南来北往已将近两万公里。
“调研，顺路回家。”其实，除了探望父母，“调研”的幌子下还隐藏了无数“喜酒”、“满月酒”、“周岁酒”的邀约。同学不再少年，青春散场之后，这些便是笼络天涯知交的堂皇借口。
“嗯，行李越带越少，箱子也越收越整齐。”母亲的关注点总是不同。
是啊，是啊，生活装备分摊两地；出门越多，越没有初时的战战兢兢；打包越多，越加学会见缝插针。
还有越来越简单的告别。
本科时，父母总是送到车站，汽笛声中，潸然泪下；硕士时，他俩多在楼下挥手，长街灯影，依依惜别；读到博士，多愁善感的母亲，却也能平心静气地仅在窗口眺望。
不是因为习惯，而是因为心安。
这女儿是怎么“赶”也赶不走的。
——近两年，马不停蹄地来来去去，也不过是为了向他们证明，这个不可言喻的肉麻兮兮的结论。
午饭后，帮母亲拔白发。
“还有没有？”母亲依旧爱美。
“没有了。最近没长。”
“真的没有了？再仔细看看。”
“真的没有了。”
母亲松一口气，笑呵呵地开始张罗晚饭。
然而，我并不老实。
飞机再快，也快不过皱纹的延展；回家再多，也多不过白发的泛滥。
“父母在，不远游”，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补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