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小时的英语辅导结束，我起身，与那高三女孩道别。她还沉浸在“题山题海”中，只木木地应了一声，我则轻轻走到门厅换鞋。
那应是北京城里的一户寻常人家——塔楼，12层，房屋格局略显老旧，从女孩的房间走到门口，过道昏暗且狭长。楼前不远处便是当代商城，整一下午车马嘈杂。
“辛苦了。”女孩的母亲一直等在隔壁房间，听见我要走，便追了出来。她递给我一个信封。
“……”我有些反应不及。
“他们说……一次一给……比较好。”
哦。我这才明白信封里的就是我那两小时家教的薪水。
“谢谢……阿姨。”我把信封夹在语法书里，出门，下两层楼梯，走进仅在十层和顶层停留的电梯，一路都没有抬头。
其实，自中考“一战成名”，给初中生补习“语数外”，就成了高中时每个寒暑假的重要“任务”。那些学生，先是父母同事的儿女，后是同事友人的儿女，再后来便是友人之友的儿女。所以说是家教，倒是碍于父母面子的帮忙多些；而每次辅导，也是三三两两的学生自己上门，我在家里“开班”即可。辅导结束，学生家长都会亲自登门感谢，父母脸上有光，推辞间至多收些水果糕点。
或许就是那样一段似是而非的“教学”经历，使我初回燕园，在无意中接受了师姐的工作“转让”之后，还怀揣着一种不切实际的“打工”浪漫主义——直到女孩母亲的善意，在那时那刻，忽然将我从一个沾沾自喜的“小老师”变成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打工仔”……我的窘迫无处遁形。
走出电梯，径直走入砖墙斑驳的院子。院门口的小黑板上新添了临时停水的通知。传达室目光犀利的老头依然令我莫名心虚。马路上，肆意穿梭的人群喧嚣无比。暮霭沉沉的天空下，街灯正一盏一盏亮起。
我缓缓走在路沿，忍不住伸手去摸包里的信封和那本特地让父母从家里寄来的高三时的语法书。书页间似乎还遗留着当年反复摩挲的痕迹——想想自己复习应考时哪曾料想，这伴我“征战”的武器，有朝一日也会化作打工的道具，不禁微怔。
商铺林立的长街出口，正对着人大东门。相较于北大，人大更是“大隐隐于市”——校门外，学生和路人早已无从区分，只有横贯东西的天桥，日复一日地承载着南来北往的梦想。我在站台等车，耳畔是南腔北调的呼喊与交谈。晚风中，我再次有种离家千里的恍然大悟，以及“初入江湖”的惶恐、心动与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