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总是跟在这些哥哥姐姐的身后，帮着写材料、贴标语、发传单。为了写材料，我也跟他们一起到韭菜园的农业厅招待所提审过走资派杨第甫。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担任湖南省委秘书长，分管知青上山下乡工作。通过提审，我了解到湖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由来和一步步发展。据杨交代：20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由于人民公社、大跃进导致接踵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农村非正常死亡（明白点讲就是饿死）几千万人，许多地方劳力缺乏，田地荒芜，恢复很慢。与此同时，城市经济严重停滞倒退，虽然精简下放了一大批干部工人，但每年毕业的大批青年学生无法安排就业，所以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主要目的是解决城市待业问题。所以后来“知青办”也称为“安置办”。我感觉到决策者在考虑和布置国家大事的时候，“知识青年”只是一种将青年学生变成农民的美称，上山下乡只是一种策略和手段，大约从来没有把我们当做活生生的人来看待过。
在这段时间里，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偷了公家的东西。因为身上的衣服太破，又没有钱和布票添置衣服，发现招待所的被单到处乱扔，就麻起胆子用一大卷标语裹夹着一床被单回了家，将被单染成青色，请裁缝做了套衣服。因为染色的技术太差，深一块、浅一块的，当时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转眼到了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入了“要安定团结”、“斗批改”的阶段。革命委员会成立，部队介入“文革”，军宣队进驻，“地富反坏右”都被关起来，参加过“打砸抢”的人也都被抓起来审查。我大弟弟因为街道上无休无止来抄家，挖地三尺找旧社会埋藏的枪支弹药，忍无可忍和干部吵起来，推推搡搡中打了街道主任一拳，也被军宣队关押起来，说他是“阶级报复”，打得吐血。江永县也派人到家里把我哥哥抓回了江永，关了两年才放出来，究竟什么罪名我们至今不清楚。哥哥出来身体已经不行了，没多久得了败血症，又没钱治，1974年就过早地离开人世。街道干部还带人冲到我家来开我母亲的批斗现场会，说她是支持唆使子女造反的黑后台。他们进来的时候，母亲正在对着我父亲的遗像独自垂泪。街道干部去摘相框，发现相框两旁我母亲用小楷工工整整地写着一副挽联，上联是“子欲养，亲不在”，下联是“树欲静，风不止”。这还了得，这明显是恶毒攻击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老右派、历史反革命鸣冤叫屈，立刻把我母亲拉出去关进了街道办的学习班。
斗的斗了，批的批了，关的关了，这就叫安定团结。只剩下我和小弟弟在家，早已揭不开锅，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街道上天天催我快点回靖县去，我们一起下放返城的知青一个个回了靖县，只有我还是不敢回去。几年的生活经历和思考，使我对知青上山下乡的真实性质有了深刻了解，对于回乡继续劳动争取前途出路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
又想起那20箱蜜蜂，我走后肯定是跑得无影无踪，回去怎么赔得起大队借的贷款，说不定还落个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名。不久又听说返靖的知青不少挨了批斗，下放在园艺场的我们五中带队知青孟铁强被批斗后投塘自尽，同学校同年级同下乡的朱稚黄因为反动标语事件被判了七年劳改，我就更不敢回去了。走也不行，不走也不行，老天啊，天这么宽，地这么广，怎么就没有一块容我们母子们安安静静生活的天地！
此时我的一个熟人魏老师来看我，平日里我们喜欢在一起谈论文学作品。她很同情我，劝我在长沙找个人嫁了算了，只要嫁了人，生活就有着落了。我看多了文学作品，想象中的婚姻应是纯真爱情的归宿，为活命嫁人那不是历史、人格倒退了好多世纪吗？魏老师费了好多口舌，要我好好想想，想通了去找她，临走前说：“你最好早点作决定，街道上逼得急，回下放地没有好日子过，留在长沙至少还可以照顾你妈妈和弟弟。”
正在思前想后，邮递员送来了新疆姐姐的信。信上问我怎么还没有去，说他们虽然受了点冲击，日子还过得去。姐姐还告诉我，近来内地跑去新疆的女孩子不少，他们连队许多老单身汉都讨了老婆。她已经帮我物色了一个年轻的复员军人，又能干，脾气又好。
她已经把我的照片给他看了，男方很满意，答应给我做几套新衣服。姐姐还说，现在去还来得及，只要结了婚，马上就可以迁户口。要赶快，赶上今年分秋粮。
看着姐姐的信，我凄然一笑。又是嫁人，也是嫁人！看来我们返城女知青除了嫁人没有路可走了。与其嫁个素不相识的远方人，还不如听魏老师的劝，就在长沙找个安身之处算了。晚上去了魏老师家，她很高兴，夸奖我识时务，说：“现在女知青要想嫁城里人还不容易，听说过长沙给返城女知青编的顺口溜吗？“不是不爱你，吃不起黑市米（指通过非正常渠道购买的高价粮食）！”还幻想什么白马王子，面对现实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她要我第二天晚上再去一趟，只说是借书，不说别的。
第二天晚上，我如约而至，看到她家坐了个青年人，上上下下打量我。隔天，魏老师高兴地来报信，说昨晚那个人看上我了，问我的印象如何。我说15支光的电灯（即15W功率的白炽灯泡）灯光太暗，没看清楚，好像蛮成熟老练，有文化，但不像干部也不像工人。魏老师说：“你们今晚自己见面谈吧。我可没有介绍你是知青，只说是我们学校代课的音乐老师。”
晚上会面，我竹筒倒豆子什么都交代了。他也谈了他的过去：他姓彭，读中专时划为右派，后来中央有指示，中专学生不划右，毕业时甄别摘帽了。他先被分配进厂当技术员，后来被精简回了长沙，现在区办厂子搞技术，机械制图、车工都来得。父亲已过世，哥哥已成家，他因为历史原因，又高不成低不就，快三十岁了还未成家。母亲与他住在黎家坡自己的小房子里。他表示不嫌弃我的知青身份，那是社会不给我机会，愿意带我到社队企业学技术，还可以带我弟弟做徒弟。我感觉他和我有相似的不幸，应该有共同语言，对家里也会有帮助，就下决心跟随他去闯荡江湖吧。
1968年秋季，对造反派开始了大规模的秋后算账，街道干部威逼我立即回农村，母亲和大弟弟还关在学习班，我只好去找才认识几天的彭商量。彭建议我躲到他家去，跟他妈妈睡。我再一次横心离开了空荡荡的家。半个月后，母亲从学习班被放回家，听我说了彭的情况，她坚决不同意。我急了，说同不同意都是木已成舟，我是走投无路，只有认命了。母亲叹息着对我说：“你执意要走这条路，妈妈也不能拦着你，要怪只怪你的父母对不起你了。唉，昔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进了人家的门，你的心气不要太高了。”
于是便跟彭某约好去领结婚证。当年领结婚证必须要有男女双方单位的证明，我是个“三无”知青（无工作、无户口、无居民粮），到哪里去打证明？好在彭有化工知识，买来草酸和氧化剂，找到一张盖有公章的信笺纸，将纸上的字迹褪掉，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了。
为避免碰到熟人，我们特意去了北门一个街道办事处，凭着这张证明，街道民政办同意打结婚证。手捧红宝书，先对着毛主席像高唱《东方红》，高呼：“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三鞠躬，礼成。
假证明换来了真结婚证，这年彭29岁，我19岁。
从此，我与彭一起开始了到处讨生活的流浪-长沙俗称“打机械流”，也就是到株洲、岳阳、汨罗、湘潭等各地公社、大队的农机厂去打工或接些加工业务。彭通过朋友关系，将我的大弟弟介绍进了府后街的湘江模具厂任当家钳工，他在那里工作到退休。婚姻给我带来了短暂的快乐，在流浪期间，我练就了一手好技术，描图、车工、钳工都来得，我也遇到很多江永知青，他们也和我们一样在跑江湖，许多成为当时社队企业的技术骨干，不过他们的户口仍在江永，他们的身份仍然是知青。
生活向我打开了另一扇门，通向一条更加艰辛的小路，我料想不到婚姻竟是另一场噩梦的开始。彭是一个有多面性的人，不幸的人生经历尤其是早年划为右派、失去正式工作，以及以后多次运动挨整和牢狱之灾，对他的性格和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多次的恋爱失败更使他不再相信人间有真情。一方面他脑子活泛，许多问题我们有相同的看法，而且他对家里的生活来源是负责的，随着孩子一个个降生，生活的重担几乎全部压在他一个人肩上，他并不叫苦，总是想方设法去挣钱来维持一家人的温饱。但另一方面，相处不久我就发现他是个性格暴躁、缺乏修养的男人。婚后不久，我们同去看电影，他要我拿着他的手套，出电影院后发现手套只剩下一只，他大发雷霆，指着我的鼻子大骂，引来很多人围观。我的眼泪像断线的珠子滚滚滑落，真恨不得在地上打个洞钻进去。冬天我洗完脚后顺手将自己的袜子带进寝室，没有注意他的袜子还留在洗脚盆边，他又是一顿骂，顺便给我上一堂“夫权”课：“以后你的任务就是伺候好我娘和我！”我从小被父母珍爱，从未挨过骂。父亲的传统家教也很严：笑不露齿，坐不摇身，语不高声。母亲则用一些西方文化引导我：要忍让，别人打你的左脸，应该将右脸也伸过去，原谅宽恕别人，感化别人。在我当时那种“黑市堂客”倒流城市女知青的身份下，既没有政治地位也没有经济地位，我能做的只有忍气吞声，逆来顺受。
彭的父母都是贫苦出身，大字不识。他父亲旧社会经营些小买卖，解放后公私合营进了单位，已经过世了。母亲刘氏一双小脚，虽不识字却非常精明。她在旧社会受过婆婆不少气，如今多年媳妇熬成婆了，对我这个知青媳妇、黑市堂客家规更加严厉。我每次回娘家，她都要毫不客气地检查我的提包，看是否夹带了东西。家里规定由男人专用的脸盆、提桶、脚盆甚至晒衣竹篙，女人是不准乱用的。我初过门不懂规矩，第一次洗澡正在用香皂擦身，她冲进来就是一顿大骂：“男人洗脸的香皂你拿着洗下身，你太不要脸了！”骂得我半天回不过神。还有一次她把自己的袜子剪成碎片，当着我的面撒了一地，我不敢问缘由，彭回来一起分析，才想起是彭为我买了两双尼龙袜没有给她买。以后，彭凡是给我买东西，必定为娘同样买一份，不管需不需要。
自己酿的苦酒只有自己咽。婚后第二年生下大女儿，三个月大的时候，我偶然发现彭与别的女人有染。原来彭在婚前已是情场老手，婚后依然拈花惹草。我当时不懂世事，把夫妻相互忠诚看得比命都重要，我歇斯底里大哭大闹，跑去打了那女人一巴掌，还愤怒指责彭的不忠：“我哪点不好，你要如此？”想象彭应该会赶快检讨保证，下不为例。
谁料他却轻松地说：“你没什么不好，但再好也只是碗红烧肉，我总不能天天吃肉，间常也要吃点小菜嘛，这是我们男人的特权。”停顿一下，他反过来指责我：“当年要不是我收留你，你早就饿死了。你现在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你还不满足要怎么样？！”
他的话深深伤害了我，我开始厌倦这场婚姻，打点行李准备离开他回靖县去。可是我母亲阻拦住我：“你既然已经生下了女儿，就是牺牲自己也要带大孩子，怎能一走了之呢？”看着襁褓里的孩子，母亲的话震住了我，让我记了一辈子。我明白我和彭终究不是一路人，但为了孩子，我现在还不能离开他。直到四个孩子都成年且事业有成以后，我才认真地为自己考虑。看到我提着行李又回来了，彭当时更认定我离开他会无路可走，从此也就更加轻视我了。
生下大女儿后，因为彭和婆婆都不满意，我自己又不懂避孕，接二连三地生下三个女儿，婆婆的脸色就更难看了。好在三女儿刚满月，就又怀上了老四。“文革”期间宣布对“二十一种人”实行专政，摘帽右派也属于“二十一种人”。20世纪70年代的运动一个接一个，历次运动彭都是挨整的，被戏称为“老运动员”。1974年全国开展批判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道路的阴谋，市工商局打击办硬说彭的个体劳动自由职业是投机倒把，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是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报公安局逮捕关押，巡回游斗几十场。关押到1975年，要求我们家属积极退赔减轻处罚，我们把所有的家具、手表、好一点的衣服都交给“打击办”，还说不够，他母亲只好忍痛把住的私房房契也交上去了，共折算了两千多元。结果正式宣判时，认定他从1963年精简回长沙到1974年被逮捕前，个体劳动都未经批准，定性为投机倒把；历年收入估计应有两万多元，全部定性为投机倒把收入，因为只退赔两千多元，故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宣判的第五天，老四降生了，这回是个男孩。但我们一家很快被扫地出门，因为彭家的私房要没收，抵判决的违法收入退赔款。婆婆被他大儿子接走了，我生孩子还没满月，怀里抱一个，背上背一个，一左一右各牵一个，拖着四个孩子投奔娘家。沿街人群观看，啧啧连声，我此时眼泪早干了，脑袋也木了，机器一样往前走，忽听得大喇叭里在播放《洪湖赤卫队》里韩英的唱段：“彭霸天，丧天良，霸占田地，强占茅房，把我的爹娘赶到了洪湖上。那天风雪纷纷下，我娘生我在船舱……”我突然笑起来。六岁的大女儿佳佳仰起头问我笑什么，我说：“不要怕，外婆的小屋就是你们的船舱呀。”母亲当时正因为我江永哥哥的早夭而经受着老年丧子之痛，怕我得神经病，反过来赶紧安慰我，我们娘娘崽崽就挤住在母亲八平米的小屋。我的小弟弟正在制鞋厂当学徒，就去同事宿舍搭铺了。彭被判刑入狱后，彭的亲戚对我们母子避之犹恐不及，连我寄存在他哥哥家的一台缝纫机也不肯还给我，他们甚至劝我把孩子送掉几个。只有彭的母亲心疼孙子，还时常来看看。在最困难的时候，只有我的母亲坚定地支持我，她说：“孩子多不过就是煮饭多放一瓢水。
哪怕去讨米，也要把孩子抚养成人！”
小儿子满月后，我找到城南路办事处要求解决户口和工作，管事的书记说，根据我的情况，应该遣送我回原来下乡的农村去。我答道：“那好！不过，四个孩子我就交给国家负责了。”书记沉吟片刻，关切地说：“其实知道你是在这条街上长大的，都说你是个好妹子，就是没嫁对人。这样吧，先到居委会的纸箱厂做临时工，改天我们签个意见，去派出所申报户口吧。”此后我就进了居委会工厂，几娘崽总算有了我每月30元的合法工资收入维持生活。母亲看着家里实在太挤，我负担太重，带着我两岁的三女儿到新疆姐姐家住了几年。
我一边工作一边跑户口，到1975年底，城南路派出所终于同意为我向南区分局转报。这时必须从靖县办理户口迁出手续。我又要上班，又带着几个孩子，如何走得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