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乐观、豁达可以使人信心百倍,即使是天大的困难,也能够克服。
多一点幽默感,那将使你觉得生活乐趣无穷。做人就应该多培养点幽默感,这是人类的特性之一。人生中有那么多不如意的事,能够有点幽默感,日子将会好过得多。
笑对人生,万事都能泰然处之。这样,你就能活得轻松多了。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没必要看人家脸色过活,更无需抱怨生活。放松心态,别让自己活得太累。
内心知足才会生活得坦然
在人生的征途中,如果一个人的欲望太过分,到头来必然是欲极悲来。时常知足,则是一切幸福和快乐的源泉!
老子说:“知足不辱,知止不始,可以长久。”
这句话的意思是显而易见的,即提醒人们,千万不要有贪心和贪欲,这会影响你自在宁静的生活。只有摒弃贪心和贪欲的人,才会生活得坦然,没有干扰,没有麻烦,也没有外来的祸害;只有“知足”和“知止”的人,才能立身长久,而且可以免去生活中的许多忧愁和悲伤,让快乐的心情永远占据自己思维的空间,从而尽享天年的乐趣。
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大都是希望活得潇潇洒洒、快快乐乐的,谁也不想自己做“林黛玉”式的人物。然而,如果在人生的历程中把欲望企求得太高,认识不到愿望与现实总是有距离的,适可而止是一种理智;或者对自己已经得到的东西,不是好好珍惜,而是在利益面前没有止境,那么其结果不会比倒霉透顶的人好到哪里去。一味去追求个人利益之所以后果可悲,是因为客观方面的荒漠不可逾越,自己却偏要拼命往里撞,朝里钻,其结局便可想而知了。这种失去理智的作为难免有令人心寒的一面,它是快乐的生活离其越来越远乃至消失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样的历史故事,尚存于我们记忆中的不在少数,这里略举二三:
魏晋之际司马懿父子的心腹何曾,参与了司马氏废除魏帝、建立晋朝的活动,并立下了赫赫功勋。司马氏登上王位后,首先要做的是奖励那些跟随他多年的贤臣良士,奖励国家的有功之臣。于是封给何曾许多土地和钱财,还让他担任丞相、太傅等要职。他身为国家重臣,本应辅助皇帝执掌政权,给国家撑门面,但他花在满足个人欲望方面的时间和精力,比治理国家所用的时间和精力要多得多。他的生活奢侈豪华,尽管当时多数老百姓连粗布衣服都没得穿,他却派人到全国各地去搜刮民财,豪取大量的锦绣,用丝绸来装饰墙壁,用布匹来铺垫地面;尽管当时多数老百姓吃五谷杂粮都填不饱肚子,他却一日三餐,要花掉一万钱,还嫌饭不像饭,菜不像菜,没法下筷子。一天,有一个官员向他报告有几个郡县饿死多少人,他听了,全然不信,而且奇怪,仿佛是痴人说梦话,于是一边“哈哈哈”十分得意地笑着,一边飘飘然似的说:“这不可能,完全不可能,现在我们的生活这么富裕,怎么会饿死人呢?”
西晋的君主昏庸无道,丞相生活奢侈,荒淫无耻,其他大臣们也都是骄纵无度,一个个过着花天酒地、美女相伴的荒淫颓废生活,只知道在宫殿里度过他们享乐的时光,终于导致已经达到鼎盛时期的西晋帝国很快衰败,随后灭亡。
“食钱一万,无乃太过。噫!可不忍欤?”古人说的“无乃太过”,等于说,“这样做实在是太过分了”。个人吃住,似乎是小事,但任意挥霍,不知足知止,就是害己害国的大事,何况朝廷上下、文武百官竞相追求享乐,西晋帝国最终不被毁掉天理不容!随着西晋帝国的衰亡,除开国皇帝晋武帝司马炎外,司马炎之子晋惠帝等三个皇帝,后果均可悲,一个被毒死,两个被杀。依附皇室的大臣,还有那些贵族们,也十之八九没有好下场。
南朝梁代人鱼弘,追随梁武帝南征北战,功不可没。后来,梁武帝当了皇帝,赐给他15顷田,一座山林,8万棵林木,但他却郁郁寡欢,终日不露笑脸。他的妻子深感不安,于是直言相问:“官人,你是不是因为皇帝给你封赏少而不高兴?”
鱼弘沉吟半晌说:“一个君主,论功要平,惩罚要当,这是常理。我随君主转战各地,出生入死,吃他的俸禄应该不止于此。”
他的妻子说:“我知道你的功劳不小,但你不应该是那种贪恋财富、追求显达的人,因为这不应该是你的为人之道呀。”
这些道理,鱼弘自然听不进去。其实,他正是个追求官爵、贪图钱财的人。他担任郡守(即太守),仍嫌官小;他财产不菲,仍感不足,仗着自己受到梁武帝的信任,竟公开勒索钱财,并且大言不惭地对人说:“我作郡守,郡中有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精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人口尽。人生在世,就是要快活享乐,作郡守不享乐,什么时候富贵享乐?”他让下官到民间敲诈勒索,并让民工到深山里砍来高贵的树木,运来高级的花岗石,在一块风水宝地上建造豪华的郡守府。他的车马服饰,不用一般布匹,而用丝绸锦缎,生活十分奢侈,又荒淫无耻,有侍妾百余人。因为生活糜烂、纵欲过度,没几个春秋,他便一命呜呼,乘鹤西去。
汉朝开国功臣韩信,权谋过人,又骁勇善战,屡立大功。被列为替刘邦打下天下的功臣之首,他因此当上了朝廷的大官,权柄很大,俸禄也很高,但他缺乏智者的情怀,一边享受着高官厚禄,一边又为高官厚禄所困扰,所羁绊,不时露出好争地位、争爵位的面目,因而为汉高祖刘邦所不容,抓住一些理由将他逮捕,关进了大牢。在牢中,他悲愤交加地说:“正像别人说的一样,狡猾的兔子捕尽了,猎狗就该下汤锅;天下的飞鸟射尽了,好弓箭就该收拾起来扔进库房;敌对国家已经灭亡,出谋划策的臣子们也该丧命。现在,天下已经安定,我是该下汤锅了。”从韩信的这番话里不难听出,其悲愤欲绝中夹带着悔恨之意,可事已到此,哪里还有重新做起的机会呢?后来,韩信终于未能逃脱被杀的命运。
何曾也好,鱼弘、韩信也罢,他们的官儿不算小,财产也不算少,但是由于他们对官爵、财产、享乐的向往没有止境,对个人私利的追求没有边际,最终的下场都极为可悲。说句公道话,置他们于死地的尽管原因比较复杂,但他们所共有的那颗贪婪贪欲之心,则是造成他们无可挽回的悲剧的重要因素。
相比之下,从古至今,有许多历史人物比他们要明智得多。这些人安于本分,安于拥有,因而使自己一身轻松,无拘无束,洒脱自在,避免是非,在人生中享受快乐与尊严。
晋朝人介之推是当时著名的贤人,他跟随晋文公长期流亡国外,吃尽了人间的苦果,也是国家的有功之臣。晋文公继位后,要奖励贤臣良士,可他却回归故里,没得到任何赏赐。
一天,介之推突然对他的母亲说:“作为国君,要做到赏罚分明,办事公平,确实不易。”
他的母亲知道,凡功臣皆有奖励。有的封给土地,有的赏给官位,有的给予金银,唯有其子一无所有,眼下又说这种话,莫不是心怀不满吧!于是问道:“君主没有给你论功行赏,你是不是不高兴哟?”
介之推回答说:“母亲,你想到哪里去了?千金是重利,官爵是尊位,然而孩儿都不放在眼里。因为追求功名,向往富贵,不是我的为人之道。所以,我才躲在山村里,宁愿躬耕自足自给,也不吃君主的俸禄。”
他的母亲不由笑道:“孩儿的为人,当娘的怎么会不知道?你这样见利让利,闻名让名,不与世抵触,好得很啊!”
于是他们母子就在绵山里安了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归、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田园生活,一边劳作,一边观赏着大自然的风起云涌、荷色菊香的美好景致,终日里显出一副淡雅、娴静的样子,乐不思蜀。
后来,晋文公知道了这件事,心里既敬重,又难过,就派人去绵山请介之推,可他执意不出山做官。文公无奈,只好把绵山封给介之推,将绵山改为介山,并意味深长地说:“这介山的名字记载了我的过失,也记载了人间的一个贤臣良士。”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聪明过人,才高八斗,出类拔萃,然而他却宁愿为民,不愿做官,这是为什么呢?
且说有一天,秋高气爽,艳阳朗照,孔子沐浴着阳光,笑容满面地问颜回:“回,你家贫屈卑,胡不仕乎?”
颜回回眸一笑,说了一套洋洋洒洒的话:“不愿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食千粥;郭内之四十亩,足以为丝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学夫子之道足以自乐也。回不愿仕。”
孔子兴高采烈道:“善哉回之意!丘闻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审自得者失之而不惧,行修于内者无位而不作。’丘育之久矣,今于回而后见之,是丘之得也。”
颜回与孔子的对话十分精彩,尤其是颜回回答孔子的那段言论,更是精彩绝伦。你看,当孔子问他为什么不愿做官的时候,他对答得何等好啊!他说,“自家在田野里自由自在,只要勤于躬耕,足够穿衣吃饭之用;家有琴,一阵轻快的弹指,琵琶弹出了自己熟悉的曲调,足以自娱;我学老师之道,做个不追求名利的正人君子,足以自乐。放着有吃、有穿、有娱、有乐的日子不去享用,放着大自然的清风明月、鸟语花香的美景不去观赏消受,偏偏要去朝廷做官,岂不是太没意思了吗?”
孔子见颜回说得很有道理,不禁出口赞赏颜回的思想和品德,认为他真正实践了知足者不以争名夺利来拖累自己等古训。正因为这样,所以过着洒洒脱脱、轻松愉快的生活,丝毫没有拖累。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不乏“知足而乐”的人。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不以利自累”的人。
梁从诫先生1949年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52年院系调整后转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58年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云南大学历史系任教。后来,他先后担任中国大百科出版社编辑,《知识分子》杂志社主编,自然之友协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他的经济条件甚好,收入不菲,但是他不追求物欲,不企望享乐,更不去过一种奢靡的生活,而崇尚勤俭朴素的传统美德,认为它是集众善之链,是一切幸福的中心。它使人通达、平静、知足、无累、快乐……
“勤俭历来是中国的传统美德。翻遍《古文观止》,从孔子到五柳先生,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直是以‘一箪食,一瓢饮’的朴素生活为荣的。”梁从诫先生回忆说:“抗战时期,物质生活极端贫乏,父母的经济收入又很微薄,日子过得很清贫。我记得上小学时,我一年有三季打赤脚或穿草鞋。特别是抗战后期,我母亲林徽因肺病已经甚重了,但她每日依然粗茶淡饭,还躺在病床上和父亲研讨著书立说。就是在那种贫病交加的条件下,他们写出了包括大部头的《中国建筑史》等多部书籍。他们崇拜读书、著书,因为他们崇拜它的力量。”
梁从诫先生无限兴奋地回忆他一生中得益最多的一段时光。“那时候,我的父亲和母亲的精神生活是那样充实,好像盛满了酒的酒杯。在我的记忆中,那段生活是十分美好的,我的父亲母亲有着十分难能可贵的生活态度,一是旷达乐观,其次是知足知止,从不追求超越生命基本需求的物质利益,所以内心永远平静如水。这些高尚品德,培养了我后来对生活的追求。”
是的,直到现在,梁从诫先生对父母亲那一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境界,仍心怀深深的敬意,并心向往之。因此,他和他的老伴依然住在50年代的一所老房子里,日常生活也过得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有时儿孙们回来,包一顿饺子,吃一顿炸酱面,倒也心满意足、快乐无比了。
在梁从诫看来,当一个人内心坦然、心境平静的时候,自然也忘记了什么是身外之名,什么是身外之利了。诚如他所说:“幸福不幸福,快乐不快乐,并不在于对金钱、利益占有的多少,而在于一个人对待生活的主观态度。如果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极大丰富,那么物欲就会变成很次要的问题了。”此言听来似乎有点平淡,但其中的意味是深长的。因为这是一种知足知止的境界,也是一种终身避免骚扰、获得持久快乐的境界。
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求现实生活中的人们,都摒弃对“名”或“利”的欲望。在一定意义上讲,人的包括名、利在内的各种欲望,尤其是正当、积极的欲望,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强大驱动力。但是,在人生的征途中,如果一个人的欲望太过分,尤其是追求金钱、享乐的欲望太过分,那就是无异于自寻穷途末路,到头来必然是欲极悲来,悔之晚矣。所以,这里有必要给人们提个醒,在追求欲望的过程中,应该保持时常知足的心态。因为,时常知足,是一切幸福和快乐的源泉!
生活简单,没有负担
简单的生活是快乐的源头,为我们省去了多少欲求不得满足的烦恼,又为我们开阔了多少身心解放的快乐空间。
曾经,在报上读到一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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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岁的佩奇·霍尔度完蜜月回来,发现自己已经被老板炒了鱿鱼。她和丈夫不得不开始盘算如何偿付结婚、度蜜月以及购置新房家具的1.82万美元的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