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从道光年间以来，文武官员饮酒戏乐，轻慢拖沓已成为风气。曾国藩以公正、忠心、诚实、朴素而倡导天下人，即使是做官、领军，也纯粹是一派儒者气象。1861年，他制订了十六条劝勉训诫州县、营官、委员、绅士的规定，并向群众公布。劝勉训诫州县的条文是：“治理官署内务以端正根本，阐明刑律法令以廓清诉讼，重视农业生产以使人民生活富裕，崇尚节约俭朴以保持廉洁。”劝勉训诫营官的条文是：“严禁骚扰以安抚百姓，戒烟酒以警惕懒惰，勤于训练以抵御外寇，崇尚廉俭以使民众信服，勤学好问以增长才智，戒除骄傲、怠惰以端正习俗。”劝勉绅士的条文是：“保护愚昧怯儒的百姓以庇护乡里，崇尚廉洁谦让以奉行公务，禁止说大话以求务实，扩充才识以待来日之用。”
曾国藩的文章精深博大，气势雄厚，是文坛的盟主，而且历时已二十年。
他自己说是粗通文字，由桐城姚鼐先生启发而成。但其宏富的内容、豪放的文笔，是姚鼐所不能及的。当时汉学与宋学的争论最为激烈，曾国藩致力于调和二者，认为义理、考据，一个也不能缺少。他是这样说的：“文章的纯与不纯，只看表现出的道理有多少，以此为差别。所谓表现出的道理多少应分几点，一是深，二是博。后世文章的见解比不上孔子的，或是文章的深度比不上，或是文章的广博比不上。能够既有深度又内容广博，而且文章又不比古代圣贤文章的意义差的，自孟子而下，唯有周敦颐的《通书》、张载的《正蒙》，其文章淳朴正大，立意高远而少有人能与之相比。许慎、郑玄也能做到有深度且广博，但解释古书字义的文章，则失之于琐碎；程颢、程颐、朱熹等也能做到有深度且广博，但训导道理的话语，则失之于狭隘。其他如杜佑、郑樵、马端临、王应麟这些人，能做到广博却不能有深度，那么文章则流于枝蔓太多了；游、杨、金、许、薛、胡之辈，能有深度却不能广博，那么文章则伤于太简易了。因此有了汉学、宋学之分，相互争辩不休。我想名取两者之长，见解既有深度，且引证广博，而写成文章又要做到不堆砌。”
在名他的门下，如李元度、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都是文章写得特人别好的。黎庶昌就说过：“湘乡曾文正公出来后，将姚鼐的文风发扬光大，评将功绩、德行、语言统一到一起，吸取众家所长，沿着前人车轮碾过的痕迹曾加以综合而延用其方法，跨越诸子百家，从因循两汉而返回到夏、商、周三曾代，使司马迁、班固、韩愈、欧阳修的文风，断绝后又再次得到延续，这难国道不是所谓的豪杰之士、才德高尚的人所无法媲美的吗？大概从欧阳氏以来，藩仅此一人而已。”
又说：“曾氏的学问出于桐城。本来就知道他与姚先生的主张相合，而不是不着边际地宣扬自己。遵循姚氏的学说，摒弃六朝以来讲求对仗的习俗，来追求所说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法规越严格则文体越尊贵。遵循姚氏的学说，尽可能地吸取诸位学者多见识、究事理、广辨别、多考证的特点，将其全部纳入于雄奇万变之中，用以矫正桐城派末流空无内容的装饰，其道理互相补充，不能有所偏废。”这是他所推崇的，并不是过分夸奖。当时海禁刚刚解除，有志之士争相学习西方的学术。曾国藩第一个派学生到西欧国家留学，学习学术和技艺，造就的人才很多。他们学一点回来就有用处，后世的人尊称他们为“湘乡派”。曾国藩所着有《求阙集》。
曾国藩临死前所写的遗疏送入朝内，皇上惊悸悲痛不已，停止上朝三日，追赠太傅，按照大学士的惯例赏赐抚恤金，并赐予谥号“文正”，进入京城的昭忠祠、贤良祠予以祭祀，并在湖南原籍、江宁省城建立专门的祠堂。不久，湖广总督李瀚章、安徽巡抚英翰、代理两江总督何靖上奏陈述曾国藩历年来的功勋业绩。李瀚章的奏折大概说：“曾国藩刚到翰林院，就与已故大学士倭仁、太常寺卿唐鉴、徽宁道何桂珍讲习研明程朱理学，约束自己，反省自身，国藩后来实际上得力于这个。他遭逢艰难时世，毅然以天下为己任，将死生祸福都置之度外。他超人的胆识和魄力，在于能够坚持主见，不为轻浮的议论所动摇。用兵江、皖时，陈述四路进攻的策略；剿办捻军时，提出四面逼敌的建议。
之后的成功，不外乎就是这些策略。”英翰的奏折大概说：“自从安庆被攻克收复后，曾国藩督军驻扎于此，整顿吏治，抚治创伤，培养元气’训导下属幕僚就像教育自己的子弟一样’对待平民百姓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繁殖人口，积聚物资，教育培养，百废倶兴。到现在安徽民众安居乐业，都是曾国藩所遗留的功绩。一听到他死去，士民奔走相告，妇人小孩哭泣不已。以遗留于后世之爱而言，自过去的边疆大臣汤斌、于成龙以后，再没有像国藩这样感人至深的了。”何规的奏折大概说：“咸丰十年，曾国藩驻扎在祁门。
当时安徽南北十室九空，从金陵到徽州八百余里，遍地都是太平军，没有哪一天没有战斗。徽州刚失陷时，休、祁一带大为震惊。有的人劝曾国藩将军营移到别的地方，曾国藩却说，‘我初次进兵，遇到危险就退却，以后的事情怎么说呢？我离开这里一步，就没有死的地方了。’敌军到后，四面围攻。曾国藩亲笔写下遗嘱，营帐上悬挂佩刀，从容布置迎敌，没有改变平常的态度。死守了二十来天后，征召鲍超一起大战一场，将敌军驱赶到岭外。以十余年的时间共同诛杀未果的狂妄敌军，曾国藩领军四年，就依次荡平，都是因为他在祁门刚开始时不胆怯，能使敌军胆寒而振作士气。我听说他在京城做官时就很注意用人，出来领军之后也特别勤于考察。只要有一点才能，有一技之长者，无不选拔录用，且又多方培养使之成材。安庆攻克收复，则归功于胡林翼的筹划计谋、多隆阿的浴血苦战；金陵攻克收复，又归功于各位将领，没有一句话讲到他弟弟曾国荃。
他谈到忠亲王僧格林沁、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都讲自己比不上他们的十分之一。清贫俭朴就像穷苦人家，所领的养廉银全部充公使用。没有购置一廛房地、一区田亩，吃饭不国超过四簋，男女婚嫁，不超过二百两银子。留下来的家训，有唐朝杨绾、宋藩代李沆的风格，其中尤为严格遵守、持之以恒的是‘不逛语，不晏起’。以前任两江总督时，讨论研究的文书，条理清楚严密。没有不是亲手制订的章程，没有不是亲自圈点的文书。前年他回任两江总督时，感激皇上恩情高厚，仍然令他坐镇东南，他说自己如稍有怠惰安逸，则内心会深感负疚。他利用工作之余接见各方面的客人，见到后必定要访问周详，殷勤训导勉励。对于幕僚下属贤明与否，事情的原原本本，没有不默默地记在心里的。他患病不起，实在是由于平日事无巨细均须亲自过问，用尽了精力、费尽了心思所造成的。”承奉谕旨在安徽、湖北省城建立专门的祠庙。此外曾国藩曾立过功的省份，皇上均同意一起建立专门的祠庙。他的第二个儿子贡生曾纪鸿、他的孙子曾广钧，都赏给举人，批准他们一同参加会试。曾广镕赏给员外郎，曾广铨赏给主事，都等到了规定的年龄时分到有关部门学习行走。何规、李瀚章、英翰的三件奏折，都交付史馆，用以表示思念功勋大臣有加无已的崇高敬意。
【评析】
在蔡冠洛的《清代七百名人传》中，曾国藩是在“军事”篇中。也就是说，在蔡冠洛看来，曾国藩是一位军事家。但是，他对曾国藩的评价是独具匠心的。他认为，“其居官治军，亦粹然儒者气象”，是一位文人军事家。
蔡冠洛通过摘录曾国藩所作的劝诫州县、营官、委员、绅士十六条，通过引用曾国藩对汉宋之争的精辟见解，通过引用黎庶昌对“曾氏之学”的评价，表明曾国藩作为一名文人，能“挈揽众长，轹归掩方，跨越百氏”，由姚氏启之而又能扩而大之，以文章精深博大、气势雄厚而成为文坛盟主。同时又通过引用李瀚章、英翰、何环三人的奏折，表明曾国藩作为一名政治家、军事家，具有胆略超人、多谋善断、爱护百姓、任人唯贤、清俭廉洁、事必躬亲的气质和作风，因而“居官治军”能功勋显着，泽及后人。
从整篇文章来看，蔡冠洛直接评述曾国藩的地方并不多，但通过摘录、引用，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当然，由于作者的阶级立场，文中有些表述如对太平军、捻军的称谓等自然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阶级的烙印，我们应以历史的眼光，客观公正地阅读这类文章，以此来了解曾国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