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世上任何学问，没有三五年的工夫，说出来的看法一定粗陋可笑。一点正确的意见，只配在理发店与咖啡厅讨论的水准。尤其被称为国粹的儒家学说，要发表哪怕一丁点可取的观点，不说荒谬绝伦，至少难逃拾人唾余的嫌疑，仿佛沙漠中饥渴难耐的老虎逮到刺猬一般的棘手。这只缺心眼的老虎，一定后悔没在旅游书店，买本《刺猬食用大全》以备急用。
不过旁观者自然有旁观者的清醒，就像外国游历者到了陌生国度，许多一望即知的陋习，长期衍生出来的隔阂，会那样的明显刺目，起初小角度岔道上分的手，最后竟是南辕北辙的背离。
话又说回来，初来乍到大清朝的外国人，眼见三寸金莲时的错愕神情，在精于此道的绣花鞋师傅看来，这种认识当然全不可取：这些黄毛妖怪，怎么能看到天朝淑女的娇美尊贵，看懂月牙儿弓鞋的精致，从中品出臭豆腐一样臭烘烘的美来。不过要当心另一种外国人，对扎着长辫的中国人，可以昧着良心说“Beaut i f ul”的客气话。留下这些累赘，方便他们饭饱酒足后浏览非洲难民相片的闲暇心情，随时过来参观鉴赏。
清朝末年，中国人非常体面的儒家文化大褂，面对军事与文化各方面的挫折，捉襟见肘，局促到不成体统的状态。许多以救国为己任的国人都产生了疑问：被看做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为何在西洋文明的冲击下溃不成军、不可收拾？壮硕的母体产下的却是羸弱的婴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儒家学说在历史上起到的反面作用，厌弃了这服十全大补的汤药，儒术成为专制愚民的代名词，人们已经无法希冀从这样的母体中，催生出新生的文明，开始从东方的观望中掉转头来，面朝西方讨取治国安邦的经文。
风水轮流转，在道德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西方学说并不是万能灵丹，代表国学精髓的儒家学说复兴的呼声渐渐回升。沾这种风潮的光，传统服装也有了回潮趋势，原先只在拍艺术照、结婚典礼时节穿出来，之后垫箱底的传统服装，出人意料地流行起来，中西结合、不伦不类的成人礼上有人着装，商业化浓厚的步行街上，出现长袍马褂的影踪，令苦于觅不到素材的记者欢欣鼓舞、趋之若鹜，一路跟拍到底，大谓中华文化复兴有望。那些镜头下的主角更是迈着从古装剧中学来的步子，优哉游哉地捕获众多美女投来的仰慕的目光。大势所趋之下，孔子的标准像也应运而生；不少圣贤的美少女后代袒胸露背，一振国学的颓势；甚至寒假作业要求学生对父母行久已失传的跪拜之礼。沉寂已久的儒家学问，一下子咸鱼翻身，仿佛祖上传下压箱底的宝物，经济窘迫时急急拿出来典当成现钞使用。
儒家学说重新摆上案头，除了潮流回转的因素，还受了经济的刺激。古色古香的传统文化，成为旅游经济的招牌菜与招商引资的极好卖点，好比荤腥吃多了加点素菜调节口味。如果孔子故乡不请一大帮人搞些怪模怪样的阵仗，所谓的儒家经典便会干巴巴的没有嚼头，孔子的魂魄从此找不到了归乡的路途。老百姓谈到儒家思想，并非真想去翻阅散发霉味的线装书，只不过是祖先崇拜的心理作祟，满足与性欲同样固执的而与求知欲貌同心异的文化欲，听到“中庸”几个儒家专用名词，与生活结合观察，稍有所得，像听到相面师傅说到一两点对头，便频频点头称是。用文化来娱乐没什么不对，但文化只能作为一种道具与背景，就像影片选取的外景点。涉及到思想思辨层面，较起真来，当做复兴儒家学问的铺陈，除了要抛开文化在内心端起的架子，还要放弃一定的大脑思维，那真有“你不但侮辱我的人格，还要侮辱我的智商”的嫌疑，使我们不免勃然而大怒。
对于儒家学说，凡在江湖上打出点名头的大小知识分子，赞同也罢，批评也罢，无一例外要发个言、表个态，说出点门道来。连自认对国学不大在行的王小波先生，也猛啃过一阵四书五经、程朱理学，以免被别人批评数典忘祖，能够在大小儒家学术研讨会上，加入讨论的行列，不至于无聊地干坐一旁喝泡茶，给膀胱以及前列腺增加无可言状的压力。
个人对于儒术的认识，仅限中学教科书的水平，了解几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出镜率极高的格言。实际上，对于这个“Bi g probl em”，我根本无法攻城拔寨一样摆平它，最多只能像条毛毛虫一样，在这个烂果子硕大的果体中吞噬钻爬，吃到哪算到哪。也许它根本就是一本陈年烂账，没人有兴趣去翻拣理清，必须目光如炬而又小心翼翼，说不定因为这样蛮干犯起众怒，哪位去撼动这根精神支柱，就算胆大妄为！如果儒家学说是坚固的大厦，蚂蚁怎能撼大树？如果处于摇摇欲坠的边缘，扮演墙倒众人推的角色也不见得高明。对于谁，都是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像头闯进了瓷器店的公牛，谁又愿做那样一头蠢笨如牛的公牛？
和西方严谨精密的学问相比，儒家思想闪光面真是乏善可陈。逻辑简陋，方法单一，结论牵强，一厢情愿式的单纯，老年痴呆式的糊涂，有些部分前后对照自相矛盾，气壮而不理直。儒家学说可取的部分，掺入了大量水分愈加膨胀，每个思想都像没提炼好的矿石，每次引用必须现买现卖式地淘洗一遍，稍有不慎，便会陷入其布好的迷局，彷徨如同当年陆逊在诸葛亮的八阵图中寻求不到出路。
思想大厦不管怎样宏伟，都要建立在切实可信的基本概念上，儒家学说恰恰忌讳这一点，“仁”、“德”、“义”等观念，从发明至今，都混沌笼统甚至自相矛盾。这些本来就含混的概念，被后来儒家学者一再引用，辩论起来各有各的理解与推理。研究者没有一天脚踏实地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而是小心假设、大胆求证一般反过来，踏着高跷作高空表演，功夫高是高，可是看着让人揪心。国人学问少有层层递进的关系，都不信奉笛卡儿《谈谈方法》中四原则中第一条：“凡是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的东西，我决不把它当成真的接受”，至于捕风捉影，以讹传讹，从来没有“把沙子和浮土挖掉”，然后“找出磐石和硬土”（笛卡儿语）。就像笛卡儿批评追随亚里斯多德的弟子：“想出许多难题，要在字里行间搜索，找出祖师爷没有说的，甚至没有想到的解答”，先入为主的概念就像在脑袋上自戴了紧箍咒，想法一越界时便会自然收缩。
因为缺少逻辑，中国文化萌芽后，没有宏大的架构空间让其舒展地成长，有的只是惊鸿一瞥的灵光。正如鲁迅批评的：“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雨果在《笑面人》中谈道：“像印刷术、大炮、气球和麻醉药这些发明，中国人都比我们早。可是有一个区别，在欧洲，一有一种发明，马上就生气勃勃地发展成为一种奇妙的东西，而在中国却依旧停滞在胚胎状态，无声无臭。中国真是一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于中国文化，鲁迅身临其境，洞若观火，看得当然比雨果透彻。但在这个问题上，鲁迅偏重使用的歧途，雨果直指文化缺乏活力，似乎更合要领。
钱锺书在《谈中国诗》说：“早熟的代价是早衰。……中国诗一蹴而就而至崇高的境界，以后就缺乏变化，而且逐渐腐化。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化里数见不鲜。……中国的逻辑极为简陋，而辩证法的周到足使黑格尔羡妒。中国人的心地里，没有地心吸力那回事，一跳就高升上去。梵文的《百喻经》说一个印度愚人要住三层楼而不许匠人造底下两层，中国的艺术和思想体构，往往是飘飘凌云的空中楼阁，这因为中国人聪明，流毒无穷地聪明。”真是要言不烦，一语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