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的贫血症
《围城》一书是钱钟书唯一的长篇小说，也是研究其思想与文学相结合的最好文本材料。在《围城》里，钱钟书的聪明俯拾皆是。掉书袋，掉洋书袋，写《管锥编》写多了，也无妨。
书中人物多是知识分子，写得也是惟妙惟肖、呼之欲出。男主人公方鸿渐是个不学无术但又不甘寂寞的人，每每发表高论似乎看破世尘，却总是被现实教训得体无完肤。还有众多的其他人物，各自担当了知识分子（《围城》里只有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一种或几种的性格。他们相互冲突，彼此勾结，仿佛一卷知识分子的生态图景。
但钱钟书在知识分子人物上描写得越生动，越让我确认其贫血症的存在。因为这本书似乎该是在讲一个存在主义命题：围城。城里的人想冲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这是一个多么苍白的命题啊，它的含义怎样才能进一步引申呢。
《围城》只不过在揭示各个知识分子的各种性格，人人都有缺陷，而最正派的人物居然就是方鸿渐了。他能采取批判和自我反思的方法来看待事物，能在高校长、报社及老婆的姑妈面前采取高姿态，能不与李梅亭这样的龌龊之辈同流，还能看破婚姻等。作者显然是通过方鸿渐及第三人称的叙述采取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
可惜的是，这种批判现实和“围城”命题有何相干呢。作者论及“围城”，还说过另一个比喻：笼中的鸟想飞出去，因为觉得不自由；而笼外的鸟却想飞进来，因为可以有吃有喝。可惜的是，这和知识分子的现实生态有何关联呢，难道就是为了说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名达天下与归隐山林之间的辩证关系吗？
作者之所以要把这部长篇叫做《围城》，恐怕正是私下嫌自己的作品没有一个好主题，完全不知这种对知识分子的现实批判能有怎样伟大的内涵，又不甘于自然写实般一路下去，就弄来个貌合神离的名字和命题张冠李戴。纵然文中有再多的至理名言、人情练达、聪明论调、文化比较、中英混杂，却更加证明了其贫血症的毋庸置疑。
文学评论家的大毛病
那些文学评论家把国内的文学作品当成了可以任意评论的狗屎，把自己当成了作家们的先师。
他们自己对现实不敢指手画脚，却说作家不能面对现实，批评后者只把文学当文学、不把文学当政治。
他们自己对国外文学大家的作品不敢菲薄，就一定要把这种菲薄的欲望发泄在国内作家身上，从此国内无大家。他们其实是把自己当成了外国大家在中国的代理。
他们自己对文学理论毫无创新，却要求作家写出新路子，否则就是重复、复制。
给这些文学评论家的建议是：
你们是不是先看看自己的那些理论里有啥新鲜玩意儿，没有也别老是抄西方的。尽可以说现代文学批评就是起源于西方的，但是否也能搞出些中国化的禅佛来。
你们是不是在应用文学批评理论评论现当代国内文学作品之前，先应用到西方文学作品身上。尽可以说说，不用怕西方同行说得更好、更到位而使自己面子上过不去。
你们是不是先学学政治社会学，先对当下国内政治制度和政治人物批评一番，然后再到中文系、再搞文学批评啊。
文学评论家的这个毛病反映到文学本身，就是圈子。文坛就是一特大号的圈子，大圈子套着小圈子，圈、圈、圆、圆、圈、圈。
于是就有了韩（寒）白（烨）之争。作为文学评论家的白烨说圈子外的韩寒虽然进入了文学，但没有进入文坛。这意思就是说，连圈子、文坛的界定权都是掌握在文学评论家手里的。
在这里，可以看到政治的泛化、文学理论的滥用、代理意识。
把文坛搞得就像一个政治争斗场，这一向就是文学批评家的拿手好戏。文人本相轻，文学评论更是能建立起一个个帮派了。
当一个文学评论家，最简单的理论建树就是按年代分类，什么新生代、晚生代、八○后，还恐龙、白垩纪呢。而最无耻的评价标准就是圈内圈外了。由此衍生的还有：读物与文学，畅销与经典，写手与作家，另类与边缘。
而那副代理的嘴脸也更全面地表现了出来：
对于国内文学，他们是国外文学的中国首席代表；
对于文坛之外，他们是文坛的当然代理；
对于读者，他们就是整个文学的总代理了。
过于聪明的批评家
批评家王彬彬的一篇文章《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写得很到位，把中国作家的聪明糊涂之道讥讽得体无完肤。想看的可以到网上搜，我也是这样得以瞻仰的。
王彬彬在文章里说：“近些年，我常有一种感慨，这就是：中国当代的一些作家，一些文人，实在是过于聪明了。这里的聪明，是指一种做人之道，一种生存策略，一种活命智慧，一种处世技术……
“中国当代的一些作家，一些有大名的文人，真可谓已臻于炉火纯青的至境，已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
“有研究者说，鲁迅是深通世故而不世故。鲁迅的不世故，是偏不世故，是拒绝世故，是不屑于世故……
“有论者曾对中西两位文化先圣孔子和苏格拉底进行过比较。苏格拉底在法庭上拒绝宣誓改悔，从容地面对死亡。……而中国的孔子，则教导人们，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比起苏格拉底，孔子显得很富有现实感，很善于识时务，很聪明……
“在1994年3月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我读到萧乾先生的《给青年朋友们》一文，其中有些话颇令人寻味。例如，萧乾先生在对巴金先生的大力提倡说真话称赞之余，却做了点保留，改成要尽量说真话，但坚决不说假话……这里其实涉及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一个重大的道义问题。如果说真话是一种绝对命令，那么，便不管后果如何，都要坚持把真话说出来。然而，在萧乾先生看来，显然原则、道义，在个人的身家性命前，都是次要的……
“王蒙先生在1993年第1期《读书》上发表《躲避崇高》一文，对王朔表示了赞赏。其中有几句关于王朔的话也很耐人寻味：他不像有多少学问，但智商蛮高，十分机智，敢砍敢抡，而又适当搂着 ——不往枪口上碰……王蒙对王朔的不少评析，都大体可用于王蒙自身。在王蒙与王朔的小说之间，的确可找出不少相同、相通、相近、相似之处，那种机智那种调侃，那种油滑，那种极度膨胀的叙事话语……
“近些年来，老有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不满意，老感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有着太大的差距，老盼望中国文学能早日与世界文学接轨、同步。其实，中国文学之所以难得有大的成就，原因之一，便是中国作家过于聪明了。形而下的生存智慧过于发达，形而上的情思必定被阻断、被遏制；内心被现实感被务实精神所充塞，非现实的幻想和不切实际的瑰丽的想象必定无存身之地。在技术性的生存上，在名利、地位上，在立身处世上，聪明确实极有用，但在真正的文学成就上，聪明终会被聪明误的……
“什么时候中国作家不再那么聪明了，什么时候始可谈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同步。什么时候中国文人不再那么聪明了，什么时候始可指望人文精神的重建和高扬。”
引用了这么多，是为了不被认为是断章取义。王彬彬对中国作家的“聪明”气质和习气的批判入木三分，却不知自己作为文学批评家也是中国作家之一。所以，他的这篇文章应该视作自我反省式的批他。
“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中的关键词是“过分”，那么不过分的聪明是个啥呢？我认为根本就不存在聪明的过分与不过分，只要是聪明，一定是向着过分而去的。聪明的意思就是能适应环境，并能够得到因适应环境而改变自己人性后的补偿。当屠刀横在面前，能坚持正义的毕竟是少数，否则何以体现专制者的残暴？
中国当代的作家，有大名的文人，能被批评家注意到，被注目地骂，就是因为比较聪明才冒出头来。
鲁迅是那个类似战国时代的人物了，举出来并不能针对当下说明什么，如果有一个在专制环境下也能深通世故而不世故、偏不世故、拒绝世故、不屑于世故的，倒是可以拿来说说。中国文人的鲁迅情结很深，原因在于他们（我们）在现时代找不到一个相当的人物来代替。
巴金的说真话也是事后的，而且只说到“文革”为止。这样的真话是否有意义呢？萧乾要尽量说真话，但坚决不说假话。只要这样的坚决是针对当代的，就不错了。对于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来说，牙齿已经松动，眉毛也已白尽，还能要求多少呢。
王蒙对王朔的赞赏不仅耐人寻味，也是发现了自己的接班人。王蒙与王朔都是极聪明的中国作家，成名早而大，占尽风光。聪明的作家有着聪明的文学风格，作为一种风格没啥好指责的。不能因此就恨铁不成钢，没想多伟大又怎么了。
把中国作家不再那么聪明当成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同步的必要条件实在幼稚、可笑。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差距是中国社会与发达社会之间差距的一个表征。批评家总是想就文学来谈文学，是永远也谈不清楚的。
至于人文精神的重建和高扬，这个在中国从来就没存在过的东西又如何重建呢？而高扬就更奇怪了，谁能说清楚什么才是人文精神呢？
再引《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里的一段文字吧：“王朔的确是高智商的，是极识时务的，是太有现实感的，是过人聪明的，王朔看起来什么都敢骂，什么都敢亵渎，但其实他是很懂得分寸，很善于掌握火候，很能够认清对象的，他是先估量了对手再行事的。他明白什么东西可以骂可以亵渎，但在骂时亵渎时要适当搂着，什么东西骂时亵渎时不妨任意尽兴。例如，在碰到知识分子时，碰到书生时，则像阿Q碰到尼姑一样，不妨痛痛快快地骂，痛痛快快地亵渎、嘲弄、挖苦，因为这些人，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是原本就可以被任意欺侮的。”
其实，王彬彬所骂的中国当代作家也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书生”、“尼姑”与“手无缚鸡之力”，所以王彬彬尽可以痛痛快快地亵渎、嘲弄、挖苦、任意欺侮。
说到中国作家，也是在政治、市场、文坛的夹缝中求生存，好比野草，落地生根，已经殊为不易。于是，越是地位渺小低下，写出来的东西就越豪放、洒脱。越是著名、有地位，写出来的东西就越有那么股高屋建瓴的聪明劲儿。
让中国作家有什么社会理想，纯属痴人说梦。那么，王彬彬是痴人吗？不是。文学批评家（如王彬彬）就是想拿作家当枪使，批评作家不直面专制、不裸身叫战；而至于他自己，却可以躲在二线吃干酪。这就是批评家的策略了。
广告代言时代
商业文化对汉语的需要就是：吆喝。只是这吆喝是充满视觉冲击力和蠢蠢欲动的性感刺激的广告罢了。
听听老北京的那些吆喝声，土得掉渣儿的艺术，和现在的土家烤饼差不离儿。而广告在现在和可预期的未来也是一门绝对的主流艺术。广告艺术家到那时肯定会比电影表演艺术家更吃香。
说到广告，我立刻想到了那些凤毛麟角的时代格言。像：“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改成Lenovo呗。但这条广告语实在太经典，世界人民都舍不得失去联想，只得让联想把IBM给收购了。
澳柯玛冰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然后新飞冰箱就说，“广告做得好没有新飞冰箱好”。
Solvil Titus（瑞士牌手表）的广告这么说：“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自从小两口们有了这句座右铭，社会的离婚率也提高了不少吧。
还有更绝的，“不求最好，只求最贵”。但这话不是广告词，是电影《大腕儿》里专门用来讽刺广告词的。
没想到为时代立言的工作竟然被广告承担下来了。想想所谓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如今只要把“忧”换成“优”，不就是很好的广告词吗？
这些广告词除了为时代代言外，还让我们懂得了活学活用汉语能带来巨大的商业价值。那些广告词的创造者不仅不拥有著作权，就连署名都不行。他们是无名的汉语大师。
而更多的广告词还是依靠改造传统汉语（成语）来博得一些惊异的蓝绿眼球。
好色之“涂”（涂料广告，来自“好色之徒”）；
“咳”不容缓（止咳药，来自“刻不容缓”）；
口服心服（某矿泉水的，来自“心服口服”）；
